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黃遵憲的才識遠遠不止於做一個讓曆史記住的詩人，他的才識是超乎常人的。光緒二年黃遵憲第一次見到李鴻章，當時李告在座的鄭藻如稱黃為“霸才”。李對黃的第一次見麵便有這麼高的評價，可見其不凡。黃的才識的確不僅在文學和詩上，其表現為全麵的和特出的。這是那個時代的創造一一一個希望創造奇跡的時代，總是首先創造它的創造者。
這些年國內對清末政治家曾國藩的興趣驟然升溫，曾的各種文集相繼重複出版，似乎對他的評價也有了很大的改變。就此事而言，想起黃遵憲對曾的評價上來，益發顯示出這位詩人不趨同、不媚俗的獨立人格精神。事情緣起於早年梁啟超想寫一本《曾國藩傳》，就曾的為人的評價征求過黃的意見。黃為此給梁寫了一封很長的複信：“仆以為其學問皆破碎陳腐、迂疏無用之學，於今日泰西之哲學，未夢見也”，“此其所盡忠以報國者，在上則朝廷之命，在下則疆吏之責耳。於現在民族之強弱，將來世界之治亂，未一措意也”，“所學皆儒術，而善處功名之際，乃專用黃老；其外交政略，務以保守為義。爾時內戰絲棼，無暇禦外，無足怪也；然歐美之政體，英法之學術，其所以富強之由，曾未考求，毋乃華夷中外之界未盡泯乎？凡吾所雲雲，原不可以責備三四十年前之人物。然竊以為史家之傳其人，願後來者之師其人耳，曾文正者，事事皆不可師。而今而後，苟學其人，非特誤國，且不得成名。”
這些見解的批判精神非常鮮明。但他不是對前人作超越曆史背景的要求或指責，而是充分考慮到彼時彼地各種條件造成的局限性。但是他仍然認為曾國藩的學問立足於儒家不僅支離破碎而且陳舊保守。曾國藩最致命的弱點則是不了解世界，對國外之事一無所知，作為一個政治家在近世而缺乏全球觀念則是極大的缺陷。黃遵憲認為曆史的作用是使後來者有所學習有所借鑒，但是，若“曾文正者，事事皆不可師”，學他就會誤國，且對自己也無益。由此可見黃遵憲卓然自立的超人膽識。其他等等，還有很多，如他在日本、朝鮮等國際關係問題上給予朝廷的建議等，都證明他的經驗與學識絕非一個“詩人”（不帶任何貶義）所能概括。事實上，1898年2月光緒皇帝調閱他的著作就不是把他看作詩人。這位皇帝不是像嗜才、也顯才的風流天子乾隆那樣出於對詩才的器重而和他切磋詩藝的。光緒是亂世天子，焦頭爛額的國際國內種種事務，使他早已失去承平帝王那樣的閑情與雅致。他的想起黃遵憲，是他對這位熟練的外交官的才識早有風聞，而且他聽說這位幕僚有那樣的一本書，這本書不僅介紹了作為同一人種和同一文化根源的亞洲近鄰的山川風物、曆史現實和典章製度，而且還對它的興盛和皤起有著精當的論析一一立誌救亡興邦的皇帝，想聽聽這位知識分子的意見以便對自己的決策有所禆益。這樣，就有了本章開頭講的那件“命樞臣進《日本國誌》”的記述。他不是想起大清國中還有這麼一位詩人，這位詩人不僅五言古體寫得漂亮，還會寫一手工整的七律，還倡導過什麼“我手寫我口”，等等，完全不是！
