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還是一個尚未全麵實現小康社會的國家嗎？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是否真存在幾千萬極低生活水平的下崗工人，幾億仍被“三農”問題給壓得舉步維艱的農民？
在這般氣吞萬裏如虎的大氣概中，世界的視線裏我們做著兒近馬戲團白鼻小醜那樣的前言不裕後語的滑稚表演，少有人惕諫於那個號稱“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1958年的幽靈在中國隱隱地遊蕩……
孫敏也可以趨眾從流，何況在工業化水平尚低、正喊出要崛起於中部口號的江西，投產橋車項目無異會拉起一根熱情與索情的大陽線，他本人也一定會口碑相傳，光環閃爍。但孫敏對上橋車說了NO。他說江鈴這幾年仍堅持要在商務車領域內做強做大，他決不能將一個半拉子工程、包袱工程甩給他的繼任者。他期待交出去的是一個紅紅火火又幹幹淨淨的江鈴。那時如果江鈴每年有了10億元的利潤，就有了考慮投產橋車項目的條件。
國家有關部門最近也對各地準備紛紛上馬地鐵項目說了NO。這是國內不少地方和領域已經呈現出的某種程度的“應熱”予以警示。其根本的理由，竊以為來自黨的十六大，大會明確指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麵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這段話的意旨，當是顧及現階段的國力，惠及更多的人口。
不管是城市建設，還是投產項目，都必須羊重客觀規律，顧及當前條件，講究循序漸進。知果不是這樣，而是一味追求高速度，大氣派，集浮躁、浮誇、浮華於一體，這些工程便有了“政績工程”的嫌疑。“政績工程”不但無從體現“三個代表”的要求，而且與此南轅北轍。前麵已經說過，它隻是一場個人所謂能力、魄力的表演秀，上演給頭頭腦腦們看，卻很可能要場外的人民和未來付出沉重的代價來買單……
孫敏為什麼不搞自己的“政績工程”呢？
竊以為，一、他是一位幾近天生的企業家，他的人生抱負從不在仕途，他用一個優秀企業家的方式對社會的發展與穩定做出貢獻。二、江鈴20年來的輝煌曆程已證明，當各種潮流洶A湧來的時候，他的腦袋從不發熱，擾如他在各種困境與壓力下，他的心頭從不發冷。
我們有一顆火熱的心
主持人的話：
不久前，一則消息引起了公眾和媒體的極大興趣：在2003年初閉幕的北京市人大會議上，年僅35歲的陸昊當選為北京市副市長。未經證實的說法是，陸是1949年以來最年輕的副省級官員。
可以證實的是，2002年底新任南昌大學掌門人的周文斌博士，則是江西省曆史上最年輕的大學校長。
我們曾聽煩了四平八穩、可進可退的官腔，看厭了太極十三式的官場體操。多少年裏，我們期待讓那些隻會做官不會做事的人轉崗，或者回家頤養天年，而讓更多會做事的人去做官。這份深切的期待，真擾如在經過了一個冬天的枯寒之後，人們盼著一陣陣清新、和煦的春風吹來！
我由陸昊與周文斌的閱曆得出的判斷是，中共現在選拔、摧升領導幹部已經形成比較清晰的標準：他們有專業化背景，有對自身與社會發展的堅定信心；他們清楚理想狀態與現實可行性之間的差距，也懂得宏觀運行的知識與微觀管理的技巧；他們時當今似乎河清海晏、百獸率舞的世態掩蓋下的形形色色的利益訴求具有相當的判斷力。
對一所綜合性大學的校長的要求，毋庸置疑，更應嚴於一般官員。在周博士的任命上，我們看到了孟書記來這片處於內陸的紅土地後的一以貫之的思路，那就是還必須有鮮明的創新性思維，具有廣闊的國際化視野。
