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蝴蝶飛越海浪
在20世紀行將結束之際，雖然我們在海峽兩岸的關係中未曾看到緩和的伸延，甚至還看到了階段性的緊張，但詩這隻自由的蝴蝶卻輕盈地飛越炮火阻遏的重浪，傳達著民間美好的情意。香港已經在置備1997年節日慶典的煙花。人們對台灣也保持著同樣的良善的祝願。大陸的持續對外開放，縮小了以往存在的大的社會觀念的差異，從而為文學的整合留出了空間。中國社會已獲得的進步顯然在拒絕倒退。從當前的情勢審度，出現大的逆轉的可能性已變得越來越小，這樣，給予文學的可能性就越多。
意識形態的樊籬逐漸拆除之後，兩岸三邊的交流已經顯得不那麼困難。人們發現變得小了的差異造出了文學流通的大縫隙。即使難以斷然排除今後仍會出現人為障礙，但彼此相通的平常心，卻有可能超越那些短暫而獲得久遠。記得70年代後期，剛剛“歸來”的艾青訪問那時還存在的桕林牆，寫了一首深情的詩：
一堵牆，像一把刀
把一個城市切成兩片
一半在東方
一半在西方
牆有多高？
有多厚？
有多長？
再高、再厚、再長
也不可能比中國的長城
更高、更厚、更長
它也隻是曆史的陳跡
民族的創傷
誰也不喜歡這樣的牆
三米髙算得了什麼
五十厘米厚算得了什麼
四十五公裏長算得了什麼再高一千倍
再厚一千倍
再長一千倍
又怎能阻擋
天上的雲彩、風、雨和陽光？
又怎能阻擋
飛鳥的翅膀和夜鶯的歌唱？
又怎能阻擋
流動的水和空氣？
又怎能阻擋
千百萬人的
比風更自由的思想？
比土地更深厚的意誌？
比時間更漫長的願望
艾青這首詩表達了民族之間自由精神不可阻攔的信念。即使它麵前橫亙著物質的牆，但和解和信任卻可能超越那冰冷的堅硬。這位詩人幾天前剛剛離開我們。我們感到了他留下的空缺，他智慧的語言卻有力地鼓舞著我們。
中國沒有桕林牆，但卻有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的滔天大浪。我們不是用推土機和鐵鍁刨去民族之間的仇恨，而是用艾青所揭示的詩的語言和意願。文明禮教之邦的國人擅長用鮮花和詩意消弭不和和積怨。當20世紀即將終結的黃昏時分，我們發現正是中國的文學和詩，正在衝決人間的障翳先於其它意識形態層麵而超越性地抵達彼岸。文學和詩的交流本來就不是功利性的，而是用心靈。心靈的溝通可以忽視指令或決議，這就是詩的語言所表達的，飛鳥的翅膀和夜鶯的歌唱，即使是堅厚的牆也無法阻擋的心靈的彼此向往和溝通。
自由與節製
台灣和香港的經濟已是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地區，在那裏文學和經濟已取得相互適應的默契。大陸經濟的發展也給這裏的文學創作帶來有異於前的輕鬆氛圍。盡管存在著差異，例如現在還不能排除可能有的幹擾，但總的看來，這裏的作家當前所擁有的創造性表達的機會，比起以往是愈來愈多而不是相反。一方麵，是節製的存在，時不時的有“瞀報”傳出；一方麵，卻是無節製的泛濫，這種泛濫構成了新的威脅。對於當今大陸的創作界，以往那種急風暴雨式的運動或是粗暴和專斷的幹預已減少至最低限，此刻令人擔憂的卻是作家在相對無拘束的環境裏的缺乏自我節製。習慣於籠中生活的鳥兒，當它們擁有自由的翅膀，卻失去了飛翔的能力。
但不論如何，經濟的發展帶給全中國創作界的，則是無可置疑的自由度。其間改善幅度最大、進步最顯著的地區，則是中國大陸。要是從40年代初期箅起，直至這個世紀的80年代，將近半個世紀的文學風雲，給予這一地區作家的創作的負麵影響至為巨大，這一局麵終於在90年代得到了改變。中國的社會開放給予文學的最大益惠，不是行政幹擾的逐漸減弱，而是對文學生態構成大威脅的主流文學的消解。盡管當下還在不斷倡導（並釆取頗為有效的措施）組織類似文學主潮的東西，但是否得以長遠的貫徹尚可置疑。不過，一個不爭的事實卻是，所有的行政性舉措已不會對作家自以為是的創作構成威脅，那種定於一尊而罷黜百家的時代已經過去。
這樣，中國的“兩岸三邊”已在相當寬裕的程度上獲得了共同語言，而且，也在相當廣闊的範圍內獲得同步發展的契機。中國的這三個地區板塊，在經曆了各自的苦難和離亂之後，終於在20世紀日落之前達到了精神文化層麵的殊途同歸。
在市場大趨勢麵前
作為這種文學認同的共同標誌，其一是文學迅速地走向市場。相當一部分文學已從意識形態的羈約中掙脫出來，如同商品那樣按照消費市場的需求調節自己的生產，也如同一般商品那樣進行商業性的包裝，隻是包裝的手段略有差異。由此就出現了文學認同的另一個特點，這就是商品化事實上無法覆蓋這時代的所有文學現象。因為文學已失去由行政手段整齊劃一的指揮，因此各行其是的文學依然生存並發展在商品化的夾縫之中。這個階段的文學，雜呈是它的主要的生態。既然權力和金錢都無法最後統一文學，多元並存便成為了文學的基本狀態，而且在中國的任何一個板塊中，文學的主流化特別是意識形態指揮下的統一化現象事實上都難以產生，即使產生也不會持久。