這種關於“他是詩人”的評說，是百年之後我們的事。是我們發現在別的方麵無話可說，或者是，我們感到了曆史的沉重和無情，感到了一切是欲說還休，才想起了詩這麼一個“微不足道”的話題。許多深諳社會和文學的人都知道，詩是一種文明的象征，它往往能夠代表一個社會的精神存在。它可以作為文明的燈盞在那裏無限延伸地點燃著，代表那個時代不滅的光焰，它有時更是一個良知在那裏思考和發言。對於一個社會而言，詩盡管“微不足道”，卻並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存在。詩是一種最後的支撐，當一切都不存在的時候，詩存在著，所以說：屈平辭陚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但是，誰都明白，如同詩不會亡國一樣，詩也未能救國。當強鄰壓境的時候，在渤海和黃海迎戰敵艦的還是北洋艦隊。對於瀕臨滅絕的中國最後一個王朝衛護和圖強的力量，不是詩，不是靠情感的抒發，而是實際的決策和行動，而是實力和士氣、軍艦和遠射程火炮！可是，1898年的中國卻拒絕了一切，惟獨承認“百無一用”的詩！
盡管有時人們會說，給我一個雪萊，給我一個莎士比亞，我將如何如何，但這時的中國，當丁汝昌的身影隨同那些威武的北洋艦隊一起在黃海的滔天巨浪中沉沒之後，人們的期盼依然是堅強的鐵甲和沉雄的大炮的轟鳴。然而中國沒有！一個社會忽視和拒絕詩人，特別是畏懼詩人的聲音並試圖取消這種聲音，是這個社會的悲哀。但是，一個社會如果僅僅剩下了詩人，忽視和棄取對社會的生存和發展來說更具有實效的一切，那更是這個社會的悲哀。這種忽視和棄取，若是涉及對這個社會的存在來說至關重要的智慧的大腦和行動的中堅，並試圖取消和清除他可能對社會的發展施加的影響力，那兒乎就是一種災難！
人們在黃遵憲寂寞死去時發出的“才大世不用，此意誰能平”和“屈原思張楚，不幸以騷鳴”的慨歎，乃是對一位經世的人才受到埋沒，而獨獨實現了一位才華詩人的慨歎。那時代就這樣輕易地埋葬了一個“簕才”，而不無淒愴地為我們留下了一個“詩才”。
詩是最後的方式
當然，作為詩人，黃遵憲仍然是驚才絕豔，仍然是開一代詩風的卓越詩家。他一生奔波，建樹亦廣，但不曾須臾和離開的唯有詩，詩是他至尊至愛的能夠給他的仕途失意以慰藉的唯一的朋友。詩也是他繼續關懷國家和社會命運的最後的方式。
1898年動亂之後，他回到家鄉，正是百花凋零秋葉瑟瑟的悲涼季節。一生在外忙碌，一時閑散下來，回想這一年發生的激變，心中懷念著那些死去的和流亡各地的朋友，有一種抑製不住的悲愴。從北方南下的孤雁在雲端發出悲鳴，似是呼應著他的內心的不寧。他寫了題為《雁》的這首五言詩一一
汝亦驚弦者，來歸過我廬。可能滄海外，代寄故人書。四麵猶張網，孤飛未定居。匆匆還不暇，他莫問何如。
一方麵以驚弓的孤飛者自況，一方麵則是為飄零滄海之外的故人牽心。難道是他們讓你給我帶信來了？四麵正張著網羅，黑暗勢力還在逞狂，一切依然是在倉皇之中，一切都不要問，一切也都說不出！
1898年的災難，畢竟最後完成了一位詩人。中國詩史有過一句成語，叫做國家不幸詩家幸，詩人因為國家的危難而顛沛流離，但詩人也從這種不幸之中得到了不幸的詩情。1898年，一個被貶斥的官員回到了他的家鄉，一生的抱負和理想變成了夢幻，他終於有機會靜下心來，把這一切的追求與失意，激情和悲哀，通過詩句的排列和組織，緩緩地從筆端流淌出來。
政治上的失意在詩歌上得到了補償。繼1898年《紀事》、《放歸》、《九月朔日啟程由上海歸舟中作》、《到家》、《感事》一係列作品之後，他的詩興一發不可收拾。第二年，即1899年他迎到自己詩耿創作的新的高潮期。這一年，他有兩大組詩創作出來，這就是《己亥雜詩》89首和《己亥續懷人詩》24首。這些詩，寄托了他畢生的情懷與思致，詩歌所反映的時間跨度極大，是他一生行止的藝術概括。詩歌所包容的內涵也極廣，豐富的人生閱曆，從兒時的追憶，到政海的波瀾，諸多的短篇彙成為史詩般的巨製。這些詩是黃遵憲詩歌藝術達到新的高度的標誌。
