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雖然在本地的媒體上常常可以看到對江西、南昌這一年半來的變局冠之為“翻天及地”，但建德先生以自己長期生活在這片紅土地上的切膚之感，冷靜而清醒地提酸著我們——江西不太可能在幾年內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正如一輛久不上路的老爺車，即使給它換了全新的馬達，它一上高速套路仍免不了氣喘呼籲，驚李頗頗……
固然我也曾感悟：在中國現行的政治體製下，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率越的第一把手並以他為中心組織起一個強勢的領導班子，可能是諸種生產力中最強大的生產力。但現在畢竟不是強人時代了——一人既可興邦，一人也能衰國。如果隻要有一個好班子就能夠攬天下一切難點焦點熱點問題於般中，中國現在就不必以全麵實現小康社會為目標，而是各民族兄弟姐妹已經在分卒現代化的大餐了。曆史與傳統，總泛著礁岩青鋼色的冷光，德穗地趴在歲月的河床上，也潛伏在我們的血脈裏。憑一時的激情與熱情，無法割斷它們。即使是一個卓越的領導斑子，也隻有在他們的夾縫中精心攀劃，爭取有所作為。他們作為隊力的部分，隻能交給一個全方位革故弄新的時代去實施爆破。現在還遠未進入爆破的倒計時階段，現在的一些江西人卻有些陶陶然，媒體上的一些文字讓人讀了感到今日的江西似乎已經花好月閡，有些笑傲江湖的意思……
對此，冷靜地唱點低調，甚至來點“反調”，正是知識分子應該做的事情。而媒體上所忽略的信息，可能亦是本觀察認為很重要的信息，對此不妨適當地放大，以引起官員甚至社會的警覺。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實事求是。
我領會建德先生談到的“現任領導需要的幹部儲量嚴重不足”的意思，這恐怕就是在時下的幹部隊伍裏，仍沒有一支數量足夠、觀念與作風與既定方向合拍，並且無私無畏的衝鋒隊，如同石光榮一般燃燒著激情、氣勢如虎地去攻下一個個險關暗堡，開創一個又一個井然一新的局麵。
我領會他的“江西的問題需要更長的時間去解決”的意思，這大概便意味著人們對舊體製舊文化慣性的作用還應有足夠的忍耐。但忍耐不再等同於昔日的麻木與無所作為，因為江西必須實現跨越式發展的要求已經明確，新的用人導向業已確定。一些靠聽話起家、跑要拍送樣樣精、一幹正事就露怯的千部爬上某個位子的幾率會越來越小，他們終會被淘汰出局的可能性卻越來越大。當他們因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終於對當官不再有濃厚的興趣，而像普通人一樣深感得有一技壓身時，我們的官場生態便不再呈板結狀態，帷有潛規則的運行需要板結狀態，它將是透明與流動的——在充沛的陽光與雨水下，既有不炫目於五色卻悄然嗬護著大地的如茵小草，又有去長空投下姿影並布局風雲的虯枝勁幹……
★城市化和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兩大任務，兩者之間一定要有一個協調的關係。如果以為現代化隻有工業化的任務，這是典型的計劃經濟的思想。
★從某種意義上講，工業化解決的是增長問題，城市化解決的是發展問題。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實際上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是有增長而無發展。
★中國經濟結構的深層次矛盾是工業化與城市化的不協調，第一、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不協調。而後者還遠沒有被充分注意，問題又是如此的嚴重。
李建德：下麵我再談談與張道剛先生觀點分歧的部分。他在最後一部分中說到，江西這一年多來很大的進步，表現在經濟增長等各個方麵的指標都比較好。他認為這是江西實施了工業化核心戰略才取得的成果。我認為這個看法有些片麵。
首先，工業化核心戰略遠不是現在提出的，從全國來看，早在毛澤東時代就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主導不就是核心嗎？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先生有一部專著，專門研究中國是在什麼條件下實行計劃經濟的？就是因為想趕超西方強國，所以要加快發展。工業要趕超，原始積累從哪兒來呀？搞計劃經濟，用財政融資甚至用價格杠杆融資，把全國老百姓的錢集中到政府手中，一個一個項目進行工業化投資。工業化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國家在計劃經濟時代早就認識到的問題，不是什麼新問題。
其次，中國經濟的關鍵問題是城市化嚴重不足。曾經有人跟我說，中國城市化的落後是因為工業化的落後，是這樣嗎？我們首先要搞清一個概念，城市化的產業基礎到底是什麼？有一次人民日報社組織了一個活動，南京大學一個很年輕的博士生導師、教授談到城市的產業基礎是工業，然後說了一大堆理由。我在旁邊一聽覺得這個說法很荒唐，於是我馬上打斷他，我說在工業化還沒有的時候，中國就有50萬人口的大城市了，城市的產業基礎怎麼會是工業？城市，城市，以市為城，“市”就是第三產業嘛！世界上的許多學者在研究“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關係”，這是現代化的兩大任務，兩者之間一定要有一個協調的關係。如果認為現代化隻有工業化的任務，這是典型的計劃經濟的思想。那麼這兩者的關係是什麼呢？我們來看看亞洲的情況，根據學者對亞洲城市化率的比較，發現有這樣的數量關係，就是把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作分子，分母是工業化率（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把兩個數字一相除，應該是介於1.14～1.4的範圍之內。我們以中國最低的數據來計算，1997年中國的工業化率是50％，將此工業化率乘以1.14應該是57％的城市化率。如果按照城市的產業基礎是工業的說法，那麼我們的工業基礎已經足夠支持到57％的城市化率，可惜我們隻有32％的城市化率，少了20多個百分點。為什麼我們的城市化率低呢？恰恰是政府的限製作用。中國長期實行了全世界沒有實行過的城鄉嚴格隔絕的政策，不僅用戶口來隔絕，更嚴厲的是用商品糧統購統銷加上口糧的限製，糧食全掌握在政府手裏，農民到了城裏一粒糧食都沒有，農民根本不可能進城。如此嚴厲的手段導致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整整停滯了32年。從1961年3000萬職工回鄉開始，城市化率就開始降低了，這是一種曆史的倒退，然後進一步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幾百萬高中畢業生竟然要到鄉下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實際上，這次上山下鄉運動是把城市的負擔讓社會中最弱勢的群體——農民去承擔，是用政治手腕來解決經濟危機，而表麵上要大家學工、學農，表現為一種革命運動。從數據上看，中國的城市化率一直到1993年才恢複到1961年以前的水平，我們的城市發展整整停滯了32年，城市化嚴重不足。改革開放以後，雖然也不斷地提出一些城市的理念，但官方文件中還隻是提“城鎮化”。實際上，“城鎮化”這個單詞是沒有辦法用英語翻譯的。英語中隻有“城市化”這個概念，“城鎮化”是中國人的添加。城市化就是城市化，鎮也是市，隻不過是大城市與小城市的區別，中國人卻創造了一個“城鎮化”。這是兩種意義下的城市化：一是農村人口不能進城，分享不到工業化的成果；二是進了城市的人隻能讓你先到小城鎮，不能分享到百萬人口以上大城市的高層次城市生活。所以中國的城市化有兩個不夠：一是城市化本身的不夠，二是城市化的集中度不夠。
從某種意義上講，工業化解決的是增長問題，城市化解決的是發展問題。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實際上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是有增長而無發展，這段時間如上所說長達32年，是一個非常慘痛的曆史教訓。中國經濟結構第一個問題就是工業化與城市化不協調，而且是全世界少有的、極其嚴重的不協調。中國經濟結構的第二個問題就是第三產業嚴重落後，我們看一看世界各國的經濟指標，據聯合國世界發展署2001年度報告中顯示的1999年的數據，世界第三產業的平均水平是61％，而中國是33％，處於世界倒數第8位，是全世界第三產業最落後的8個國家之一。比中國更低的依次是阿爾及利亞（33％）、塞拉利昂（32％）,布隆迪（30％）、老撾（25％）、剛果（25％）、安哥拉和阿爾巴尼亞。同樣可悲的是盧旺達，比中國稍高一些，也隻有34％。中國是一個大國，無論如何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可我們卻處於落後的前沿。落後的原因有二：一是長期實行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當然隻重視農業和工業，天然地輕視甚至於抹殺第三產業。所謂計劃就是由政府替代市場，政府對待第三產業隻有兩招，要麼取消，要麼政府壟斷。這兩招都不利於第三產業的發展，壟斷就是沒有競爭，扼殺了生命力，取消則幹脆什麼都沒有了，所以中國的第三產業長時間裏十分落後。二是城市化的落後直接導致了第三產業的落後，第三產業是服務行業（service trades），需要人口高度集中。但中國很多10萬人口以下的城市隻有一些生活服務業。25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才開始有為生產服務的行業，1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才有谘詢業、銷售中心、研發中心等高層次的第三產業。低城市化本來就造成了第三產業的落後，第三產業不能聚集，又進一步限製城市向大城市發展，像江西隻有一個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南昌，第三產業肯定落後。而中國第三產業的落後程度比起城市化的落後程度還嚴重，我們隻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1962年達到的第三產業水平到1997年才恢複，第三產業在中國被壓抑了35年，這是何等的悲哀！可以說，中國經濟結構的深層次矛盾就是這兩大不協調——工業化與城市化的不協調；第一、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不協調。後者還遠沒有被充分注意，而問題又是如此的嚴重。