負荷過重的中國百年文學，終於卸下了它肩上挑著的沉重擔子；擔子的一端是“救亡”，擔子的另一端是“啟蒙”。不是說這個社會從此擺脫了危亡的威脅，也不是說文學可以對廣袤國土迄今尚存的貧困和苦痛無動於衷，而是說，現今已不是清末的列強虎視於國門，也不是30年代的大片國土被侵略，偶爾鳴響在南海上空的炮聲，大抵也隻留下一種警醒的意味。至於啟蒙，中國文學顯然已具備如下的徹悟，它決非朝夕之功，也並非下了決心就可以一蹴而就。啟蒙隻是一種浸潤，它排除藥到病除的簡單邏輯。文學未曾放棄，在商潮滔滔之中，一部分文學家和學者仍然堅守精神的高地，高揚文學的使命意識。
走向覺醒的先知
這100年的中國文學，從爭取社會進步推及到爭取人的實現，走過了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個過程是文學家們在以文學作品推進社會改革的同時，發現自己的“呐喊”在那些麻木的“看客”麵前構成了絕大的諷刺。不用說那種激昂慷慨的關於鳳凰再生的呼喚，對於廣大的“沒有音樂”的耳朵一切都不會產生，就連以生命的犧牲為代價的行動，犧牲者的鮮血卻成了愚昧民眾吞服的靈丹妙藥。中國20世紀最先發出吶喊的那位作家，在他的沉痛之作《藥》中，向我們揭示的就是這樣悲愴的一頁。從清末萌起的“實業救國”，到後來一批仁人誌士學習西洋或東洋的努力，最後發現，他們麵前永遠是那無盡的表情遲鈍的看客！
這樣，不論是魯迅還是郭沫若，他們的從醫學向著詩學的轉換，從病理的修治向著心靈療救的轉換，恰好印證了他們作為先行者思考中國問題的先見之明。康有為讀了黃遵憲的詩，讀出了救國救民的體會。他在為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所寫的序最後說：“方今曰本新強，爭我於東方，考東國之故者，其事至念。誦是詩也，不出戶牖，不泛海槎，有若喊旻之畫、張騫之鑿矣。”梁啟超則極力推崇文學警世的作用，他把小說的實用價值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把小說內容和文體的變革與社會盛衰、國家興亡緊密聯係起來，這就是他那為眾口交傳的“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的觀點。中國文人很早就覺悟到了民眾的愚昧與人心的未開化是強國的大礙，要強國必先新民，要新民就要重視文學的教化作用。這就是近代以降文學改良或文學革命的核心思想。這種思想視文學為療救之藥的實用目的感非常強。
現代性的爭取
隨著新文學運動和新文學革命的逐漸深入，現代思想也浸潤到這一批先知先覺的文人身上。於是在注重文學重鑄民魂的恒久功能的同時，開始了以人為目標的現代性的爭取。最早一批新文學作家從古典作家那裏繼承了人道關懷的傳統，同情並施博愛於弱者，以濟世的精神給需要幫助的人以救助，這從胡適和沈尹默最初的同題詩《人力車夫》的構思中可以看出。沈尹默的詩是：
日光淡淡，白雲悠悠，風吹薄冰，河水不流。出門去，雇人力車。街上行人，往來很多；車馬紛紛，不知幹些什麼？
人力車上人，個個穿棉衣，個個袖手坐，還覺風吹來，身上冷不過。
車夫單衣巳破，他卻汗珠兒顆顆往下墜。
胡適的詩是：
“車子，車子！”
車來如飛。
客看車夫，忽然中心酸悲。客問車夫：“你今年幾歲？拉車拉了多少時？”車夫答客：“今年十六，拉過三年車了，你老別多疑。”
客告車夫：“你年紀太小，我不坐你車。我坐你車，我心慘淒。”
車夫告客：“我半日沒有生意，我又寒又饑。你老的好心腸，飽不了我的餓肚皮。我年紀小拉車，警察還不管，你老又是誰？”
客人點頭上車，說：“拉到內務部西！”沈尹默的詩隻是寫出社會的貧富差異，這種平麵的對比，從元白的新樂府詩就開始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式的反差極大的畫麵效果，的確給人以警策。但相比之下，胡適的詩則顯得深刻，他指出了這種傳統的人道主義者在複雜的社會現實麵前的尷尬一一這種人道主義的另一麵可能就是非人道的。在胡適的詩中，無疑是注入了更具現代性的思考一一這其中還寓含著輕微的嘲諷：就是說可憐和同情弱小的精神，可能是以犧牲和壓迫弱小為代價。
百年以來中國文學爭取人的實現的第二個階段，是人性的覺醒。這種啟蒙，最初是以對於中國封建的曆史揭露相結合的麵目出現的，在魯迅的《狂人日記》中，一方麵是揭示“人吃人”的曆史，一方麵則自然顯露出有著“異端”色彩的“狂人”形象，而“狂人”則是呈現了能夠進行獨立思想的人的萌醒。
