正文 第11章 新世紀:中國股市一路走好(中)(2 / 3)

四是分散風險。股票市場在給投資者和融資者提供投融資渠道的同時,也提供了分散風險的途徑。從資金需求者來看,通過發行股票籌集了資金,同時將其經營風險部分轉移和分散給投資者,實現了風險的社會化。從投資者角度看,可以根據個人承擔風險的程度,通過買賣股票和建立投資組合來轉移和分散風險。

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的曆史已經證明,中國經濟要繼續保持較快速度增長,必須在傳統的財政和金融資源投入外,建立新的調動資源的機製。這一新的配置資源的機製,便是股票市場。

中國金融體製長期處於一種“弱財政,強金融”的格局,這種格局對短缺經濟下的宏觀調控比較有效,但在經濟不景氣時便難以奏效。因為經濟低迷時,往往表現為總需求不足,而不是利率過高抑製了經濟,這時降低利率,放鬆銀根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往往不理想。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可以直接擴大需求,但要有一個強大的財政作保證。在這種背景下,積極有序地發展證券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不僅對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手段和效應有很積極的意義,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弱財政,強金融”的格局。因為證券交易印花稅已在稅收總量中占據了重要份額,市場繁榮無疑能使財政收入大大增加;同時,一個繁榮的證券市場,能擴大直接融資比重,這不僅能降低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化解銀行的金融風險,而且能改變間接融資唱主角的不合理融資結構,使政府又多了一種宏觀調控的渠道。

股票市場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有利於經濟結構的調整。過去我國主要靠投資增量調整經濟結構,由於政府投資占社會投資的比重較大,政府可以通過調整投資結構來直接調整產業結構。現在,投資主體已經分散化,政府投資占整個社會投資的比重很小;並且,市場出現普遍過剩,通過增量調整會受到市場需求的限製。因此在內需不足條件下的結構調整主要應通過資產存量的調整來實現。在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的條件下,這種存量調整隻能更多地依靠資本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來進行。其次,我國過去的經濟結構失衡,主要表現為各產業之間比例和結構的不合理。調整的方式也主要是擴大短線產業,抑製長線產業。現在在相對過剩的經濟條件下,經濟結構問題主要不是產業之間的數量和比例問題,而是產業結構需要從整體上升級換代。從我國長期的結構調整經驗來看,利用傳統的信貸市場,對結構調整的作用不大。而從財政政策方麵來看,我國一直使用財政投資、財政補貼和財政貼息的辦法來進行經濟結構調整,但目前財政貼息存在貼息範圍狹窄,貼息資金難以到位的問題。而證券市場卻能通過資金的優化配置達到經濟結構調整的目的。據統計,5年來,我國證券市場共為高新技術產業發行股票籌集資金170億元,超過同期國家預算內更新改造的總和。證券市場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可見一斑。

當今的世界正走向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開放中的中國不可避免地要融入到這個體係之中。為了適應這一變化,我們必須加緊調整產業結構,實現產業升級,包括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股票市場具有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可以為此作出應有的貢獻。例如,在發行上市方麵,可以更多地向高新技術企業和技術創新能力強、符合經濟結構調整方向的企業傾斜;在兼並收購方麵,可以讓更多的高新技術企業和技術創新能力強的企業通過資產重組的方式實現上市,同時要建立和完善退出機製,讓不符合經濟結構調整方向、長期虧損的企業退出證券市場;在投資取向方麵,引導並監督上市公司將募集的資金投入符合經濟結構調整方向的項目和研究開發上。

國企改革現在已經到了攻堅階段,而為國企改革服務是證券市場的一項重要任務。在國企改革中,通過證券市場切實有效地轉換企業經營機製,建立產權清晰、政企分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製度,組建以資本為紐帶的企業集團,是一條最基本的途徑。以往,上市公司隻看重證券市場的籌資功能,而忽視通過發行上市來重建企業的組織架構和轉換經營機製,更不注意如何規範自身的行為,這顯然是沒有全麵認識證券市場的功能,更沒有有效地發揮證券市場的作用。隨著證券市場的功能與作用日益加強,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製將得到有效地實施,對於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具有不容忽視的作用。

中國股市走向成熟

中國股市經過10餘年的發展,到現在已初具規模,但與西方成熟市場相比,卻還存在著許多的不足,並且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體態勢以及中國經濟改革對股市的要求相比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顯然,中國股市還有待成熟,而走向成熟的關鍵,我們認為一是要規範,二是要發展。

1995年底以前,中國股票市場處於試驗階段,管理層強調要規範。1996年以後,管理層提出要發展的目標,明確指出證券市場要“穩步發展,適當加快”。由此可見,規範和發展,是中國股市的兩大關鍵。並且,發展與規範是相輔相成的,規範是為了發展,發展必須規範,二者缺一不可。

到1994年,美國股票市場的市價總值為45000億美元,日本為35000億美元。從市場規模看,我國股市隻有美國的1%。到1994年底,美國、英國、日本、德國、新加坡等國家股票市場的市價總值平均達到同年這些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16%,而我國隻有10%。可見我國股市規模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並且,我國股市不僅規模小,而且構成偏倚。上市公司偏倚於商業、輕工業,而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行業的企業很少上市;在企業規模上偏重於中型企業,而大型特大型企業很少上市。根據“資產選擇理論”,股票之間相關度越低,分散風險的效果越好。我國股市由於規模小,構成偏倚,導致企業之間相關程度較高,呈現“板塊現象”,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難以通過多樣化投資組合分散風險。而且,由於市場規模小,易被大戶操縱,致使股市風險較大。

最不規範的是,我國一直是按投資者身份劃分股票類別,將同一公司的股票按投資者主體的不同劃分為國家股、法人股、個人股和外資股,有的流通,有的又不流通,並且同股卻不同權,不同利,明顯不符合市場經濟公平公正競爭的原則。在西方發達國家,股票所代表的權益隻是根據持股量的變動而增減,而不會因持股人身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實行的是同股同權、同股同利、同股同價。在我國,因持股人身份不同,同量股票所代表的權益不同,同股往往不同權、不同利、不同價。首先從股票的取得上看,國有股是以國有企業曆年的國有資產總額,主要以國定資產作價入股的,其價格等於麵值;法人股是以法人組織(也有個人)按麵值或低溢價購買的;個人股的取得通常是在公開競價,在企業淨資產基礎上高溢價高成本購買的。三者之間其成本存在著很大差異,呈同股異價異值。其次從股份的流通轉讓來看,成熟和規範的股市要求交易規則單一,而不是多軌,不能以所有權性質決定股票可否交易。股份的自由轉讓是股份製的一個最基本原則,股份隻有自由轉讓,才能使資產存量流動,優化資源配置。我國目前隻允許個人股上市流通,其他國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處於沉澱狀態,造成國有股、法人股與個人股不平等的地位,使國有股、法人股失去了保值增值的機會,損害了國家和企業法人應享有的股本權益。再從股利的分配看,很多上市公司采取向個人股派送紅股,向國家股、法人股派發現金,同股不同利。我國特殊的股權結構且同股不同價、同股不同權、同股不同利,由此生出了種種弊端。個人股的取得是通過高溢價高成本購買的,這就使得個人入市者無法靠長期投資取得回報,而隻能寄希望於從炒作中謀求差價利潤。而且公眾是以低成本的國有股、法人股不上市流通為前提接受這種高溢價的,而龐大的公有股存量又給社會公眾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這又使股民不願做長線投資,市場炒作之風盛行,妨礙了股市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