這兩大不協調出現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並不是偶然的。馬克思認為，第一、二產業是產業，第三產業不是產業，因為他不生產產品。他認為的生產就是物質的轉型，所以農業和工業才是生產，而流通領域的價值是生產領域創造價值以後轉移過去的，本身並不創造剩餘價值。我國直到改革開放以前，在核算體係中仍隻統計物質生產，第三產業根本不統計，正是意識形態和製度根源的反映。計劃經濟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的延伸，但計劃經濟有一個積極的結果，就是加快了工業化的進程。過去在“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同時，又忽略第三產業，甚至可以不要市場，正是這兩個根源導致了經濟結構的失調。
★當今中西部與東部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分工不發達，分工不發達的關鍵又是因為第三產業不發達，第三產業是引導分工的關鍵。
★江西這一年多來的變化比較大，正是因為比較好地處理了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關係，比較好地處理了第一產業、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關係，所以經濟增長很快。
★在各產業間的協調發展上，南昌市做出了突出表率。
其實並非隻有生產才能產生“剩餘價值”，流通領域也增加財富，通過交易雙方都得到好處。比如：兩個人手中各有對方需要的商品，交換之前兩個人都很窮，一交換兩個人都富了，所以說市場是雙贏的。分工也是財富增加的源泉。計劃經濟用計劃的方法來安排分工，它為了減少計劃量，必然讓你小而全，而小而全是財富增加最慢的手段。相反，市場經濟恰恰是分工最好。當今中西部與東部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分工不發達，分工不發達的關鍵又是因為第三產業不發達，第三產業是引導分工的關鍵。舉個簡單的例子：中部有的地方為什麼工業上不去？因為沒有貸款，沒有研發，沒有好項目，這都是第三產業約束著它的發展。而第三產業為什麼不發達呢？分工不夠。分工不夠又是因為城市化不夠，因為人的密集度一增加，分工就擴展了。這是美籍華裔學者楊小凱曾用非常嚴格的數學模式證明了的，分工就可以增加財富。
東部地區所謂的市場觀念就是在市場上找合作者，每一個行業都進行分工。而中西部地區往往是希望中央投多少資，搞一個什麼鉀肥廠，這隻能增加當地GDP值，對於整個的社會分工沒有一點價值。所以我特別讚成溫州模式，因為它成了一個摧不垮的地方，那裏是一個整體的分工網，如果一個產品不好做了，要換大家一起換，他們是集體學習、集體轉向，真是了不得。我在南昌電視台講過文港經濟模式言文港之所以發展得好，歸根結底就是分工很細，家家戶戶都做毛筆，但張家隻做這一點點東西，李家隻做那一點點東西。江西目前除了文港，還有吉安的賣菜業硯安義的鋁合金業凡資溪的麵包業、上饒的眼鏡業。像上饒的眼鏡業，各家各戶都有分工，有的隻做一個螺絲，有的隻做鏡框，有的隻做鏡片，可以說是精而專，這樣一來，產品的質量肯定會不斷地提高一。因為他隻做這一個東西，就會鑽到裏麵去。過去的政府恰恰是進行條條分割、條塊分割，大大影響了分工。今天的政府就是要為分工創造條件，掃清障礙妥讓人們集中更多的精力去創造財富。
張道剛先生認為枉西的發展得益於實行了工業化戰略，顯然也是陷人了舊經濟觀念的陷耕。江西這一年多來的變化比較大，我認為正是因為比較好地處理丁城市化和工業化放鄭，比較好地處理了第一產業、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關係，所以經濟增長很快。這一年多來的實踐告訴我們，江西的發展之路就應該是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協調發展。
協調發展就意味著政府抓城市化，企業家抓工業化，各自進行很好的分工協作。在工業化過程中，政府就是第三產業，就是要搞好服務，很好地為工業企業家、農民企業家、第三產業企業家服務，而絕不是政府自己去直接抓工業化，政府直接抓工業必然要充當行政幹預和越姐代危的角色。我們今天的工業化成果就是因為城市的硬環境搞好了，軟環境也改進了，吃喝卡要的少了，所以外商投資增加了，產業增加了，企業家的環境鬆動了，因而貢獻也大了。
在各產業間的協調發展上，南昌市做出了突出表率，引進了沃爾瑪、麥當勞等世界知名企業。特別是吳新雄書記，他從來沒有抓過具體的工業，重點始終放在招商引資上，抓軟硬環境建設上麵，實際上就是抓城市化，毫不猶豫地大規模引進第三產業。在江西2003年引進的外資中，雖然大量的是屬於房地產，但房地產業中除了建築業屬於第二產業，其他相當一部分是屬於第三產業。江西這一年多來的變化，不管各種媒體眾說紛紜，賦予什麼內容，但真正的內涵其實就是政府兼顧了城鄉的協調發展——第一、二、三產業的協調發展，如果政府更明確、更有計劃地去做這些事情，我們必將取得更加顯著的成績。
長沙在城市化方麵已經有一招了，就是把湘潭市和株洲市並人長沙，要建設大長沙。我也曾建議省委，九江、南昌、景德鎮也要有一個發展框架，重新考慮把豐城、樟樹這些地方劃到南昌市來，以有利於南昌更快的發展。省委也認為，江西應該有兩個一級中心城市，一個是南昌，另一個是贛州。現在南昌條件成熟，已經可以走城市群的路了。此外，外商對江西大規模的投資才剛進來，很多項目還在建，所以江西第二、第三產業都還會有更快的增長。因此，我覺得南昌在中部省會中變成老三不會有問題，隻不過是時間早晚，五年內不一定能做到。要做老二就不容易，老大的地位則根本沒法動搖，武漢的區域優勢及曆史地位太明顯了，連帝國主義都看得很清楚。
風濤聚嘯必喚海燕，險峰深峽多有巨瀑
主持人的話：
近十年前，一位同事來給我辭行時說了一番話：為什麼我在“人到四十萬事休”，而且在副高職稱指日可待的時候離開江西呢？說穿了就是一個“窮”字。作為一個丈夫，不能保證妻子物質生活上起碼的滿足感，為此去年她提出分手，我覺得沒有理由一定要把她留在自己身邊，結果孩子留給了我。我不敢帶孩子上公園、商場，麵對一個花花綠綠的甘界，他吵著要買這個，要玩那個，我卻不能滿足……現在我決意要走，小孩隻能留在父母身邊，讓白發蒼蒼的雙親來為我承擔教養責任，說起來很慚愧。同時，放棄好好的大學教師不當，卻去做中山市一個小小的區政府秘書，我也是不願意的。但思來想去，廣東可以滿足我一個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脫貧的要求……
在這前後，原南昌電台一個小有名氣的主持人也去了一趟南方，回來後她寫下一段話：“當我走下飛機，看到出租車外飛逝而過的燈火通明、熱鬧輝煌的一個個特區廠家時，猛然想起從南昌機場駛出時四周那無聲無息的黑暗。突然間，眼淚就掉下來了。廣東人才濟濟，打個比方吧，我為什麼也要擠進去，做一碗紅燒肉來端給已經吃膩了紅燒肉的廣東人吃，而不留在故土做出一碗碗紅燒肉，給喜歡吃我燒的紅燒肉的家鄉親人們吃呢？”
為此，我在《千年沉重》一書裏寫道：
“我為前者的離開故土而暖歎；
我為後者的守望故土而感動。”
而且，我還說：“前者無疑是現實主義者，如同後者一定是理想主義者。”
其實，後者的心境隻是染紅西天的晚霞，絢爛是絢爛，但很快就落山了，她還是告別了喜歡吃她那碗“紅燒肉”的家鄉觀眾，先去廣東，以後又輾轉滬上，現在也早過了不惑之年……
現在看，在當今這樣一個以意識形態為指向的政治社會向以市場經濟為中心的消費社會大轉型的過程中，再給人們貼上“現實主義”、“理想主義”的標簽，我已經有些九斤老太了。因為生存壓力的劇增和所麵臨的誘惑的巨大，人們越來越多地從個人利益的角度去決定自身的去向進退。決意離開故土者不一定就沒有理想，他可能正為著自己的理想能在未來一個綠色環境、陽光天地裏充分施展；留下來的人，不一定就不現實，一遮遮劃拉一穎順黑沉沉的珠子，不是年齡偏大、技能平平，就是拖家帶口，他死守故土的決定可能正出於現實這把算盤的精確考量。
於是，走的人走了，留下來的人心未必就留下。人才的流失隻是可數的表層現象，人心的流散才是呈幾何級數擴散的深層運動。因為是深層的，如同地心的岩漿奔騰，海底的旋渦湧流，我們聽不到劇烈的響動聲，但它又是確實存在的——大地有光風霏月，雨雪霏霏，人們的臉上卻沒有溫度；歲月有鵝黃黛綠，媳紫嫣紅，人們的眸子卻不見色彩。從人對環境的基本反應上，我們很容易判斷，那塊地方是停滯還是發展，人們是生存還是生活。前些年我曾想，在一塊人才流失、人心流散的地方，倘若嚴重到最後大抵誰靠行政區劃來表明它的存在，盡管還會有官場商場的種種活動，可能前者的活動還頗是熱鬧，但某種意義上這不過是一出自扯自唱的皮影戲罷了……
