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開始意識到自己作為女人的一切。她們驚喜於自己的身體，她們把這種感受引發為女性獨特的寫作，於是有了擺脫了男性中心話語的自立形象。
神說人身難得，我對身體的驚喜猶如對一朵花一顆星的驚喜，有什麼語言能表達一個母親第一眼看到嬰兒的驚喜呢？純粹的肉體猶如神的化身，神是如此顯靈嗎？夕陽的溫情充滿母性，黑夜把白晝溶為一體，我因此相信身體是神賦於生命最完美的形式，身體是神的傑作，是無以倫比的寶藏。軀體作為我個人完全的所有，也是世界的所有。我需要的一切就在我自己身上，我是一個自紿自足的世界。女詩人的這種自白，表達了女性覺醒所達到的境界。中國文學近百年來關於人的爭取，到了90年代這些創作的呈示，宣告了一個過程的完成，當然也預示了一個更為艱難的新的主題的開始。
新的希望和新的危機
中國百年文學的嶄新階段，也許將誕生在我們稱之為的“後新時期”之中。“後新時期”同樣是社會開放的產物，它保持與新時期的承接性，又萌發了有異於以前的新的品質，這主要是迅速湧動的商品化社會的賦予。在這個社會發展的時期，財富的攫取和積累的方式多樣化了；人的欲望也得到前所未有的誘導和發散；
發達的城市和大部分還處於貧苦的農村之間的差距也隨之增大；這表明新的困擾和新的矛盾也隨著社會的進步得到新的展現。社會在充分發展它的潛能的同時，也充分發展著它的肮髒和罪惡。擁有諸多可能性的社會，同時也擁有了諸多潛伏或公開的危機性。
中國社會這種超常的膨脹式的發展，加上對以往的閉鎖式的意識監控懷有驚懼的經驗，屈從於誘惑混同著“過來人”的機變，造成了文學在尖銳的現實狀態中的逃避。一些人寧可使自己的筆墨趨隨流俗、怡悅輕鬆而棄絕負重的承擔。在這個世紀末，一種普泛的文學趨向是，躲避崇高而恥言理想，遊戲和縱情成了文學的常態一一盡管有人為此發出憂慮的呼喚。90年代關於重建人文精神的爭論，以及關於理想主義的提出，都是上述那種關懷的呼應，也是對百年前形成的那種民族興亡的焦慮和憂患的延伸和承接。
這表明中國又麵對著一個傳統的命題，即文學究竟應該為它的時代承擔些什麼？麵對俗世或躲避崇髙的態度，在世紀憂患麵前究竟是否可取？中國文人百年來的爭取應以何種姿態加以接續，或者幹脆說，應當不應當加以接續？當然，影響並規定了中國百年文學性質和走向的救亡或啟蒙的題目，在今日已失去它的本意，中國仍有憂患，但不是危亡；中國仍有愚昧，但愚昧並不是全民族的普泛。現今的中國是一種雜呈和兼有，從最先鋒到最保守的兼容並存。
拯救心靈
20世紀的文學兩大主題：救亡和啟蒙，顯然已被新的內涵所替換。這種替換與100年前的確立，同樣是非人為的，到底是為社會情態所取決。從20世紀僅剩的最後幾年，直到進入新的世紀，中國文學受惠於社會的大進步，同時又感知了社會的大憂患。這種大憂患不是百年前那種外國兵艦或炮火的入侵，不是國土被“割讓”的那種裂心的苦痛，而是排斥了表麵的喧囂之後更為沉穩的焦灼，這就是，在沉淪的道德和信念麵前，在人的欲望無所顧忌的充分宣泄麵前，精神在物質麵前的潰敗。要是說，本世紀初魯迅通過“狂人”發出疑問：
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並且喊出“救救孩子”那振聾發聵的聲音，那麼，在20世紀的最後時刻，我們的呼聲便是：“救救人心！”
人必須改善自身。而改善自身的工作，依然是文學的責任。從上一個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文學效力於開啟民智、重鑄民魂，或者幹脆叫做“改造國民性”，到了現在，卻依然是一個嚴重的題目。在金錢和權力的雙重擠壓之下，人在新的環境中受到新的扭曲。人顯然不能等同於動物，強調人的本性的伸展，並不是使人回到動物的本能。生的欲望和性，並不是人性的全部內容。人之所以為人，是人會思想，有精神的勞動和尋求。在文學藝術中，把人與其它動物不可判別的最低點變成人性的極限和全部，顯然是一種背謬。
世紀末要求於文學的，是阻止人向著世俗的泥潭無限度地下滑，文學理應為恢複人的尊嚴和髙雅而抗爭。當前相當一部分文學，專以滿足人的感官享受為能事，不是引導人向著教養和優雅，而是讓人變得更加無聊和俗氣。那些作品滿紙都為庸俗的“神侃”所充填，一副玩世不恭的麵孔和耽於聲色的遊樂，這一切都提醒人們製止這種“遊戲”造成心靈傷害的必要性。