在某報上看到這樣一個小故事：一天早晨，一個收師正在準備明天的講道詞，小兒子約翰嚷著要去迪斯尼樂園。為了轉移兒子的注意力，牧師將一幅色彩繽紛的世界地圖撕成許多小碎片，對兒子說：“小約翰，你如果能把這張世界地圖拚起來，我就帶你去迪斯尼樂園。”牧師以為這件事會使約翰花費大半個上午時間，但不到十分鍾，小約翰便拚好了。每一片碎紙片都整整齊齊地排列在一起，整張世界地圖又恢複了原狀。枚師很吃驚，問道：“孩子，你怎麼拚得這麼快？”小約翰回答：“很簡單呀！地圖的另一麵是一個人的照片，我先把這個人的照片拚到一塊，然後把它翻過來。我想，如果這個人拚對了，那麼，這張世界地圖也該是對的。”
“人對了，世界就對了。”大到民族前途、航天登月，小到企業成長、家庭小康，一概莫有例外。
顯然，中國還缺乏讓人才脫穎而出、各得其所的製度，但在同樣的製度格局下，由以上標準“時焦”出來的一俊才熱掌各種權力，對於社會劇烈轉型的當下中國，應當是一件幸事。
周文斌簡介
南昌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工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江西省地質學會副理事長。1982年畢業於華東地質學院（現東華理工學院）水文地質專業，留校任教，後曆任水工係副主任、院長助理、副院長、院長兼黨委副書記。主要從事同位素水文學、高放射性廢物地質處置、水一岩石相互作用實驗研究與計算機模擬等方向的研究。出版專著4部，譯著1部，在中外核心學術期刊發表論文50多篇，被國際四大權威科技文獻索引收錄8篇。應邀前往30多個國家和地區講學、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和進行學術交流，是國際原子能機構亞太地區同位素水文學合作項目中方協調人。1988年獲核工業部北京地質研究院碩士學位，1996年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畢業，獲工業博士學位，1996年至1997年在比利時核研究中心做高級訪問學者。1998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00年入選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第一、二層次。
★一天到晚把馬列主義吊在嘴上說的人倒不一定是政治家，一個人是不是政治家，關鍵要看他做事的政策水平，把握機遇特別是駕馭全局、破解難題的能力。
★對大學來講，應該是學術的權威高於行政的權威，學術的力量要大於行政的力量。在大學裏麵就是要“教授至上”，要充分體現出知識的價值和以人為本的氛圍。
周文斌
周文斌：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講，南昌大學都是江西省最重要的學校，因為，第一，它是全省惟一通過“211工程”，進入國家重點建設的學校。第二，它是江西省最大的一所綜合性大學，各方麵都應該可以代表江西省的最高水平。第三，從投人上來說，省裏把主要的教育資源也都用到了南昌大學，可以說是傾全省之力在建設南昌大學，社會各方麵對南昌大學有很多的期望。對於這樣一所大學的校領導的選擇自然是很重要的事情，也是上下都關注的事情。俗話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這個單位的領導班子，特別是一把手的選配非常重要。在南昌大學的組建初期，吳官正書記對當時的領導班子配備也動了很多腦筋，請了潘際妾院士出任南昌大學校長，任命省教委副主任周紹森同誌兼書記，這樣一個班子的組合對南昌大學頭十年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南昌大學由原來的江大、江工兩所普通院校合並，很快把“一加一大於二”的功能體現出來。