要解決人才流失，先得解決人心的流散。有希望了，人們的心田就漸漸綻放色彩；能幹事了，人們的血管就因熱量的傳遞而有了溫度。我在一次小型座談會上說過：時許多知識分子來說，調動其積極性並不要給他們一個官做，或是給一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也無須發一個大紅包，能不能發對隻是個人的事。隻要本土上下思謀發展又真正開始了發展，隻要本土的主政者不但有現代化的眼光、市場經濟的理念，還有人文情懷與人格魅力，流散的人心很快就能凝聚成一麵獵獵飛揚的大旗，在都湖粉水間抖落去昔日的沮喪與麻木，拂動起新時空的創造與進擊！
江西這兩年的變局證明了這一點。固然這兩年的發展與江西立誌要與全國多數地區同步跨入現代化的目標比起來，還隻是一個瀏亮的前奏，現在不管是百姓還是知識分子的錢包還不滿，或者說我們尚沒有在經濟上脫貧，但是因為一列飽經淪桑與憂患、今天才儲滿動力與希望的火車終於駛上快速發展的軌道，江西人首先在自尊上脫貧了，在自強上富足了，此時再看七年前那位主持人離開南昌機場駛入“四周那無聲無息的黑暗”、眼淚奪眶而出的感覺，我們真有些憂若隔世……
人才的流失畢竟不等同於人心的流散，後者有其特殊性，對此也得要有一些特殊的操作和政策，本期的內容就是關於這方麵的話題。
鄭克強《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研究員）：過去我們講江西是“人傑地靈”，實際上這句話應該倒過來叫“地靈人傑”。江西過去在全國有很高的地位與地理位置有很大的關係，江西很長時間以富庶著稱，糧食產量占全國的1/6，又有從南到北的交通大通道，人們的物廈生沽水十比枚局。厲義工瀏永嘉之亂、靖康之變則使大量的北方人南下，人才薈萃於贛水都湖間，人文風氣鼎盛，形成了一個人才能夠脫穎而出的條件。
江西在近百年來陷人經濟盆地的地位，原因是多方麵的。我覺得比較突出的有三個方麵：
鄭克強
一是交通優勢的喪失，像粵漢鐵路修通以後，贛江作為南北交通大動脈的優勢失去了，南北的信息流動沒有了，經濟能量的流動也沒有了。
二是厘金製度給江西造成的損失非常大，據史料記載，江西厘金之重尤甲於天下。平均每年大概在100萬兩白銀左右，占全國各省厘稅收入的10％以上，其中用於本省包括行政費用的款項所占比例大概不到1％。上交給中央的錢主要用在軍費上，湘軍與太平軍打仗，便可以說是湖南出兵，江西出錢。厘金製度由1853年一直實行到1931年，大量的原始資本流失了，使得江西近代發展商品經濟時，基本上是從民間收集資本，不可能得到官方庫款的支持，導致江西工商業發展的弱小與滯後。湖南卻不一樣，像曾國藩手下有一位大將蕭作孚，湘軍攻下天京之後，他帶了19艘裝滿大箱小箱金銀財寶的大船回湖南，路過江西時被江西巡撫沈葆禎（相當於現在的省長）給扣住，沈葆禎是曾國藩的學生，最後礙於曾的麵子還是放行了……湘軍與太平軍打仗，湖南人得到了很多好處。湘軍裁撤之後，官兵們回去又是買地、又是蓋房子、又是娶老婆。在曾國藩的倡導下，很多湘軍將領還辦了很多學校，開啟民智，培育才俊，所以湖南在近代史上人才層出不窮，這也是湖南在近代發展得比較快的一個原因。
三是戰爭的影響。江西曆史上大仗不是太多，但戰爭不斷。從19世紀中葉開始，湘軍與太平軍的主戰場實際上是在九江一帶。還有以後的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時期紅軍與白軍的拉鋸戰更是在江西。抗日戰爭也有幾場惡仗是在江西打的，像上高會戰的規模比平型關大戰大得多，平型關打死打傷日軍3000多人，而上高戰役記載的是打死打傷日軍2萬多人。日本方麵不承認，說隻有1萬多人。還有德安的萬家嶺戰役的規模也不小。戰爭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口急劇減少，清朝中葉時，我印象中江西的人口是2400萬，1949年解放初期統計是1700萬。一直到上世紀70年代才恢複到2000多萬，經過改革開放24年，發展到現在達到4200萬。人口減少的原因，一是被打死了，二是逃跑了，因為生存環境惡劣，移民的很多，主要是到湖南、湖北，到廣東、江浙一帶的也有。
江西的人口雖然外流嚴重，但很多鄉紳先賢對這塊土地還是很有感情。從1999年到2002年這段時間，江西先後有過十幾個中學舉辦百年校慶，在南昌有熊育楊先生創辦的心遠中學．（今二中）、葆靈女中（今十中）、豫章中學（原七中），外地的有樟樹中學、九江中學、上饒中學、撫州中學、波陽中學……對此，我很感慨，周恩來就讀過的南開中學鼎鼎有名，也隻是1904年由張伯荃先生創辦的，比我們這些學校都要晚，這說明一百年前枉西的鄉紳先賢就領全國風氣之先。大約也是一百年前，李盛鐸先生創辦了江西省國立圖書館（位於現在的中山路百花洲旁邊）。他把江西大部分民間藏書收羅起來，現在省圖書館的三部孤本書也大都是他收集的、。他蓋的圖書館是當時南昌的三大建築之一，另兩個是江西大旅社（現在的八一起義紀念館）、民德路的市郵政局。
★城地一百年前的中等學校發展得比較好，但是沒能改變大局奮因為後續教育沒有跟上，隻有南屬、九江有兩所師範學棠。沒有真正的離等學府，江西直到抗戰後期，才建有二所中正大學。
★江西是一個窮省，但這幾年在教育上的投入增長皿在全國都不低，可以說排在前十位，但按照生均來算則排在側數二二三位，也就是說窮有在辦大教育，窮省在為富省培養人才，這是一個很坦尬的現象。
雖然鞍地一百年前的中等學校發展得比較好，但是投能改變大局，因為後續教育沒有跟上，隻有南昌、九江有兩所師範學堂，沒有真正的高等學府。而在1900年之後，燕京、北大、清華、複旦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江西直到抗戰後期，才建有一所中正大學。借抗戰大量人才南下避亂的地利之便，當時這所大學擁有一些很優秀的教師。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院係調整時，中正大學的師範部變成了江西師範學院，農學部變成了江西農學院，醫學部變成了江西醫學院，理學部和工學部則劃到湖北去了，還有一些係劃去浙江、北京，真正留下來的隻是文史與醫農，理工科沒有了。這與毛主席當時對江西的戰略定位有關，江西是“前線的後方，後方的前線”，所以“一五”、“二五”、“三五”計劃時期對江西沒有大的投資，即使已有的教育資源也進行了再分配或者再調整。院係調整對江西的高等教育真是傷筋動骨，元氣大耗。直到1958年，借著“大躍進”的背景，江西工學院、江西大學才得以創建。
江西自己培養的人才不能在省內走到最高．的層次，而且不斷地外流，大體有這麼三種情況：
一是考上外省重點大學的很多，畢業後回來的卻不多。江西自恢複高考以來，基本上在全國保持了一種高分的態勢，江西學生考進全國重點院校的分數線要比北京、上海高一出許多，近幾年是高出80～100分。比如說，我們的學生考進北大、清華要650、660分以上，北京的學生據說隻要480分就夠了，這與江西的大學不多及重點院校在江西招生數太少有關。考出省的學生應該說是經過千軍萬馬擠獨木橋擠出的精英和尖子，都是比較優秀的人才，他低大學畢業後，基本上是讀研究生、博士，出國。現在不像“文化大革命”前，那時江西還分配過二些名牌大學的畢業生，而現在的畢業生都不回來了，我曾經間過幾個大學校長、他們說有1％～3％的人回來就很不錯了，這實際上等於把最優秀的腦袋都移植出去了。江西是一個窮省，但這幾年在教育上的投人增長量在全國都不低，可以說排在前十位，但按照生均量來算則排在倒數一二三位，也就是說窮省在辦大教育，窮省在為富省培養人才，這是一個很尷尬的現象。
二是大批優秀的管理人才在20世紀80年代沿海改革開放之初東南飛了，90年代又往上海、北京飛。我們周圍的朋友、同事就有很多人走了，他們中不乏管理人才和企業家。據說深圳的外地人中最多的是湖南人，其次就是江西人。我看過一篇專門談深圳“江西幫”的文章，說哪個大公司的老總是江西人，江西人占深圳的白領崗位有多少，我印象中所占的比例非常高。這些優秀的管理人才為深圳的發展做了很大貢獻，自己也發展得非常好。在江西時這些人已經完成了高等教育，相當一部分擔任了處級千部甚至是廳級幹部，有的在企業界已經做出了比較優秀的成績，應該是最能出力、最可用的時候，卻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走了，這批人才的流失是最可惜的。
三是本土人才成長艱難。這既有體製、機製上的原因，也有贛地曆史、文化負麵因素的作用，表現最烈者堪稱在夾縫中成長，或如你過去所說的帶“鐐”長街行。在自己培養有限、招引人才又遠遠不夠的情況下，還不斷地有人往外走，於是江西的人才負效應越來越大。
★江西要在中部地區崛起，如果不造就一個大批人才脫領而出的氣候，恐怕很難有堅實的智力支撐，也很難有後勁。
★我們既然拿不出那麼多錢，為什麼不能借船出海，借梯子上樓，用好別人的錢？江西巫侍創造一個熟稱金融工具並使用自如的環境。
江西這兩年的發展，勢頭非常好，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軌道，省委、省政府領導班子的視野寬、層次高、理念新，結構比較合理，年齡總體上也比較年輕，這個帶領全省人民奔小康的最高領導班子應該說比較理想。但是往下看，中層管理人才、優秀企業家、科研人才、中介人才、法律人才則大大地不足，可謂不成氣候。江西要在中部地區崛起，如果不造就一個大批人才脫穎而出的氣候，恐怕很難有堅實的智力支撐，也很難有後勁。我深深地感到，構建人才高地已經成為江西在中部地區崛起過程中一個關鍵所在，省委、省政府對此積極地采取了一些應對措施。
孟書記多次在講話中提到，對一些企業家和幹部要寬容，不要求全責備，要鼓勵幹事者，要表揚幹成事者，但不要用私心很重的人，這些思想正在逐漸形成一種用人導向。孟書記還身體力行，親自引進一些人才，比如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第九附屬醫院的曹誼林教授，他在20世紀50年代出生，從美國讀完博士回來，現在是國家組織工程學的首席科學家。他最著名的一個試驗就是在老鼠身上長出了人耳朵，這是一種世界領先的克隆技術，人體患腫瘤的器官遭切除後，有些須移植新器官，這種技術將能提供新器官，一旦產業化後，顯然有很好的市場前景。引進曹教授就是為了讓他和省腫瘤醫院的高國蘭博士組建一個組織工程學研究中心。這個研究中心的研發基地不在江西，而是在上海，但曹教授今後可能會把江西作為中試基地或者生產基地。陳東有先生是廈門大學的經濟史博士，回來以後在南大當宣傳部長。後來上海財經大學要調他去任圖書館館長，給了他非常優厚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王君副書記立即指示教育廳做工作奮孟書記得知後又親自給陳東有和他的夫人打電話。把他挽留下來，不久又提拔他為南大的副書記。這件事頗為感人蘇份個地方大員可謂日理萬機，卻如此牽掛一個知識分子的去向，確實表明子他們求賢若渴的誠意。想想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南大走了多少人，那時候少有領導人會親自出麵挽留，所以我覺得現在的領導工作作風真是蠻務實。