與上個世紀末的強國新民的使命相對應，文學在本世紀末有必要把使人更有修養和更加髙雅作為自己的目標。文學在滿足人們的愉悅和休閑方麵已經做了很多，在絕大多數的通俗作家那裏，他們今後仍將效力於此。這樣，占人口比例不多的中國的知識良知和文學精英是否付出全部精力貢獻於塑造健康的人性和靈魂的工作，就是一個並非可有可無的嚴肅的話題。
人要以更為全麵的精神健康，麵對即將降臨的新世紀。這方麵的工作在人自身，但需要作家和藝術家的導引。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傳出警世的聲音提醒人們不可因物的堆積而窒息了鮮活的精神。人如何在物欲的誘惑中始終持有自我節製的能力，如何在擁有更多的物質享受的同時不致成為榷神的貧血者。王安憶在接受一次采訪時表達了她對當代文化狀況的憂慮，自稱“她是一個嚴肅的作家，對大多文化人喪失理性決不原諒”，並對商業轉型期的文化生態環境及文化人的急功近利感到壓力，她感到了“寂寞，真是寂寞”。王安憶所感到的，正是中國懷有良知的一代作家所共同感到的。
麵對嚴峻的生存環境
與人類完善自身有關的另一個主題，則是人為完善自身生存環境的努力。人口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中國，如今還在以每年生產一個歐洲中等國家的速度增長著。這麼多的人向大自然的掠取，以及掠取之後的廢棄，加上文明水準的衰退所造成的人的缺乏節製力的愚昧和無知，使中國的自然生態迅速惡化。在現今中國，已經很難找到一條潔淨而不受汙染的河流了。僅據近期隨手取來的資料，可以看到這方麵危機的嚴重性：
1995年11月10曰《光明日報》，《五大連池亟需保護》：被譽為“天然大山博物館”的黑龍江省五大連池正遭受著嚴重的人為破壞。堪稱“國寶”的噴氣錐被拿去做了建築材料，火山爍被大量開采出賣，汙水汙物使這裏的地下水和礦泉水受到嚴重的汙染……
1995年11月14曰《光明曰報》，《淮河警世錄》：據監測統計，每年有億噸工業汙水排入淮河流域，流域內807。的幹支河流變黑發臭，47.6^的河段不符合漁業用水標準，以至土地板結，糧食減產，一些地區已成為腸道疾病及癌症的高發病區……
1995年11月20日《光明日報》，《鬆花江水質堪憂》：據統計，每天有1200多個大單位直接或間接向鬆花江裏排放工業汙水、電廠冷卻水和城市生活汙水，其中僅哈爾濱江段每天就接納來自上遊的廢水達400萬噸之多，環保人員曾在江水中測出過260種有機化合物……以上所引，隻是一家報紙僅隔數日之間的幾個報道，充其量是隨手揀拾的幾片落葉而已，但都是可驚的警號。試想，當中央電視台在收視率極高的黃金時間告訴人們，偌大的一條淮河已經找不到一條活魚之時，這難道不是一杵令人哀傷的喪鍾？而尤為不幸的是，當喪鍾敲響之際，醉生夢死尋歡作樂的人們依然在漫不經心地拋撤他們手中的汙穢！隨心所欲地毀滅他們世代生存的家園。
重申文學使命
回想上一個世紀末年，那一批為挽救民族危亡奮起抗爭的仁人誌士，當他們在其它方麵感到幻滅之時，對文學投有何等殷切的目光！他們把新民強國的理想完完全全地寄托在文學身上，文學成了他們實現夢想的最後通道。這對文學當然是一種過望。實際上，中國複雜的社會不可能由於文學的加入而立即改變。但文學畢竟在保存記憶和喚起熱情方麵，能有一種浸潤和感化的作用。文學家不要回避“教化”。文學誠然有多種多樣的功能和作用，但是，要是在這些作用中抽出“教化”，文學會是多麼的空虛和蒼白！也許有的文學家情願放棄這種職責一他當然有這個自由，甚至包括不做文學家的自由，但切不可反過來嘲笑“教化”。在文學多樣的功能中，不能因為怡愉或休息而放棄責任。放棄責任的文學，是貧血的文學，也是失重的文學。
在這個世紀末，我們不會簡單重複上一個世紀末的文學觀念，因為超負荷的文學的尷尬和窘迫已給我們以痛苦的經驗。但文學既然不能在上一個世紀末的苦難麵前無動於衷，當然也不能在本世紀末的喧囂、浮躁和焦慮麵前無動於衷。麻木和失去記憶是文學的癌變。
一位作家在他的一篇散文中表達了這種憂患，我們從中聽到了上一個世紀的文學回音。這是真正讓人感動的一種聲音，我們從這些詩一般的語言中看到了希望的接續一一