1900年，即進入20世紀的第一年，這是黃遵憲一生的創作的鼎盛期。這一年元旦，黃遵憲開筆作《庚子元旦》詩，這是他獻給20世紀新太陽的第一聲問候。他的問候並不是歡愉，依然是心事鬱結的沉重一樂奏鈞天夢裏過，瀛台縹緲隔星河。重華仍唱卿雲爛，大地新添少海波。千九百年塵扨末，東西南國戰場多。未知王母行籌樂，歲歲添籌到幾何。在這首詩中，他用瀛台表達對受囚禁的皇帝的思念，他也借此表達了對於不平靜的20世紀的最初的愁思。他雖身居鄉野，依然心存魏闕。朝廷的每一個重大的舉動，牽縈著他的一些愁心。他對他為之獻身的社稷生民，都有充滿情感的文字的反映，從京中義和團起事，八國聯軍入犯京師，聞車駕西狩，聞駐蹕太原，聞車駕又幸西安，天津紀亂十二首，等等。這麼密集的詩歌紀事，說明他的鄉居生活並非與世隔絕，而是從未止息的激蕩不寧！
在與黃遵憲的文字交往中，最密切的一位朋友是丘逢甲。前已述及，黃遵憲於戊戌京變後被發落回家，在家鄉修築他避亂的窩居時，丘逢甲為之寫了一對聯：“陸沈欲借舟權住，天問翻無壁受嗬。”這些話使他心動，黃當然引之為知心。事隔二年，到了庚子年間，國亂未已，補天乏力，也許是心存憂患而無從宣泄吧，這一二年間，他們的文字往來是更見頻繁了。這一年的開初，滿懷愁緒的黃遵憲提筆給他的朋友寫了一首詩，這就是《寄懷丘仲閼》：
滄海歸來鬢欲殘，此身商摧到蒲團。哀弦怕聽家山破，醇酒還愁來日難。繞樹烏尋誰屋好，銜雛燕喜舊巢安。朝朝曳杖看山去，看到斜陽莫倚欄。在這首詩裏，我們可以得知，盡管賦歸之後他立定決心撫平心靈的創傷而做到“忘卻”，但事實卻是：未能忘卻。對於始終以國家社會興衰存亡為畢生追求的愛國者，他所擁有的隻能是永遠的記憶和始終的激蕩不寧。
這一年秋天到來的時候，漫長的幹旱結束的一個雨晴的日子，丘逢甲訪問了人境廬。他們有過一次深情的對酌。酒後，丘留下了兩首詩章，其中一首用“江陽”韻，是這樣的：
忍把乾坤付睡鄉，登樓休負好秋光。黃龍約改清鍾酒，白雁聲催故國霜。老樹半凋開遠目，菊花無恙展重陽。美人消息來何暮，悵望秦雲各盡殤！丘逢甲的詩再一次撩撥了黃遵憲的滿腔悲愁，他於是展紙臨墨寫了一首：《久旱雨霽邱仲閼過訪飲人境廬有詩並慨近事依韻和之》，其中一首也用的“江陽韻”：
生菱碎盡臍湖光，未落秋花半染霜。舉目山河故無恙，驚心風雨既重陽！麻鞋袞袞趨天闕，華蓋遲遲返帝鄉。話到黃龍清酒約，唏噓無語忍銜觴。
秋天的蕭瑟喚起他們人世蒼茫的悲秋情懷，但字裏行間跳動著的卻不是個人遭際的傷感，而是重陽時節的驚心風雨。這裏充滿了杜甫《北征》那樣的不能卸下的家國破滅的情懷。黃遵憲這番和丘逢甲的詩歌唱酬，如同開閘的潮水，不斷跳濺著奔向前方，一發不可收拾。接著“再用前韻”，接著是三用、四用、五用、六用、七用、八用，每次和詩都是兩首七律，總計寫了16首。此後，又是《天津紀亂十二首》。20世紀的第一個年頭，黃遵憲幾乎是拚卻畢生的心血以心靈的詠歎迎接了這新世紀的第一線陽光。