黃省長對人才問題也非常關心。北大、清華、浙大科技園在江西落戶，省市政府給的政策大體相當，都給了30公頃左右的土地，這些土地由省財出資70％，市財政出資30％，從農民手中把土地買下萊，冤掉各種規讚，王地直接送給學校，實際上就是想把這裏作為高新技術的孵化基地，最後形成產業化以後也會留在江西。在人才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中，沒有一點付出恐怕是不行的。這些事情在舒省長手上已經開始在做，黃省長上任後加快了進度。校方每次來人，孟書記和黃省長都是親自出麵，親自宴請，親自陪同，黃省長甚至陪著走一兩天，以此表達一種誠意。其他省級領導也都是這樣。這三個科技園將會為江西的經濟發展、科技的提升、人才的吸引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後兩者的意義尤其要大於前者，因為它們一開始就是嫁接到一個比較高的層次上，江西將會因此擁有一批既掌握高新技術又有一定市場經驗的人才。
高新技術產品要發展成為一個優勢產業，需要大量的創業基金，美國矽穀發展得快並不是因為地價減價、減稅等優惠政策，主要的原因是建立了一個非常好的風險投資機製。所謂風險投資機製就是由多元股份構成的投資家組成的，裏麵有政府的股份，也有投資家個人的股份。從理論上講，政府的投資應該是先導性、少量的，民間資本應該是大頭，董事長則根據股份大小來確定。他們一般瞄準技術含量高、市場前景好、成長空間非常大、也有相當風險的高新技術產品，有時候甚至從試驗室到中試開始跟。他們通過什麼形式來賺錢呢？大概有五六種，我隻舉三種：一種是退出機製，企業從試驗室到中試、到產業化的過程中他們不斷地投入，然後扶持企業上市，一上市成功他們就有原始股，假如一個企業是5塊錢上市，他們在漲到10塊錢的時候就退出。另一種是股權置換，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占有一定的股權，當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有一個增資擴股的需求，這時候他們的股權就增值了，1塊錢的股權可能漲到3塊錢，有新投資者要再購買的時候他們就可以出來。再就是把自己的股權賣給一個新的買家。風險投資的比例大概是2比8，失敗的比例是8，成功的比例是2。但贏率的最高比例是1600％，這是我在一份資料中看到的。正是有這麼一種風險投資機製滿足創業者大量的資金需求，所以矽穀的發展蓬蓬勃勃。還有一種擔保基金，就是由若幹個多元股份組成一筆基金，為高新技術企業向銀行進行擔保。創業者本身可能沒有錢，但擔保基金有錢，由他們向銀行擔保，到時候企業除了還銀行的息資外，還能給他們一些收入。但擔保方得有大量的法律專家、金融專家、財務專家論證這個高科技項目，一旦他們考察成熟以後，就會跟進去擔保。當然這種擔保還會有一定的反擔保要求。
擔保基金、風險基金、創業基金總體來說在矽穀的使用中非常成熟有效，在北京中關村、上海、深圳也如雨後春筍一般地冒出來。對於這些嶄新的金融工具，過去江西基本不會用。江西人不像江浙人，在這方麵接受的訓練太少了，過去在傳統的小農經濟時代條件下，江西還出過江右幫，甚至在商界還小有名氣，但真正的資本運作訓練非常不足，金融意識不夠，不知道怎麼利用金融工具，中部地區也似乎沒有怎麼聽說過。江西現在開始省悟到這個問題，我們既然拿不出那麼多錢，為什麼不能借船出海、借梯子上樓，用好別人的錢？江西亞待創造一個熟穩金融工具並使用自如的環境。
孟書記就這個問題在大會小會上起碼說了三四次，要進行投融資體製改革，要建立風險投資機製，創建創業投資機製。但我感覺下麵對一些新的東西接受比較慢，特別是操作層麵的幹部對此接受比較慢。但我們畢竟走出了第一步，在人才吸引上建立了省級風險投資基金，省計委、誠誌股份、贛能股份公司、高新技術開發區等各出了一筆錢，總共大概是五六家，有7500萬。嚴格來講，這還不像矽穀那樣嚴格意義上的風險投資基金，而是政府色彩比較濃。今後得大量地吸收民間投資，民間資本要達到三五個億，在基金中所占比例占大頭，而且不必由官員來擔任基金會的董事長。這7500萬在使用上也不是按照風險投資機製的做法，而是先借給你用一下，完了以後你再退還給我。可以說對這一金融工具的本質屬性的認識還不到位，使用的嫻熟程度也很不到位。此外，高新開發區建了一個3000萬的風險投資基金，省科委建有一筆1500萬的中小企業創新基金，省計委每年有200萬的留學創業人員的獎勵（補足）基金。省裏在“十五”期間有一個1000萬的學術帶頭人培養基金。現在已經是第三批了，每批大概是10個人。還有一筆人才基金，是由省委組織部掌握的，省教育廳也有一些基金。這幾筆基金合在一起有幾個億，如果再加上各部門方方麵麵的小基金，總共加起來可能有十幾個億。很多部門已經認識到要對留學歸國人員，包括已經在江西的優秀人才給予一些基金扶持。此外，省政府下發了一個關於人才問題的18條文件，比如引進一個海外博士每年給50萬塊錢，給房子、安排好子女，等等，裏麵有很多優惠政策。孟書記來江西之前，我曾經有一個統計妥當時從海外回到江西並已經在此落戶工作的有30多人，現在估計超過了100人，這個數字相對於在海外的江西籍留學生來說，仍是微不足道，估計他們有上萬人。江西醫學院的領導告訴我，光醫學院的畢業生在美國留學的就有300多人。
★各級幹部真正要有為人才跑好堂、聽好差、服好務的人梯精神。提倡做實事，哪怕是“件很小很具體的事都要幫人家解決，不能許空願、唱商調。
★江西曆史上被別人改造挺難的，而改造別人倒是挺容易。“海歸派”渾身上下的創業精神和創新意識不要在這塊土坡上被改造掉了，千萬不能養成一種一切包在政府身上、一切都雄優感政策的習慣。
廣東省委、省政府對引進海外留學人員非常重視，5年前就搞了一個廣州留學生交流會，每年投人500萬，與會留學人員來回的飛機票、食宿費用全免。參加這個交流會的留學生整體結構是70％的博士、博士後，30％的碩士。江西在人才問題上還是省悟得比較早的，第一屆交流會並沒有多少內陸省份派人去，最近這兩年的交流會內陸省份才基本到齊。我們第一屆就組織了很大的陣容參加，胡振鵬副省長親自擔任了兩次團長，我也當過幾次團長、副團長。有很多江西籍的留學生會到江西的展位上找我們談一談，但最後能說成的不多。各省的經濟地位和文化地位在這裏看得非常清楚，江西的政策再優惠也不可能優過沿海省份，尤其廣東是這個交流會的東道主，他們占了很多便利的條件，諸如把最優秀的人才和項目先篩選一遍，完了以後再分配給其他各省……而且我們得不到留學生的名單，不知道他們住在哪個賓館，電話號碼是多少。我們的工作人員得上門去找，一個一個去拜訪。我們每年會在一家五星級賓館搞一次懇談會，充分介紹江西的發展情況及其光明前景。我每次在講話中總要強調：你們雖說是優秀人才，在經濟發達地區要顯山露水卻不容易，可你們回江西就鶴立雞群，政府或者有關部門對你們必定厚愛一分，高看一眼。我還坦率地直言：你們在美國、法國、英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呆過，哪個政府能像中國政府這樣，對海歸人員有這樣一種厚愛之合，會建立這麼多優惠基金，提供這麼多優惠政策？9.11事件之後，矽穀一下倒掉8000多家公司，美國增長率出現負值，法國、英國的增長率也不過在2％～3％，而中國每年7％以上的增長率都很平常。江西的GDP去年是10.5％的增長率，17％的財政收入增長率，這個增長空間在美國是不可想像的。你們要看到家鄉的發展是自己發展的一個大好時機，是自己積累原始資本的一塊沃土……每屆交流會都能帶來一些江西籍的海外博士、博士後回省看看。2003年的人數少一點，隻有17個，但其中有山東、陝西、北京籍的留學生。
回省參觀了，能不能留下還很難說。有的人來了之後還要觀察一年，有的人即使注冊了公司也不馬上開張，一察覺不如人意立馬就撤走。所以我們很多具體工作人員的思想要跟上，得有孟書記那種眼光和誠意，才能把像曹誼林這類人才引進來。各級幹部真正要有為人才跑好堂、聽好差、服好務的人梯精神，提倡做實事，哪怕是一件很小很具體的事都要幫人家解決，不能許空願、唱高調。有一個叫張少榮的留美博士後，他是我們從廣州留學生交流會引進的一個人才，現在南昌高新技術開發區成立了一個大華軟件股份有限公司，他帶回來幾個留美博士。他們來的時候很猶豫，一方麵雖然他們每個人有幾百萬美元的身價，在美國的各方麵待遇都很好，但他們都感受到，國內現在確實存在一個生長空間很大的市場，他們又都是江西人，對家鄉總有一份割不開的情感；另一方麵，他們又很擔心，因為走的時候對當時的江西也有一些認識。他們反反複複地和我談過好幾次，總是下不了決心。我和他們幾個博士一起喝茶的時候說，我不敢說你們回來以後能夠一帆風順，可能你們的創業會非常艱苦，但是江西省委、省政府是有決心和誠心的。就我而言，我可能不能幫你們解決所有的問題，但起碼你們每打一個電話，我一定負責幫你聯係相關部門的責任人員，而且我一定會盯著他們幫你解決問題。張少榮後來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說，就因為我說了這句話，一下子把他們說通了，所以下決心拋家舍業回來。我到他們的公司去看過，50塊錢租了200平方米的房子，租期一年，其實就是象征性地給一點租金。他們主要是以自己的專利技術開發軟件，現在已經做成了全國地方病防治係統的軟件，是衛生部的一個項目。衛生部又給了他們一個大單子，做電子病例，將來可以與國際遠程醫療接軌。省計委對他們的啟動資金也給予了很大的支持，高新區也給予他們必要的支持。