“九五”期間突破了舊“三無”，即：無院士、無博士點、無重點大學。“十五”頭一年又突破了“新三無”，即：無國家級重點學科、無重點實驗室、無工程中心。前不久又獲批國家級大學科技園區。南昌大學組建十年來，辦學規模擴大了幾倍，碩士點由並校以來的17個到現在已增至60個；博士點由零到現在的5個。辦學層次、教育質量、科研成果都有明顯提高，為江西的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做出了一定貢獻，為學校今後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搞好一所大學，靠校長一個人肯定不夠，但搞壞一所大學有校長一個人就夠了。對一個大學校長的要求有很多種說法，比較正式的說法是國家教育部、中宣部、中組部的說法，“大學校長應該是政治家和教育家”，江澤民同誌也是這樣說的。教育屬於上層建築，不會是為辦教育而辦教育，肯定要服務於社會，服務於政府，服務於人民。所以一所大學的辦學方向、指導思想是很重要的，校長一定要有政治方麵的水平，要站高一點，能從戰略的角度來看問題。但我覺得一天到晚把馬列主義吊在嘴上說的人倒不一定是政治家，一個人是不是政治家，關鍵要看他做事的政策水平，把握機遇特別是駕馭全局、破解難題的能力，要在這些方麵體現出一個政治家的風度。如果出了什麼事就慌慌張張，碰到困難與矛盾這個也不敢決定，那個也不敢拍板，或者是走極端，搞獨裁，剛慢自用，這都不能算是政治家，或者說不是合格的政治家。作為大學校長還必須是一個教育家，懂得辦學規律。在一般的機關、企業裏行政的力量是很大的，而在大學裏有兩種權威或者說是兩股力量在起作用：一股就是學術的力量，學術的權威；另外一股就是行政的力量，行政的權威，表現為一級管著一級，比如校長、院長、係主任這樣一級一級地管過來。對大學來講，應該是學術的權威高於行政的權威，學術的力量要大於行政的力量。在大學裏麵就是要“教授至上”，要充分體現出知識的價值和以人為本的氛圍，這樣才能辦好一所大學。作為法人代表的校長還得要在學術上有地位，高校是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知識分子很看重學術地位，否則憑什麼讓你領導我？假如你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怎麼能領導我？一個大學校長如果沒有學術地位，他就肯定沒有權威性。在管理方麵也要有一定的曆練和知識，一個高校的管理相對來說也是一個小社會，人、財、物等各方麵都涉及到，大學校長應該具備行政管理方麵的經驗。
由於年齡的原因，潘院士已經七十五六歲了，按照新老交替的規律，挑選南昌大學新校長的人選工作比較早就開始了。我想省委、省政府在挑選人的時候大體上會按照這樣一個框框來挑人，不可能從哪個市裏挑一個市長，或從一個廳局裏選一個廳長來當這個校長。最早的意圖是再請一個院士來接替潘校長的工作，而且是在江西籍的院士裏挑人。如果校長是一個院士，這麵旗幟影響力比較大，各方麵的工作可能更容易做起來，但是江西籍的院士就那麼多，而且65歲以下的幾乎沒有，可校長年紀不能太大，他得經常走動，還要有一定的管理能力，至少做過一個係的主任或者做過學校的副校長，的確是很難找。孟書記來了以後開始轉變思路，選擇的視野放寬了一些。山東在2000年新成立的山東大學應該說比南昌大學更複雜，老牌的山東大學本來就很有名，加上山東醫科大學和山東工業大學合並組建成新山東大學，列人教育部的部屬院校。原來的三所學校隨便哪一個都比南昌大學本身要大很多，但他們還是放心地任命了一個剛剛從國外拿到博士學位回來不久的37歲的新校長，此人名叫展濤，原是老山東大學自己培養出來的學生。2002年展濤當選為十六大代表，大會期間新聞中心專門組織了一次對他的專訪，稱他為中國最年輕的大學校長。選人的思路變了以後，在2002年上半年，包括我在內有幾個人進入了決策層的視野。
