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命力的文明不在於它有多麼強大的外表，而在於它擁有多大的胸襟和寬容度。中華文明曆經五千年風雨而不衰，是因為它選擇了以儒家為主體的傳統文化。儒家文化以海納百川之勢，遵循“拿來主義”的原則，兼收並蓄，吸收包容道家、法家、佛家等各種思想文化，納天地精華於宇內，汲萬千變化於淡然。中華文明也在這種包容的文化氛圍中，以一種開放的姿態傲然綻放於世界舞台上。
曆史選擇了這塊“海綿”——儒家文化
當尼羅河的金字塔孤單地守護埃及風化了的古老文明，當巴比倫的空中花園隻能靠後人想象來維持對古老盛世的眷念，當印度恒河水流淌的記憶幾經外族入侵而中斷，當瑪雅的最後一個城邦在西班牙人的炮火中灰飛煙滅時，隻有中華文明能描繪出一條清晰的起伏脈絡呈現給世人。站在那些隻剩下幹澀想象的文明廢墟上，回過頭來看世界文明的漫漫行程，整個過程如同一場剪輯過的電影，片中的配角在情節結束後便隱匿了行蹤，隻有主角伴著觀眾直到最後。
文明始終是一個龐雜的東西，和人一樣，從不同的側麵來看都有不同的表象，隻有把這些不同的表象綜合起來，才能更靠近真相。因此，在這裏我們隻有從已逝的古老文明中嗅出風化後的味道，才能發現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圖騰。當西班牙的炮火讓瑪雅人聞到脖子下黃土的味道時，中國人卻從百年憂患中重新張開眼睛看世界。印度文明則像極了一個上身穿西裝，下身穿短褲，腳上穿著拖鞋的人，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有視覺斷層的感覺，缺少連貫性，中國文明卻一直生生不息、連綿不斷。在這裏，中國人並非在自我誇耀，隻是想從事實中尋找文明深處最堅韌的核心。
每一種文明都有屬於自己的特色。有人說日本是洋蔥頭文化，一層層地往裏剝，到最裏麵發現沒有核心，外麵的那些皮都是從別人那裏借鑒過來的，散發著不同的味道。從另一個角度看，日本屬於儒家文化圈，它的學習借鑒能力恰恰說明了儒家文化開放的特性。作為儒家文化的發端，中國傳統文化是一段儒家文化和各種不同文化水乳交融的結晶。不管曆史上任何外來文化以怎樣的形式傳入中國，其最終的結果都是被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所融合。文明如同一眼泉水，需要不斷地更新，才不會成為死水。它的活力不在於有多強大的外表，而在於擁有多大的胸襟和寬容度。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在相對獨立及封閉中發展起來的，但在遇到不同文化時總是以其開放性和兼容並蓄的姿態不停地接納。這種包容性來自儒家求同存異的訴求，而求同存異的胸懷來自於儒家的天下一家思想。親睦眾生、和合萬邦是儒家一貫的主張。《論語·學而》有載：“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泛愛眾”便是愛所有的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萬物一體，天下一家，萬國一人，這便是孔子的弟子子夏後來發展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理論前身。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道兼具不同韻味的菜，但不是簡單的拚盤。從角色上來講，儒家文化是一個技藝高超的廚師，取東家之長，融西家之妙，方成這道色香味俱全的“大菜”。在中國古代，儒家學說占據著封建意識形態的製高點，它就像一塊可以不斷吸水的海綿，不斷地從道家、法家等文化中吸收養分，最後，這些文化水乳交融，渾然一體。它們作為文化的主體和各個少數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漸彙成中國傳統文化。鋤頭和犁耕耘出來的中原文明遠比四方“蠻夷”文明的發展程度要高得多，因此，中國素有“天朝勝國，禮儀之邦”的美譽，由此形成了較為強烈的文化優越感。
雖然儒家文化曾與中亞、西亞的草原文化以及南亞次大陸的佛教等異土文化有過衝突和交流，但儒家文化始終保持著自身的基本風範和穩定的精神結構。外族入侵中原之後，固然可以在一定時期內取得一定的軍事優勢及政治優勢，但在文化上難免失去自身的優勢。一些“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同漢族封建統治者一樣深知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對鞏固自己的政治統治、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的重要性。所謂“儒者其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原，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因此，遊牧文化一旦與深深根植於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土壤中的儒家文化發生交融，便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儒家文化如同太極拳，太極拳剛柔並濟，聚力量於無形，藏大氣於胸中。儒家文化則納天地精華於宇內，汲萬千變化於淡然。
宋朝時，開封曾有很多猶太人，但現在他們後代的身上再也沒有猶太文化的痕跡了。在開封現存的猶太教寺院裏，竟高懸著“識得天地君親師，不遠道德正途；修在仁義禮智信，便是至賢源頭”這樣的對聯，儼然儒家正宗。猶太民族是三千年的曆史長河裏“旋渦中的軟木塞”，他們受盡鄙夷欺壓，卻頑強地生存下來。猶太文化本身的流浪氣質賦予了它較強的凝聚力，但猶太人來到中國後，猶太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充分融合。如今看來，它基本被儒家文化同化了。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在全球顯赫一時，進入羅馬帝國，促成了羅馬家族製度的崩潰。但是當它在明末清初踏上中國時，卻未能撼動中國的宗法家族製度和文化體係，相反，基督徒不得不順從中國的家族製度和儒家的綱常倫理，才能在中國待下去。
中外文明最為壯觀的一次衝撞和交彙即佛教傳入中國時。兩漢之際，佛教傳入中國，在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中，曾受到本土文化——儒、道兩家的抵抗與排斥，後來，佛教逐漸與儒道文化相融合，一步步地中國化。其實，站在曆史的一個製高點上，我們可以發現，傳統文化對外來的佛教文化雖然采取了抗拒的態度，但它還是有選擇地吸收、容納了佛教中有價值的或先秦以來傳統文化中所欠缺的東西，最終創造出融彙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新形態。
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有時表現為謙虛，有時表現為固執，有時表現為順從，有時表現為認命，有時表現為果斷，有時表現為遲疑，有時表現為進取，有時表現為保守。這些特性使得中國傳統文化的吸收包容能力更有彈性。這種包容性與開放性在“胡服騎射”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中原看來，四方非“蠻”即“夷”，而趙武靈王的舉動實屬非常之舉。過去史書多讚揚商鞅變法，其實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更能展示中原文化的氣度。近代史學家梁啟超曾評價說：“七雄中實行軍國主義者，惟秦與趙……商鞅者，秦之俾斯麥；而武靈王者，趙之大彼得也。”他甚至把這位堪比俄國彼得大帝的趙武靈王盛讚為“黃帝之後第一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