許楊是在德國留學八年的博士，她的事業心非常強，所研究的項目能夠延長相關的產業鏈。胡副省長交代我們要多關心她，並且親自批準她的愛人從某個陷人困境的企業調到南大。有一段時間她不太順心，不順心的時候就會給我打一個電話。我跟她開玩笑說，不要成天呆在實驗室裏，應該出去放鬆、放鬆。間她喜歡什麼活動，她說喜歡遊泳。我們辦公廳科教處的處長馬上到省體委給她辦了一張遊泳證。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後來我了解到她還是沒有去，但是她很感激，說我們很真誠，確實想為留學歸國人員辦些實事。薑立平是從日本回來的博士，現在辦了一個三和公司，主要搞減震裝置。他的專利是國外專利，而且是世界領先項目。他在申請國家人事部的留學歸國創業人才基金的時候，省人事廳的同誌做了很多的努力，他一下就得到了18萬元，這筆錢不用償還，這對於一個起步階段的小企業無異於雪中送炭。2003年春節時，他公司搞了一個座談會，本來企業的開張儀式、表彰活動政府官員是不去的，但這個座談會，我們還是去了。他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認為現在江西的政府官員真是周公吐哺，尊重人才。黃路生是從莫斯科大學回來的博士，主要搞豬的基因研究，省裏為他這個處於全國領先水平的研究項目前後投人了幾百萬，在農大旁邊蓋起一棟很漂亮的房子，為他建立了一個重點實驗室。應該說“海歸派”大部分人很有衝擊力，他們的知識結構比較新，理念比較新，創業精神、工作勁頭也很足，忙起來了就在實驗室、辦公室打地鋪睡覺，吃盒飯也是常有的事……他們也有弱點，那就是對地方情況和有關工作程序的了解程度不夠。我還有一個擔心，江西曆史上被別人改造挺難的，而改造別人倒是挺容易。“海歸派”渾身上下的創業精神和創新意識不要在這塊土壤上被改造掉了，千萬不能養成一種一切包在政府身上、一切都靠優惠政策的習慣。現在有句話叫“海龜上岸，土鱉滾蛋”，這句話是不對的。本土也能出優秀人才，南大新任校長周文斌便是南京大學培養的博士，他是國際原子能委員會委員，到過三十多個國家進行學術活動，外語相當好。東華理工學院的老院長、老書記是識才的，在退下來之前，把這個年輕人推上了領導崗位。周文斌在擔任院長期間大刀闊斧地改革，敢作敢為，使得該院的發展產生了一個質的飛躍。省委對他寄予厚望，去年底將他調到南大當校長，這實際上是大膽使用人才的一種示範效應，對那些留學歸來或本土培養的高學曆人才也起到榜樣的作用。
★這應該是一個世紀工程，一百年前江西的中等教育發展是一個高潮期，一百年後江西的離等教育終於也邁出了雄健的步伐。
★江西的發展時機就要到了，人才也自然會來，不光是從江西出去的人會回來。而且不是江西的人也會來，這就是我前麵所說的觀點：地靈決定人傑。
江西的考生考分高卻難進重點院校，與江西的大學在全國的地位也有關係，江西確實缺少在全國有影響力的大學。為此，省委、省政府決心要做強做大江西自己的高等教育。正抓緊進行中的昌北、昌東高校新園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人達100個億，由各高校自籌解決，政府采取各種政策來保證，除了國家和農民的不能少，省、市、縣三級各部門要收取的規費能減的減，能免的免，共讓利二三十個億。而且政府引導性的投人也不少，黃省長是管錢的，他的手卡得很緊，因為江西是窮財政嘛。但是對高校新園區的土地勘測、規劃、設計的費用，他很痛快地說從財政出。江西曆史上這樣大規模地建設高校從來沒有過，兩個高校新園區的遠景框架是2003年各進2萬人，2005年各進5萬人，2010年各進10萬人，2020年各進20萬人。這應該是一個世紀工程，一百年前江西的中等教育發展是一個高潮期，一百年後江西的高等教育終於也邁出了雄健的步伐。到2020年，全省大概有60萬在校大學生，其中40萬集中在南昌。在這樣一個框架下，實際上形成了兩個城區，水、電、路的配置，郵電、通訊、廣電的網絡都要配套進行，還有防洪、排澇、環保等問題，是一個非常大的係統工程，涉及很多部門，協調工作非常多，在智勇副省長領導下，以省委教育工委副書記、省教育廳副廳長李小南同誌和我為主成立了一個推進小組，四個月當中我們開了50多個會，最多的一天開6個會，方方麵麵對這項工程都非常支持。很多政策都是一路綠燈過去，有時候不是支持一些錢的。問題，一個政策往往比錢更重要。你現在到實地去看一看，五個月前還是一片荒涼的農田，現在是一片熱鬧的工地，3000多人的施工隊伍在裏麵工作，80多棟建築物在同時施工，40萬平方米的建築要在2003年的9月份全部建成。現在各高校的領導對新園區建設也非常滿意，我們要確保8月15日前所有的管網和供水供電全部要通，9月1日前一定要進新生。此外，這100個億的拉動力量非常強，我給你說一個數字，昌東高校新園區三年以後就能達到10萬學生的規模，屆時每年吃豬就要8萬頭，吃魚4萬公斤，至於雞蛋、蔬菜更是數不勝數，當地農民的產業結構將進行大調整，要成立若幹個現代化生產基地，僅萬頭豬場都得有8個。在興學辦教的進程中，周圍的農村必然進入城市化，農民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身分也將發生轉換。因此，這個世紀工程一定會對江西、南昌將來的發展，無論是對經濟還是文化，無論是對人才還是城市化，都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
省委、省政府還想著那些讀書困難的孩子。江西有很多會讀書的孩子，2001年，江西在600分以上的考生就有6000多人。省政府打算每年從財政拿出幾百萬來，用來扶持那些會讀書的窮孩子，隻要他們在本省的大學讀書就給他們免學費，起碼是第一年的學費免掉，也可能後三年的都免掉；或者是建立獎學金製度，第一年的學費免掉，以後每年給獎學金。而且在他們以後讀碩士、博士階段，繼續扶持他們，否則他們出去就不會回來，這已經被曆史所證明。當然，這些窮孩子成才了，對本省亦須承擔一定的義務。這個方案正在研究，估計很快就會出台，2003年可能就會用上。幾位省長、副省長都提到這筆錢一定要用在那些學習確實好、家裏確實非常窮的孩子身上，城裏人多少還有點辦法，而農村眼下的確是沒有辦法，賣豬、賣房子都解決不了問題，不靠政府靠誰呀！
江西這兩年的發展有目共睹，外省對江西的感覺不一樣了，現在到北京、上海、深圳去，間起扛西情況的人多了。為什麼江西2002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達到了40％以上，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大量的江西籍人士回來了，不光是浙江、上海的客商來了。像王文京的用友軟件過去是不進江西市場的，但現在在江西設了辦事處和分公司，他在戰略上有往江西投入的意向。我認識的一些走了的朋友，在沿海發達地區經受了市場經濟的磨煉，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又有企業管理的經驗，現在他們也看好江西，打算重返故土或者在故土進行必要的投人。過去是窮省辦教育，江西教育為外省培養了大批的人才，而現在外省培養的經營管理人才又回來為江西服務。還可以說到的是打工仔，江西每年有幾百萬打工仔在外省，他們回到家鄉就是一個聰明人，成了市場經濟的領頭羊。我覺得人才的概念是很寬泛的，層次也不一樣。人才流動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個普遍規律，像美國、法國一些大公司的人才流動率每年都在20％左右，這叫流水不腐，戶樞不滋，人才流動不一定是壞事。人才流動會形成一種勢能，聚集效應達到一定程度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不可能拔苗助長，就像江西要早發展不可能，晚發展也不行，隻有當經濟條件、環境條件、人文條件、人才成長條件各方麵相應地成了一個良性循環係統，江西的發展時機就到了，人才也自然會來，不光是從江西出去的人會回來，而且不是江西的人也會來，這就是我前麵所說的觀點：地靈決定人傑。過去斯大林曾經批評過地理決定論，認為這不是曆史唯物主義觀點，但是如果我們深刻地理解地理這一概念，而不是僅僅理解為地理環境，還有一個經濟環境和人文環境的問題，我們對人才問題的理解便可以更全麵、更辯證一些。
胡平：人才流失現象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來臨而出現的。在這之前，一雙行政指令的手，將你裝在一份檔案袋裏，丟到哪裏就是哪裏，你敢鑽出檔案袋試試？在這些年裏，不僅是在江西，你到深訓的街頭站站，每10個行人裏總有兩三個操湖南、河南廿音的。我到太原，友人告訴我，時下山西出去的“電視人”在京都多得可以建立一個完整的電視台了……
也不僅是中西部地區。我看到一份資料，1978—2002年間，中國有58萬年輕人出國留學，回國的僅有15萬人。與上個世紀末相比，現在留學生回國率降低了，當然歸國留學生的絕對數在增加，但出國人數增長了115％，而歸國人數增長了34％。人才流失還更劇烈更頻繁地在北京、上海、廣州這樣一些闊頭大耳的都市發生，清華、北大、複旦等名牌高一校的畢業生紛紛進入微軟、摩托羅拉、英特爾及阿爾卡特等西方公司或研究中心。在與西方經濟巨無密的人才角逐中，中國國有企業和國有機構頻頻失手，有統計稱，在中國的1500萬公司職員中，有200萬人受雇於跨國公司。
細想想，“改革”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將人的命運從政治與權力的迷宮中還給人自己。“開放”則是海浪一樣生生不息的大流動，在信息、資本、資源外，更有人力的流動。“經濟全球化”也是一把雙刃劍：你會為中國加入WTO而擷取滿目春日花雨般的種種好處，諸如政府運作的陽光化，汽車等昔日高關稅商品的大降價，金融業日益便捷的服務……你也會為此而心中生生作痛，其中一個痛處必是人才水銀瀉地似的活潑潑躍動，那種“朝秦暮楚”，那份“人在曹營心在漢”，更有逐利於市的待價而沽，讓毛主席老人家震驚，讓雷鋒同誌迷惑，也讓你坐蠟。