★過去我對南昌木學一直比較關注，有些情況也早有所了解。說老實話，我在東華理工的時候一直是把它作為對手的。
★如果我把南大做好了，就比我把東華理工學院做好的貢獻更大。所以我當然要來，而且來了必須要把工作做好。
2002年7月份孟書記找我談過一次，說要調我出來，要我做好思想準備，但是沒有明確說要到那裏。到11月份，我才知道是要我來南大。這次孟書記說：我覺得你周文斌是一個幹事的人，想讓你去幹更大點的事。安排方麵，也盡可能給你搞好，你可以甩開膀子去幹，不會讓你卡在那兒做不成事，做不成事，省委也不會讓你去。我說那行，這樣我就可以幹事了。雖然當時回答孟書記的話很幹脆，但實際上我對這份重任前後想了很久，我的考慮主要有——
我在東華理工任院長整整兩年，對那邊的人員情況非常熟，班子各方麵非常團結，下麵的中層幹部也非常得力，學校的發展思路已經清楚。東華理工是這幾年間不動聲色地發展起來的，有15000多學生，其中本科1萬多學生，還有高職和300多名研究生，有9個碩士點，2003年要衝擊博士點。現在是江西省第二大的高校，規模已經比江西師大要大了。有撫州和南昌兩個校區，計一千六七百畝地，目前來講，它的校區麵積僅次於江西農大和華東交大。老校區基本上改造到位，新校區的建設在全省也走得比較前，南昌的新校區2002年進了1500多新生，撫州的新校區進了3000多新生。學院下一步發展的規劃、資金都已經穩穩地裝在口袋裏，也就是說繼續在那裏做我的院長應該說是天勢地利人和。與此相比，南昌大學的規模比較大，現在有3萬多學生，在職的教職工有3000多人，離退教職工有1000多人，企業職工還有3600多人，攤子比較大，各方麵的情況要搞清楚不容易。到南大很難再像在東華理工那樣，在那裏當初大家都是一起留校的，互相知根知底，而到這邊來起碼要經過一段很長時間的艱苦努力。另外，新班子麵臨的問題和困難還比較多。經過一段時114的了解，發現主要有這麼幾個問題：
一是1999年高校大擴招後，南昌大學的建設和投人沒有跟上，造成教學、實驗等設備陳舊和不足；教學場地緊張，校圖書館藏書有限，跟進時代的書籍不夠；教學經費嚴重匾缺。東華理工學生人均教學經費是4800多元，南昌大學現在還不到3000元，生均儀器設備數也隻有3000多元，而教育部的要求是5000元，按“211”的標準則必須達到6000元以上。這說明這幾年的投人還差得遠，當然是因為沒有錢，但我覺得在資源分配上也有些問題。二是南昌大學這十年來毫無疑問在求改革、謀發展、創佳績，但與發展速度相比，我們的改革相對滯後，也落後於省內大多數本科院校的改革步伐，從而製約了學校的進一步發展？如2002年教學基本設施的支出隻有237萬，醫藥費卻超支400多萬，後勤支出達到2300多萬，如果實現了後勤社會化，這些錢就可以投人到教學上。在人事分配製度上，由於改革不到位，真正在教學科研一線的骨幹，其收入比省內其他本科院校差得不少。三是科研工作相對較弱。自己跟自己比，進步是明顯的，但與國內同行比，我們不得不承認較弱，2000萬的科研經費，與浙大的7.2億元科研經費比可謂雲泥之別，與省內高校比優勢也不大。四是管理不太到位。目前，學校規模大、事情雜、任務多。雖然學校做了不少事情，有不少成績，但問題仍不少，師生在這方麵的意見比較多，焦點問題是秩序較亂，一個高等學府的讀書、學習外部環境，還不是那樣引人人勝。一些部門在管理上，存在該軟的時候不軟、該硬的時候不硬的問題。