較早關注人性的啟蒙工作的是《新青年》和胡適。胡適在1918年便寫了《易卜生主義》一篇長文。他在這篇文章中引用了易卜生在通信中的話：“我所最期望於你的是一種真實純粹的為我主義。要使你有時覺得天下隻有關於我的事最要緊，其餘都不算什麼”，“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有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這些話在當時真有點驚世駭俗。因為被周作人稱之為“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的，在當時中國的環境中是一種絕對的陌生之物。胡適還引用《娜拉》一戲中的一些台詞。在這些台詞裏，娜拉強調作為獨立的女性，除了對家庭的責任之外，“我對於我3己的責任”是同樣神聖的；當她被提醒說你是一個妻子和母親時，她回答說：“這種話我現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個正同你一樣一一無論如何，我務必努力做一個人。”
文學的沉痛
“我務必努力做一個人”，這指的是獨立的、個體的不依附於他人的覺醒的人。胡適和《新青年》向20世紀的中國人介紹這一思想，既是對中國傳統的非人的觀念的嚴重挑戰，又是向著剛剛從封建桎梏中解放出來，尚未獲得覺醒的人的意識的中國人的啟蒙。這較之初期那種未能擺脫的自高而下的悲憫觀念的人道思想，無疑是大大前進了一步。這是中國文學跨入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標誌。
中國百年文學關於人的主題的確認，走過了漫長而艱難的路途。由於中國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小生產者的狹隘性和依附觀念，是社會指導思想的基礎和天然同盟者，這使得中國文學在爭取表現人的覺醒的道路上步履維艱。在20世紀的後半段，由於政治的逆轉（如在“文革”時期）導致普遍的非人性泛濫，不僅人的主體性喪失了，而且是全民陷人現代崇拜的狂潮之中。曆史在這一時期的大倒退，是以人性的泥滅和神性的張揚為明顯的表征。
中國新文學人的爭取最終以人的主體意識的確定為其完成的標誌。可以稱為最後的爭取的文學的這一階段，始於“文革”的結束。那時所謂撥亂反正，主要是指清算和糾正社會政治各層麵極左思想造成的動亂，文學不過是借助政治批判的時機，開展了對於非人性和反人性的揭露控訴。悲憤的旋風掠過中國文學的蒼茫的空間，喚醒了中國作家長期被扭曲和被壓抑的人的意識。以巴金的《隨想錄》為代表的一批作品，開始了心靈的自我拷問，而不是如同以往那樣把一切諉之於他人。巴金在他的散文《小狗包弟》中為自己的苟活，為自己不能保護一隻可愛的小動物而愧恨：“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諒自己！我就這樣可恥地開始了十年浩劫中逆來順受的苦難生活。”巴金的沉痛代表了中國文學的沉痛。
向著內心空間的轉移
在新時期，文學的沉痛首先是呼喚人性的複歸，而後開始爭取自我表現的權利，最後進入了對於個體生命的體驗與表達這種體驗的實踐。所謂文學的“向內轉”，就是中國文學由滿足於外在世界的模仿和描摹，開始麵對生命自身的一種大轉折。人們發現以往受到忽視和排斥的“內宇宙”，原來是這樣的浩瀚和豐富！在文學完成由外向內的大轉折中，中國女性作家的努力，表現出令人震撼的膽識和才氣。
女性作家已經從新文學初始階段的將文學實踐與女性的婚姻戀愛自主的社會性實踐作直接簡單的聯係中剝離出來。到了這個世紀末，中國女作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已不把關注的目光投射於社會問題，更確切地說她們中的很多人開始不把改造社會當作首要的目的。從80年代開始，一些具有先鋒意識的女作家開始表現女性獨立的內在世界，她們把“一個人的戰爭”和“私人生活”表現得淋漓盡致而使那些男性作家無法望其項背。中國這個時期的女詩人的創作，給整個文學帶來了強烈的衝擊，翟永明的《女人》組詩、唐亞平的《黑色沙漠》組詩，以及伊蕾的《獨身女人的臥室》組詩，這一係列女性詩膁的發表，是繼“朦朧詩”之後詩的又一次震撼。尤其是伊蕾的《獨身女人的臥室》的發表，更是標誌著中國文學中女性寫作的成熟。它的挑戰性的語言所麵對的，是中國完整而堅固的封建倫常。在這個意義上看，它的抗世嫉俗具有前衛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