雷鋒若活在今天也不會迷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才自然要在國內乃至國際市場上衡童並實現自身的價值。但價值並不以銀子的聲響為帷一去向。前麵說過，能夠凝聚人心的地方，一定是大有發展的地方；而大有發展的地方，擾如風濤聚嘯之處必喚海燕，險峰深峽之間多有巨漆，也一定是能夠創造價值、實現價值的地方。
人心的凝聚需要時間，時創造、實現價值的認同得經過實踐的檢驗，而這一些都離不開良好的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軟硬環境。倘若全省各級領導都像省領導們那樣對此下足功夫，耗盡心血，既定大略，又幹小事，我想對待人才問題江西無須急操，誠如鄭克強先生所說，可以從容一些，辮證一些。
遠處，雷聲已收，墨燕飛過，一個老農在深翻了土地、下透了肥料、又播下種子後，他在還漫有水氣的田頭坐下來，拘出一支煙，有滋有味地吸起來……
一個優秀企業家的方略
主持人的話：
對孫總的訪談是從2002年12月23日江鈴在廈門召開的銷售年會開始的——
在此之前的一周，吳新雄書記聞訊後表示要撥兄參加這個年會。孫總建議他22日到達，因為這一天有直達包機到廈門。21日吳書記的秘書答複說，22日走不了，23日白天他要開常委會，隻能在晚上趕到。根據這一情況，江鈴趕緊調整了會議日程。23日上午開完常委會，吳書記下午又開了一個招商引資會，然後帶著隨行的3個人趕到上海，從上海轉機到達廈門，孫總在機場迎接他們，這時已經是晚上9點，他們在飛機上隻吃了一碗方便麵……第二天一早，孫總陪著吳書記一行看了江鈴在廈門的維修服務站和代理商。緊接著10點鍾，2002年度江鈴優秀代理商表彰大會開始，吳書記一進會場，幾百個代理商全部起立鼓掌。會場秋序之井然，代理商精神之振奮，以及會場氣氛所表現出來的高度凝聚力，可能有些出乎他的意料。吳書記親自參加了頒獎，然後發表了四五十分鍾的講話，對江鈴的發展、銷售體製改革以及孫總本人進行了高度的評價。他在講話中還講到了一些營稍理念，不乏源自市場實踐的真知灼見，也大大出乎代理商們的意料。中午的宴會上，吳書記走遮每一桌給大家敬酒，自己幾乎沒有動筷子，下午1時10分便離開了。他們是1點50分的飛機，這天仍沒有直達機，而是飛往深圳，再轉機回南昌。
在廈門期間，孫總曾問過吳書記要不要向廈門的黨政領導報告，他說不用，他是專程為江鈴的事情而來，這確實令孫敏非常感動。假如江鈴的年會在南昌召開，吳書記出席這個會不算什麼，但一位省委副書記專門趕到廈門參加一個企業的悄售年會，來回不到24小時，且路上得轉兩次飛機，其精神和意味就很不一般了……
不一般的省市領導。
也不一般的企業家，不一般的企業。
吳新雄在廈門年會上如是說——
江鈴是我們江西地區的重點骨幹企業，從孫教同誌1983年受省委、省政府的委派到江鈴工作以來，整整20年。20年的曆程，是不平凡的曆程，是艱苦創業的曆程，既經曆了風風雨雨創業的艱難和坎坷，也在創業的道路上獲取了一個又一個新的成功和輝煌。知今江鈴已經由1983年的虧損企業，發展成為國際、國內聞名的大型企業……江鈴的創業史，是以孫歌同誌為首的領導班手致力於事業無愧於事業、開拓創新不斷創業的光輝曆程。江鈴20年的創業光輝史也是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的結果，也凝聚著我們方方麵麵的支持和關心。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企業無論是國有還是集體，無論是外資還是國內企業，無論是民營還是合資企業，我們都隻有一個客觀現實，這就是市場的需求和消費者的選擇是生存發展的前提和關鍵。沒有市場就沒有企業的明天，沒有市場就沒有企業的發展。市場多限大，就看你的本領大不大；市場無限小，有你沒有他；市場如戰場，同誌有情競爭無情。一個企業要興旺發達，必須始終堅持市場第一的觀念。企業生產的一線不是在車間，而是在市場；企業生產的不隻是產品，而且有質童和信譽。正是由於江鈴集團高度重視市場營梢的理念，突出市場第一的治廠方針；正是由於在全國各地的江鈴汽車銷售商，通過他們的宣傳、服務，通過他們千山萬水、千言萬語、千方百計、千辛萬苦，硬著頭皮、厚著臉皮、磨穿嘴皮，去開拓市場，加強營梢，搞好服務，使江鈴在發展中不斷擴大市場，為明天的輝煌莫定了最重要的發展基礎……
★省市兩位書記來後這兩年，最大的變化就是成功地推動了全省、全市上下站在新的高度解放思想。促使人們能夠孟新評估過去的一些思想觀念和執行的一些政策。
孫敏
孫敏（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副會長，江鈴汽車集團盆事長、黨委書記）：省市兩位書記來後這兩年，最大的變化就是成功地推動了全省、全市上下站在新的高度解放思想，促使人們能夠重新評估過去的一些思想觀念和執行的一些政策。我體會最深的是，孟書記、吳書記都主張國有企業要改製，幾次在會上要求江鈴改製，他們認為我應該有股權。江鈴為什麼現在還沒有完全改製呢？因為江鈴的情況比較特殊。集團公司是一個控股公司，集團的核心企業江鈴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已經是一個上市公司，不僅有A股，還有B股，外資成分已達40％，下麵不少的子公司也都是合資公司，有的還是與民營公司合資。下麵的機製已經比較活了，隻不過總部暫時沒有改製。至今我本人沒有持股，江鈴下麵的公司也沒有個人持股。持有股權或期權是激勵經營者的重要方法之一，但並不一定是惟一的方法。西方現在有兩種聘請CEO等高層管理人員的做法：一種是除了月薪以外，還給他們一點股權和期權；另一種是給他們年薪加獎勵。我們現在考慮到政府給江鈴的政策比較好，以我為例，政府每年對我進行考評，除了月薪還有年終獎勵，這種激勵也是非常有效的。解決了我的問題也就解決了下麵的問題，我對下麵的中層以上管理人員也是采取月薪加年終獎的激勵機製，用這種方法也可以有效地調動人才的積極性，留住管理人才，穩定人才隊伍，所以江鈴暫時沒有搞個人持股。現在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像強化銷售，在兩三年的時間內實現銷售額翻一番，突破100億，還有產品開發、技術改造創新，如何進一步打造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使企業在各方麵進一步保持競爭優勢……因此我們把個人持股的問題暫時擱一擱。但從更長遠的機製來看，實行個人持股是有道理的。關於機製和體製的問題，在孟書記、吳書記提出之前沒有人對江鈴談起過，是他們出了如何增強企業的活力這個題百給我們，所以我們必須要研究如何在企業的體製和機製的創新上做文章，如何進一步調動全體職工和高中層管理人員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使江鈴發展得更快更好，今後我們要做進一步的分析論證。
★從孟書記、吳書記的工作思路以及他們所策劃的一些事情去看，在戰略與政策上沒有問題。現在的“瓶頸”是要有一大批得力的千部去落實。花大力氣去轉變千部的工作作風，這在下一步至關重要。
兩位書記提出南昌“建設花園城市”的目標後，城市美了、亮了、綠了，至今牢騷話怪話少了很多，外部環境好了很多，這是吸引外商投資的基本條件。現在南昌的發展勢頭是好的，確實引進了大量資金，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凡吳書記、李市長盯上的、掛了號的項目，一般不會怠慢，看上去推進總是勢如破竹，又紮紮實實。從整體來看，進展卻不是很好。有外商跟我說，引資方在談判的時候承諾了的事情不能兌現，一拖再拖，現在工期至少推遲了3個月以上。有的客商對辦證服務中心的效率與收費亦不滿意……現在一些幹部看起來天天忙得不得了，四處找關係招商引資，忙於接待應酬，但抓落實非常不夠。招商引資最終的效益要體現在開工投產多少，安置了多少人就業，上繳稅收多少，如果僅是上報有多少多少項目，引進了多少多少資金，哪怕加起來是個天文數字也隻是一堆泡沫。我以為，從長遠利益計，寧可少報一點項目，多抓一點落實。如果二味地多引進項目，而後麵更細的工作不抓落實，使得引進的項目不能盡快開工投產，挫傷了客商的積極性，這樣產生的負麵影響反而會更大。我對吳書記概括的“四最”很是讚成，一定要讓外商感到在南昌投資“成本最低、回報最快、效率最高、信譽最好”。要真正落實這“四最”，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特別是需要各縣區、各局委辦的幹部提高工作效率，改變工作作風，尤其要改變衙門作風，決不能別人來求你辦事，你還在那裏打哈哈。要深人地沉下去了解情況，為企業排優解難，為外來投資者排優解難，使人家由衷感到南昌確實是環境好，政策好。現在的南昌雖然離“美的天堂，人的樂園”還有距離，但有目共睹，像象湖、艾溪湖、青山湖都與過去大不一樣，沿著贛江的兩岸規劃也相當不錯，投資環境大大地改善了。從孟書記、吳書記的工作思路以及他們所策劃的一些事情去看，在戰略與政策上沒有問題。現在的關鍵是要有一大批得力的幹部去落實，花大力氣去轉變幹部的工作作風。
★與麵上的轟轟烈烈相反，注重細節便是強調落實與服務，將事情做得盡警盡美。江浙、粵閩文化都比較注重細節，中部諸省如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在各自的文化裏似乎都忽略細節，乃至無視細節……
胡平：某些幹部的這種工作作風乍看是人的惰性作祟，但竊以為往深處看，還是一切為升官的“官本位”意識像海洛因一樣在血脈裏驅之不去。
在發展經濟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第一要務，對資金的渴求無論是在什麼地方都成了大旰之雲雪，招商引資如何咱當成了各級官員們最搶眼的政績。但政績觀有有雲泥之別的兩種——