人不一定需要文學，但是有少數人一定需要文學，這裏有嚴峻的被選擇，更有自由的選擇。……而此刻我敢宣布，敢應戰和更堅決地挑戰，敢豎起我的得心應手的筆，讓它變作中國文學的旗。我沒有興趣為解釋文學的字典加詞條。用不著論來論去關於文學的多樣性、通俗性、先鋒性、善性及惡性……我隻是一個富饒文化的兒子，我不願無視文化的低潮和墮落。我隻是一個流行時代的異端，我不愛隨波逐流。0還有一位作家，他也在他的一篇散文中表達了同樣堅定的信念一一
腐敗任何時候都不會消失。但以金錢為中心的時代，腐敗卻可以充斥每一個角落。我們真需要魯迅那樣為揭露黑暗而奮不顧身的人！可惜看不到……在黑暗的專製時代，有一個美麗的女人要呼喊真理，敵人害怕了，就在押赴刑場前割斷了她的喉管。……現在的人都有一副好喉管，但就是不想說說實在話、真話，有的人還熱衷於說髒話、下流話……我並不崇高，可是我仍然向往崇高，我非常恨那些糟蹋人心的人。？這給我們以信心。中國終於有它世紀末的一種決絕的清醒。一批（當然為數不是很多》作家想到了他們前輩的希望和抗爭，並且願意以自己的工作接續理想文學的薪火。他們站在洶湧的商品化帶來的世俗的潮流之中，潮流漫過他們的腳麵，潮流企圖窒息它，他們站在了高處，他們堅守著精神的高地而拒絕撤退。
此時此刻，我們已經望見了20世紀的老太陽，正緩慢移過我們的頭頂。它用最後的光焰撫摩亞洲東部這塊充滿苦難的大陸：古長城坍塌的牆垛，渾濁得流不動的黃色的地上懸河，圓明園火焚的廢墟，還有旅順口沙礫中的殘存的彈片……幸好這一切悲慘的風景，並沒有被世紀末血般燦爛的霓虹燈下的尋歡作樂的喧囂所淹沒，它還殘存在一些不曾失去記憶的心靈之中。距離本書撰寫的年代1898年的98年後，公元1996年新春伊始的某一日，一位記者訪問了一位女作家。他們談論的話題，由這時在中國的第二大島辦的一份刊物，談到了這個名叫《天涯》的刊物麵對中國當代浮囂的文學界時，這位女作家說了如下意味深刻的話一文化商品的聲浪給嚴肅文化造成了很深重的壓抑感，甚至在作家群中也有人公開嘲弄理想和崇高。勤於讀書勤於思考被譏為不識時務，然而，人類曆史證明，在任何一個時代文化與文學始終是一件與人類理想和智慧、人生莊嚴和良知分割不開的事情。等喧鬧一時的插科打諢疲倦之後，最有資格站出來說話的，還是那些腳踏實地、總在關注人類共同關心的大問題，有著大境界的作家。這個世紀末的中國作家和理論家，都喜歡征引他們所崇尚的人物的諸種言說，但稍加留意，發現他們所征引的都是這些人所樂於引用的那些話，他們普遍存在著某種“有意的忽略”。像如下這些言說，我們的征引者不是裝作沒有看見，便是裝作亳無所知，因為，這些話多少都在批判著他們的失去曆史記憶和對事實的麻木不仁。
加繆說：“為藝術而藝術的真理，其實這不過是喊出了不負責任的聲音罷了。為藝術而藝術是一位超然藝術家與世隔絕的消遣，確實也是一個人為的、專門利己的社會矯揉造作的藝術。這種理論的邏輯結果就是：秋康有為應鄉試，中式第八名。
是年毛澤東誕生、洪鈞死。
湖廣總督設立自強學堂於武昌，分外語、數學、自然科學、商業四科。
日本公布戰時大本營條例。俄羅斯：列寧至彼得堡，即成為該地馬克思主義領導人。音承家柴可夫斯基卒。
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 甲午）
2月翰林院編修宋育仁持所撰《時務論》謁見翁同蘇。
6月日本海軍違背國際公約襲沉我載援兵赴朝鮮的“高升”號運兵船。
8月海軍提督丁汝昌率艦與日海軍遭遇於大東溝以南海麵。海軍管帶鄧世昌等戰死。是為黃海海戰。孫中山在天津上書李鴻章要求改革，被拒絕。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一書被毀版。
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
1895年（清光緒二十―年乙未）
1月清政府命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署湖南巡撫邵友濂以全權大臣赴日議和，受辱。
2月，日方令即離廣島赴長崎候船回國。2月日海軍襲擊我北洋艦隊，定遠、來遠、威遠、靖遠
等艦先後被擊毀。提督丁汝昌拒降，服毒自盡。
3月康有為、梁啟超自廣東到達北京。李鴻章赴曰議和。日迫清政府訂立《馬關條約》。康有為時會試在京，聯合各省舉人一千三百餘人上書請拒和、遷都、變法圖強，是為“公車上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