詩人就是在苦難的歌詠中完成了自己。此後四年直至他去世，為詩甚少。他的絕筆寫於1904年，即光緒三十年，他在病中作《病中紀夢述寄梁任父》。這是一場噩夢的恐怖的場麵：“陰風颯然來，君提君頭顱。自言逆旅中，倏遇狙擊狙。”顯然是他牽掛流亡的友人，日思夜想，幻覺中他們被通緝追捕亡命於中途的可怕的情景。戊戌變後數年間，他一直為這種可怕的場麵所驚擾，他的心靈並不因鄉居的寧靜而寧靜下來。那年夏秋的記憶實在太深重了，他用數年的時間，極大的克製力要自己忘卻，而至終卻是不能。詩人的絕筆依然是一場噩夢，依然是他對逃亡中的革命者的無限思念，直至他的生命的終結。
永久的魅力
但作為世紀之交的接受新思想的舊式知識分子，黃遵憲的存在對於今日的我們依然是永久的魅力。這種魅力是由於他的詩歌，或者更確切地說，並不止於、或主要的還不是由於他的詩歌。在這章文字將要結束的時候，筆者願意引他在家鄉隱居的生命最後階段與梁啟超曆經數年的書信往返中的一段論述，以印證這位文化巨人的魅力之所在。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的六月，黃遵憲在給梁啟超的一封信中闡述了關於“保存國粹”這樣的問題：
持中國與日本較，規模稍不同：日本無曰本學，中古之慕漢、唐，舉國趨而東；近世之拜歐、美，舉國又趨而西。當其東奔西逐，神影並馳，如醉如夢，及立足稍穩，乃自覺巳身在無何有之鄉，於是乎國粹之說起。若中國舊習，病在尊大，病在麵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黃遵憲從兩國曆史文化比較的角度進入關於保存國粹，如何對待傳統文化這一巨大的命題。國粹所指是文化傳統。對待文化傳統的態度大而言之有保存或批判二義。這是進人近世以來中國文化思考的核心問題。傳統文化中的精英部分，於社會發展有益，自應保存。當時引發思考的是傳統文化作為龐雜而巨大的存在，國人對之缺乏必要的警惕和批判。而作為抵製向西方學習的一個借口，即中國具備一切的豐富與自足，這就是保存國粹這一提法出現的最初動機。它是一種抗拒的藉口，近代以及現代的一切複古派都非常熟練而熱衷地使用這個武器。
黃遵憲對日本的分析是否允當，我們置之別論。
單就中國來說，他所說的“中國舊習，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是非常精辟、透徹，也非常尖銳的。可以說，他的思想的新敏，他的立場的堅定，不僅較之“五四”時代的遺老遺少，較之當日“學衡”、“甲寅”諸派中人，甚至較之這個世紀末的一些新的倡導國粹的人們，提早了大約一百年！
那時代推出了這樣一些先知先覺者，他們的精神魅力永恒。都說歐洲的文藝複興是出現巨人的時代，中國的19、20世紀之交，為了結束長達數千年的封建社會，為了迎接新世紀的民族新生，也醞釀和培育著一些這樣的巨人。那時的這些巨人，從四書五經堆積如山的故紙堆中翻越而出，拖著長辮，穿著長袍馬褂，認識了橫行的拉丁字母組成的文字，操著以極艱苦的勤奮學來的西方語言，在西方民族驚異的目光中出現在世界上。這批最早出現並和世界直接交往的人們，他們接受了天文和數學、物理和化學，也接受了哲學和宗教，特別是當時世界的先進思潮。他們以一種嶄新的姿態站立在中國深厚無比的傳統文化麵前，是站立著而不是匍匐著，他們勇於麵對它的全部優點以及全部的劣根性！
但是，不幸，這位百年前說過這樣尖銳而精彩的見解的巨人，也隻是在新世紀的太陽初升的時節，懷念著他的受難而流亡在異國他鄉的友人，夢見這位友人提著自己的頭血淋淋地站在他的麵前。他被這場可怖的噩夢而驚醒。驚醒之後，他滿懷著希望又不免哀傷地寫下了這樣的詩句一一