一種是一場自己所謂的能量與魄力的表演秀，觀眾席裏隻邀領導，演出效果也往往理想在此同樣熱愛於致績的研導臉上綻開出太陽花來，從而讓政績在結果上隻成自身仕途升遷的一道台階。大凡表演秀，如巴黎的紅磨坊，都格外注意光的衝擊、色的斑斕和動作的令人眩暈，在招商引資上亦是現場效果強烈：一片貌似的風風火火中，數字奴升，你追我趕，相互比攀，好不熱鬧。但對後麵更繁雜、更重要的工作，則如強弩之末，無心顧及。他們善於搖動唇舌，卻不會拘出肝膽；他們標舉“三個代表”熟撚得像打金利來領帶，他們的心卻從來與客商隔著一片寬闊的青山湖，還再加一片迷蒙的艾溪湖……
另一種政績觀則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與歸宿點。持此種政績觀者定力必好，不趕潮流，不趨熱鬧，注重細節。與麵上的轟轟烈烈相反，注重細節便是強調落實與服務，將事情做得盡善盡美。江浙、粵閑文化都比較注重細節，中部諸省如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在各自的文化裏似乎都忽略細節，乃至無視細節，這點已為衛星幾乎放得比麻雀還要多的“大躍進”年代，還有早幾年的“數字出官”、“假話出官”屢見不鮮所證實。當然還有其他的原因，但這肯定是中部地區在經濟文化上落後於沿海地區、老百性的口袋裏至今也鼓不起來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種非正式的可稱為潛規則的官場文化，其逐之難去的頑劣，真擾如我們這座城市裏觸目可見的“牛皮癬”。有在市裏工作的同誌告訴我，“要想富，動幹部”至今仍是一些實權人物如銅弄銘文一樣鐫刻在心底的鐵律。他說，你去一些煙酒店看看，什麼日子軟包裝中華煙賣瘋了，這些日子肯定便有哪個地方或部門在大批地調整、提拔幹部。時官位的角逐可謂無一漏網，連區區一個小學校長、幼兒園園長的位置，也成了一些小知識分子暗地裏競相加碼投標的熊掌！
曆史畢竟大大進步了，官位的角逐不再發生在“運動”裏，不會再伴隨如山的冤假錯案。但倘若對官位的角逐先衍變為對“政績工程”的角逐，這些大大小小的“政績工程”將有多少能夠讓人民滿意、讓百姓得到實惠，並真正有助於江西在中部地區的喊起呢？
★過去大家都不進步，至少不用費太大的腦筋，江鈴就能保持領先地位。但現在大家都在進步，江西的經濟發展很快……這種氛圍本身對江鈴就是壓力，對我本人也是壓力，通粉我們年年月月不敢有絲奄懈怠。
孫敏：官場文化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得到大大強化的，過去都是當官做老爺，政府包辦一切，別人什麼事都要求著他，這是計劃經濟下的一個特點。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不健康的官場文化必然會受到越來越猛烈的衝刷。將各級幹部統一到黨的十六大精神上來，統一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上來，統一到省委、省政府關於“實現江西在中部地區崛起”的一係列決策和思路上來，這也需要有一個過程。現在的發展方向是對的，有問題也是前進中的問題，我對江西、南昌今後的發展前景還是充滿信心的。
現在一般地估計，中國的汽車市場有可能保持10％一20％的增長率。但2002年全國的汽車市場保持了38％的增長率，簡直是井噴式的增長，所有人都沒有想到會有這個速度，一年解決了三年的增長，這應該是2005年的目標。國家製定“十五”計劃時，認為到2005年全國汽車的總產量才會達到320萬輛，轎車的產量達到110萬輛，但這兩個月標在2002年都達到了，等於兩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十五”計劃。國家製定五年計劃也是根據市場評估製定出來的，但現在的結果證明中國的汽車市場確實很難預測。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增長最快的是轎車。2002年以前，中國汽車的產量結構不合理，大部分是商用車和卡車，而且商用車占的比重太大，改革開放以前百分之百是商用車，幾乎沒有轎車。2002年轎車在汽車總產量的比重才接近40％，而西方國家一般要占到80％一90％，所以現在轎車快速增長是正常的。去年拉動汽車總產量的增長主要是轎車和重型卡車，轎車的增長率達到56％，重型卡車的增長達到了66％，所謂井噴式的增長主要靠的是這兩個品種的拉動。一般車輛的增長幅度並沒有這麼大，江鈴商用車的增長幅度在所處的領域中增長幅度還算是比較大的，增長率為38％。
過去大家都不進步，至少不用費太大的腦筋，江鈴就能保持領先地位。但現在大家都在進步，江西的經濟發展很快，加上汽車行業本身的競爭也很激烈，很多兄弟單位都在躍躍欲試，都要衝上去。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想保持領先地位，就必須付出更多的努力。這種氛圍本身對江鈴就是壓力，對我本人也是壓力，逼著我們年年月月不敢有絲毫懈怠。江鈴現在想保持高速增長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為現在的基數大了，不像過去基數小，很容易就達到增長20％、30％的速度，增長40％也不是很難的事。2002年我要求達到30％的增長速度，經過廣大職工艱苦而又富有成效的奮鬥，結果還是達到了38％。2003年我仍希望保持30％，爭取用兩三年的時間達到銷售額100億的目標，江鈴要力爭成為江西第一家突破銷售額100億的企業。目前全國過百億的企業也就是七八十家，上海稍微多一些，有十幾家。但等到江鈴過百億的時候，全國可能就不止這個數了。
★關於做大做強的問題，很多人沒有搞清楚．我的提法始終是把做強放在前麵，做大要在做強的基礎上，而不是盲目地做大。
★江鈴曆來是省市納稅大戶，2000年上繳2億多，2001年是3.8億，2002年是5億，這都是上繳入庫數字。2002年江鈴的利潤是4個億……在第二方陣中，利潤在4個億以上的也就是江鈴、廣東本田、東南、長安。在省內企業裏排名第一。
2003年我提出兩個新概念：一是江鈴究竟應該怎麼做？這個問題主要是說江鈴要保持一個高的增長速度，保持良好的管理，使我們的產品有比較好的邊際利潤率，然後用兩三年的時間使產量突破10萬輛。第二個概念就是商用車要達到國際公認的經濟規模，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必須在開拓創新和管理上不斷下功夫，使江鈴在兩三年後成為中國最好的商用車基地和世界上最好的商用車基地之一。這裏我所說的是最好的而不是最大的，“最好的”有兩層意思：一方麵是盈利能力最強，另一方麵是最大的之一。最大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最大也不一定能賺錢。就現在的商用車而言，江鈴的經濟效益是最好的，2002年北汽福田的年產量是15萬輛，但利潤隻有1個多億，江鈴的年產量是51000輛，但利潤是他們的4倍。躍進也是商用車生產基地，去年虧損1.5億多，而且已經連續虧損了5年。金杯也同樣是商用車基地，去年仍有較大虧損。福建東南的效益與江鈴旗鼓相當，但現在的路子在往轎車上走……關於做大做強的問題，很多人沒有搞清楚，我的提法始終是把做強放在前麵，做大要在做強的基礎上，而不是盲目地做大。
一段時間裏，社會各界包括股民很關心江鈴兩件事，一是福特在江鈴是否增股，二是江鈴為什麼不投產轎車。江鈴為什麼要增股？現在江鈴每年增加三四個億的現金，如果沒有大的投資，我們的錢用不完，負債率越來越低，江鈴現在欠銀行的貸款不多，銀行允許我們貸款的數目與我們實際貸款數差距很大，我們所占用的銀行受信額度隻有30％，比方說銀行同意我們貸款10億，我們隻貸了3億，就是這樣一個比例關係。假如江鈴現在要上一個項目，需要增加一筆五六億的貸款，是一句話的事情，立即就可以到賬，不需要經過任何人批條子。但江鈴現在不要借錢，有足夠的利潤支持自己的發展，開發新產品有錢，技術改造有錢，建設昌北新基地也有錢。什麼叫做強？說白了，所謂做強就是盈利能力強，而不是別的方麵強。江鈴曆來是省市納稅大戶，2000年上繳2億多，2001年是3.8億，去年是5億，這都是上繳人庫數字。2002年江鈴的利潤是4個億，僅次於各有幾十個億的三大集團——一汽、二汽、上汽。在第二方陣中，利潤在4個億以上的也就是江鈴、廣東本田、東南、長安。在省內企業裏排名第一。看來2003年搞6個億沒有問題。外行總是認為一個企業的外資越多，就越是國際化，或者以為江鈴在外資並購方麵沒有什麼新節目似乎就是無所作為。其實，國家現在還是有產業政策限製，外資不能超過內資。上海大眾是50％的股權，上海通用也是50％，一汽大眾也是50％。江鈴的股份裏麵外資已占有40％，福特公司占30％,B股投資者占10％。股隻占60％，這裏麵江鈴又隻占41％，還有．19％是小股東和大批公眾股東。江鈴的產權製度改革已經充分多元化，外方的高層管理人員也參與了管理，連江鈴股份、中日合資公司的財務總監都是老外，在努力國際化、多元化的同時，江鈴還必須保持一定的穩定。雖然福特公司對江鈴的業績是滿意的，到現在也沒有提出分紅，賺的錢都放在這裏滾，但原來他們的期望值很高，我們的期望值也很高，現在看起來尚沒有達到預期目的，雙方的合作還有待於進一步磨合。這裏麵有多種因素，發動機是原因之一。客觀地說，一個這樣的係列產品要想做到很大，也不太可能，依維柯做了十多年，現在的產量不過14000多輛，我們的全順是9000多輛，才做了幾年，差距不是很大。現在看來全順車最多做到2萬輛，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了，必須從別的品種上尋求突破，以保持江鈴的不斷高速增長。皮卡的增長很快，我們想繼續保持它的高增長，2002年主要是02型寶典，03型寶典2003年3月份投產。6月份投產新款N係列輕卡，以全新麵孔出現，外形很漂亮。還有大小陸風也是下一步的主要產品，大小陸風主要的區別是一個四開門，一個雙開門。大陸風是一種量大麵廣的車，軍隊、警察、家用、商用、越野、休閑都可以用，這種車有四輪驅動，底盤離地間隙高，外形很到悍，很適合西部開發使用。大陸風現在老扛拖的車間生產，每天下線16輛車，價格每輛15.6萬元，供不應求，生產多少賣多少。昌北基地的總裝線已在3月份投產，6月份全麵投產後大陸風的產量就可以上去了。小陸風的消費群體主要是青年玩車族，市場麵不是很大，愛玩這個車的人也就不在乎價錢，所以價錢定得比較高。大小陸風車都有非常好的邊際利潤，又是我們自主開發研製的，知識產權屬於江鈴。
★國內所有搞商用車的廠家現在都非常關注江鈴，我們一有新產品出來，他們就趕緊要模仿；我們一有新動作，他們就要學；我們一降價，他們就很慌；我們如果由高額利潤變成微利，他們就要虧死。
很多人認為江鈴要上轎車項目，一些省也在紛紛搶上轎車，但我的觀點是江鈴現在不能上轎車項目。我曾經說過，一個不想做轎車的汽車廠廠長不是一個好廠長，就像一個不想做將軍的士兵不是一個好士兵一樣。我想不想做轎車呢？我做夢都想做轎車。但是從這幾年的發展實踐來看，世界上一些最大的汽車廠都拿出自己最好的品牌來和中國的大企業合作。在世界上排名前列的德國大眾拿出了最好的車到中國來生產，豐田是最好的車，日產最好的車與東風合作，本田與廣州合作，這都是世界上做了很多年的最好的車。標誌、雪鐵龍雖然起步比較困難，但現在已經漸人佳境，2002年的盈利情況非常不錯，而且不斷推出新產品。雪鐵龍在中國不是很有名，在歐洲卻是很有名的車，福特在歐洲賣不過它。而我們現在手上的資源隻有福特車，目前還沒有發現在中國市場非常有競爭力的福特轎車品牌。在此背景下，江鈴再上轎車項目，風險實在太大，跟著別人屁股後麵走，受別人擠壓，別人一降價，我們就難活命。而且一投產，投資肯定很大，得大舉借債，成本就很高，回收周期很長，如果不能在預期的兩三年內打響轎車品牌，江鈴可能就要陷於破產邊緣。但在商用車領域，江鈴是領頭軍，福特真正賺錢的也是商務車，全順賺錢，皮卡也賺錢。不知道你注意到沒有，國內所有搞商用車的廠家現在都非常關注江鈴，我們一有新產品出來，他們就趕緊要模仿；我們一有新動作，他們就要學；我們一降價，他們就很慌；我們如果由高額利潤變成微利，他們就要虧死。江鈴現在所有的產品都有降價空間，但我們現在不降價，要保持良好的利潤，價格戰的主動權掌握在我們手裏，所以江鈴現在不能上轎車。我的後任上轎車項目比我現在上轎車有條件，如果到我交班的時候每年能有10億的利潤，後任者上轎車項目便有了基礎。上轎車為什麼一定要隻爭朝夕呢？隻爭朝夕的事情應該是把江鈴做強，做到抗風險能力最強。現在江鈴的商務車是這個領域中最好的，全順、寶典是商務車，陸風也可以算商務車。江鈴這幾年能保持效益是最好的、規模是最大的之一，足矣！
★從人才力量來講，過去江拖比江鈴強多了，真不是強一點點，但為什麼江拖搞不下去了，江汽變成江鈴卻能有今天這個規模，說來說去是機製問題，但機製是靠企業的領導者創造的。
★昌北基地將成為江鈴今後兩三年的主力增長點。有了鈴拖這支新軍加進來，2002年集團完成80億的銷售收入是有可能的，按照這種發展趨勢，我想2003年就有可能突破100億。
現在整個江鈴集團有18000多人，內部有一部分人下崗，但全部加起來隻有400多人，其中經培訓再就業的有300多人。這些人是因為技能達不到要求而下崗的，通過培訓以後，技能上去了又重新上崗。還有一部分人通過培訓技能仍然達不到要求，隻能在低一級的崗位上再就業，不能在高級崗位上就業。真正下崗以後不安排工作，與江鈴解除勞動合同的隻有80多個人。集團的18000人中不包括離退休人員，離退休人員已經逐步走向社會化。江鈴從來不欠社保的錢，他們都是有保障的，但因為過去離退休人員的醫療保障沒有解決，我們還要承擔這部分費用。江鈴的社會貢獻目前也就這麼大，但這份社會責任要承擔起來確實不容易。1983年我作為省政府工作組成員派進來的時候，當時的江汽隻有2800人，現在有18000人。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江鈴在做強做大的過程中兼並、接收了一係列廠子，它們不是瀕臨破產邊緣，就是多年的老大難單位，成了當地政府燙手的一塊山芋，甚至搞得不好會成為一顆不知什麼時候冒煙的炸藥包……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我們主動進行的，以低成本擴張方式，這些年在南昌陸續兼並了江西拖車廠、南昌縫紉機廠、江西洗衣機總廠、南昌鋼窗廠、南昌鋼圈廠、南昌製動器廠、南昌油箱廠、南昌水箱廠，還有外地的贛州齒輪箱總廠，撫州的汽車底盤廠。我們動員地方政府把這些廠的股權全部送給江鈴，我們用他們的股權來改製，把它們所有的社會職能全部剝離，把一筆錢交給社會，退休人員也全部交給社會，現在這些廠子全部改製完成，都是輕裝上陣。另一種是按照政府指令，主要是接管了江拖、南齒這兩個有影響、曆史包袱異常沉重的大廠，前者5000多人，後者3000多人。接管南昌齒輪廠對江鈴的壓力相當大，政府沒有給任何政策，社會職能也沒能剝離，連離退休人員也一股腦兒全部端過來。為了救活南齒，江鈴在人力、財力上做了非常大的犧牲，換了三任廠長，調整了三次幹部，有的幹部還被就地免職，現在第三任班子終於把南齒搞上去了，已經實現扭虧為盈。在接管江拖時，我們向市政府建議不能再按南齒的方式接管江拖，要求給予政策性補償，進行易地搬遷，用置換土地資源所得的相當一部分經費剝離社會職能，剝離離退休職工和不能再就業的職工，隻接管了年富力強的2600人。同時，將置換土地資源的另一部分經費用於在昌北建廠。
現在江拖已經改名為鈴拖。鈴拖的班子全部是年輕人，主要骨幹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後的本科生、研究生，麵對複雜的局麵敢啃硬骨頭，所有工作都是他們自己幹，我隻是大致指導一下而已。江拖的一些老人，對此曾有一肚子意見，寫信到中央告狀。一位老副省長還跑到我辦公室來說：“江拖交給你可以，但你要親自去管理，親自去兼廠長，你兼廠長我放心，讓別人去管我不同意。”我說：“那我怎麼兼得過來，我這個集團交給誰來負責？”現在的事實證明，這個年輕的班子政治素質、業務素質都不錯，尤其是對市場的洞察能力、產品的開發能力特別強。陸風車就是他們自主開發研製的，並利用這個產品解決了職工的就業問題。原江拖的2600人已全部上崗，這些人如果不上崗，還處在待崗狀態，對我來講睡覺都睡不安穩。現在拖拉機的生產已經全部搬到昌北，雖然還叫豐收的牌子，但和過去江拖生產的拖拉機完全不一樣，設計理念很新，製造工藝也優化了，外觀像進口拖拉機，有一部分開始出口，產品供不應求。2003年大概能生產五六千台，但沒有什麼利潤，現在主要是慢慢把品牌做出來，以後爭取盈利。盈利得靠陸風，如果大小陸風2003年的產銷量能過4000輛，企業就能夠扭虧為盈，如果突破6000輛，那就更沒有問題。其實，江拖早就應該開發新的產品，不能隻生產拖拉機，光靠這一個產品養活不了幾千人。老江拖不是沒有能力開發新產品，1983年我到江鈴的時候，包括我在內總共才23個大學本科生，當時的江拖卻有300多個大學本科生，都是國家部委分來的全國重點院校畢業生，很多人是全國最好的汽車專業畢業，而當時的江汽都是地方政府分來的本地大學生。從人才力量來講，過去江拖比江鈴強多了，真不是強一點點，但為什麼江拖搞不下去了，江汽變成江鈴卻能有今天這個規模，說來說去是機製問題，但機製是靠企業的領導者創造的。改革開放以來，哪有什麼固定的模式教你怎麼做？“摸著石頭過河”說了多少年，還不都是大家摸索出來的。為什麼我這裏有活力，他那裏沒有活力？為什麼我這裏辦事效率高，他那裏辦事效率低？這都是人創造出來的。同樣一個黨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的政策，為什麼浙江搞得那麼活，江西卻搞不活？省內也是這樣，同樣一個黨代會精神，有的地方搞得好，有的地方搞不好，這說明領導班子尤其是一把手的作用很重要。
有一次黃智權省長對我說，他在飛機上看到南齒周圍的一片房子很漂亮，問是不是江鈴搞的。我說那就是我們的昌北基地。他說他想也是，要去看一看。我說現在不著急，等陸風車正式投產以後，我們請您去。他說你什麼時候叫我，我就什麼時候去。你有機會也可以到昌北基地去看一看，看一看先進的陸風生產線和拖拉機生產線，同樣是江拖的職工，一年多前還多多少少鬧出些風波，現在的精神麵貌完全不一樣了，他們由衷地擁護江鈴的接管，為企業的新生高興，大家都非常珍惜現在來之不易的崗位。在2003年的職代會上，我第一次特別強調昌北基地，因為它將成為江鈴今後兩三年的主力增長點。假如2003年在此能夠完成4000輛，將意味著6個億的銷售收入。假如能完成6000輛，就意味著將完成八九個億的銷售收入，這對江鈴的增長將是很重要的一大塊。2002年江鈴其他幾個子公司的銷售收入都不錯，有了鈴拖這支新軍加進來，2003年集團完成50億的銷售收入是有可能的。我還有一個判斷，江鈴的昌北基地建成以後，作為國有子公司的鈴拖具備了再引進外資的條件，現正在籌劃之中，有的已在談判，現在談的是一個世界500強企業。但我不會這麼早下決定，因為現在昌北基地還沒有成大氣候，如果成了大氣候，談合資的條件就硬。比如說，我在昌北明明隻投人了4個億，從理論上來講，外資如果要進來，隻要投4個億就能擁有50％的股權，但如果我把那裏建設得很漂亮，一評估價值6個億，這時老外如果想要進來的話，就得拿6個億來才能占50％的股權。所以我們現在不能急急忙忙地談合資。
★“政績工程”不但無從體現“三個代表”的要求，而且與此南轅北轍，它隻是一場個人所謂能力、魄力的表演秀，上演給頭頭腦腦們看，卻很可能要場外的人民和未來付出沉重的代價來買單………
胡平：其實，江鈴現在不上橋車，這裏也有個政績觀的問題。
一段時間以來，特別是從2002年冬到2003年今春，杭州、青島、沈陽、廣州等一批城市，紛紛宣布啟動各自城市的地鐵建設計劃。用於地鐵項月的上首億元甚至數百億元之巨的建設資金儼然不在話下，就等著中央政府的一紙批文便可以躍然上馬了。不僅是地鐵熱，在一些城市還有輕軌熱、高速城際鐵路熱，隨著上海市磁懸浮列車的試運行，不少城市又感染上了磁懸浮熱。此外，動輒便宣布要蓋世界第一或亞洲第一的摩天大廈，要修國內最壯闊的大道，項見報端，在沈陽規劃中的新區中，便要修一條被稱之為極富想像力的中央大街：“中央大街的標準超過借界聞名的美國紐約公園大道，甚至法國巴黎香榭麗舍大街以及上海浦東世紀大道，將成為國際最著名的大街，鹹為舜世紀、新沈陽的標識和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