人言廿世紀，無複容帝製。舉世趨大同，度勢有必至。
懷刺久磨滅，惜哉吾老矣。曰去不可追，河清實難俟。
倘見德化成，願緩須臾死。然而，他的確沒有等到河清之日，即使他要等待，但中國的時間漫長到無情，他不可能再延緩他的生命直至百年之後的如今。所以，他的詩本來表達的就是一場驅夢。
但詩心長存。盡管時代吞噬了許多有抱負、有理想、肯犧牲的經國之士，獨獨為我們留下詩人是時代的不幸。因為詩人不能像丁汝昌那樣，指揮威武的艦隊和千軍萬馬，最後以慘烈的捐軀完成了英雄的形象；詩人也不能像那些最先倡導實業救國的人們那樣，開礦山、修鐵路、辦工廠；也不能像林則徐那樣在帝國主義侵略麵前表現了中國人的膽略與氣節。詩人隻能通過詩句傳達他的感興和悲傷，為他的社稷生民，為他自身和他的親人和朋友。但詩人的這種“無形”的聲音卻傳得最廣、最遠，他給人的情緒的傳染也最長。
時間已過去了百年，此刻我們和黃遵憲幾乎麵對著共同的一輪世紀末蒼老的太陽一一盡管我們之間有著百年的間隔。但一切似乎都發生在咋日：那種期待和追求是共同的，那種悲愴和失望也是共同的。詩人那種長夜不眠的憂心，幾乎也發自我們的心靈深處。我們永遠記著，這個世紀最初的時刻，一位失眠的詩人在深夜中披衣而起。他對著沉沉古國大陸的無邊暗夜，望著頭頂的幾點疏星殘月，耳邊響著擾人憂思的風鈴聲發出的那悠長而悲哀的歎息：
千聲蟾鐵百淋鈴，雨橫風狂暫一停。正望雞鳴天下白，又驚鵝擊海東青。沉陰噎噎何多日，殘月暉暉尚幾星。鬥室蒼茫吾獨立，萬家酣睡兒人醒！這首《夜起》大約寫於1901年，即光緒二十七年，這一年詩人黃遵憲年54歲。公元1904年他肺疾轉劇，自驚哲至立夏一直為疾病所擾。第二年的二月，春風還沒有來臨的時節，他終於滿懷著一顆拳拳之心辭世。此年正月十八日，距離死亡還不到一個月，也就是他感到了這種永訣已迫在眉睫之時，他有信給梁啟超，說了如下一段有關生死觀的話：
餘之生死觀略異於公，謂一死則泯然澌滅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應盡之義務。於此而不能自盡其責，無益於群，則頑然七尺，雖軀売猶存，亦無異於死人。無辟死之法，而有不虛心之責。孔子所謂：君子息焉，死而後已，未死則無息巳時也。
這種生死觀是健康而積極的，詩人麵對死亡有一種超然的沉靜。他還有一信給狄平子，也有一種臨終遺言的性質：“自顧弱質殘軀，不堪為世用矣，負此身世，感我知交。”給他的弟弟牖達書，最後一次談到了他的詩，他寫道：“生平懷抱，一事無成，惟古近體詩能自立耳。然亦無用之物，到此已無望矣！”這是他對一生奮鬥和追尋的一個回顧。這種回顧與我們前此的感慨是
共同的：一生事業，蕩然無存，唯有這一片詩心，不死，且永恒。
這一年他製一艇方成，題額是“安樂行窩”。安樂窩有自我嘲諷的性質，頗有諧趣。他還為這隻艇題了對聯：
尚欲乘長風破萬裏浪不妨處南海弄明月珠這是詩人黃遵憲的絕筆。它表達了這位赤誠忠毅的詩人畢生的心跡：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依然不泯那乘風破浪的雄心。
南中國海的波濤日夜敲打著天涯海角的珊瑚礁，在月朗星稀的海風吹拂的夜晚，我們聽到一位詩人吟唱著百年的追求和希望，百年的尋覓和無盡的悲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