我為什麼還要來呢？從大道理上講，自己是一名黨培養多年的幹部，黨性還是有的，組織上叫我來，不要說到南大，就是到西藏支邊或者到巴基斯坦這些條件很差的國家援外，我也要去，事實上以前我也去過這些地方。重要的是我覺得自己有信心把南大的工作揭好。如果我沒有把握，我不會米，那我會向孟書記如實地說自己的能力還不夠。過去我對南昌大學一直比較關注，有些情況也早有所了解。說老實話，我在東華理工的時候一直是把它作為對手的。做什麼事情都要有一個目標，而南昌大學是全省高校的老大，所以我在東華提出的口號就是“建設省內一流全國知名的學校”。南昌大學在全省高校的領軍地位毋庸置疑，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整體實力擺在那裏。東華再怎麼搞，綜合實力肯定不如南大，但東華有可能在某些專項上有所突破。我要求東華的師生出去幹任何事情都要想著以把南昌大學打趴下為目標，像1998年第一屆全國大學生網絡知識大賽，當時南昌大學、東華、師大各組一個團參加比賽，最後比下來還是由東華代表江西省參加全國大賽。2002年全國大學生英語大賽，東華拿了三個全國一等獎，南大也拿了三個。還有“塑造江西人新形象”英語口語競賽，東華獲第一名，是惟一的一個一等獎。2001年9月份的語言文字法競賽，東華理工也是第一名，本來師大、南大都有中文係，希望很大，結果還是東華理工奪得了第一名……
我的自信還來自於自身的條件——1996年獲博士學位，當官的資曆也不淺，1995年就已經是廳級。我去了30多個國家，五大洲中除了非洲都去過。在歐洲去的地方比較多，因為我在比利時工作過一段時間。國際原子能機構設在維也納，那是我每年都要去的，主要是進行學術交流，還到過巴基斯坦講學。有學生試探我說要用英語和我談話，我說那就開始吧，我們就英語對英語。學術上我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在所在領域裏處領先水平。國家人事部的“百千萬人才工程”，江西省隻有7個人，我是其中之一。論曆練，我是最後一撥知青，當過知青隊長，拉纖、燒磚、雙搶這些重活髒活都幹過，還當過夥頭軍，燒100多個人的飯，甚至100多人的群架我也打過。大學畢業留校後，我1988年當教研室主任，1990年當係主任，1994年當院長助理，1995年當副院長。此外，為了科研，每年大概要出去兩三個月，一般暑假都在野外搞地質勘探，實習的時候也要出去。我到過昆侖山、天山，橫穿準噶爾沙漠，進入羅布泊，到過內蒙古的鄂爾多斯草原，大盆地也去過。甚至大熱天汽車拋錨在海拔五六千米的地方，我們也挺了過來……這一切都給了我豐富的社會經驗和人生經驗。論過去工作的實績，我領著全院師生員工用兩年時間把東華理工完全變了樣。老房子基本沒有了，包括學校大門、辦公樓全部修葺一新。從我上任到到2002年11月離開的一年多時間內，東華理工的各項建設的總投人有3個多億，這3個多億都是如果坐等就沒有的。人事分配製度改革、後勤社會化、財務製度改革，這些我在東華都做過，而且在全省都比較領先。東華還引進了幾個院士，有的正式調進，像正軍級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錢七虎，原是總參謀部科技委副主任。在東華我還推行國際化，與國外的著名大學合辦了網大國際學院和軟件學院，所有的教材、教學計劃、師資都從國外進來……一所高校無非就是這些事情。到南大以後當然攤子要更大一點，情況也更特殊一點，但是很多事情的原理都是一樣的。
當你站到昆侖山上，站在戈壁灘上，與莽莽蒼蒼的大自然一比，就會覺得人其實是很渺小的。地球至今衍化150多億年，人類出現也就是一兩百萬年，人類隻是地球成長到某一個階段的產物，人也隻是地球上萬千種生命中的一種。在地球後麵的一個階段，人類肯定會消失。搞地質的人知道，人類在宇宙衍化進程中是一個什麼地位。地質學上一講距離就是用光年來做單位，地質學上一講時間就是多少個百萬年，至少也是零點幾個百萬年，而人類不過是一個百萬年的生物種，僅寒武紀14億年就是1400個百萬年，與此一相比，人類顯得太渺小了。地質這門學科給了我比較開闊的心胸，有什麼必要去計較人世間的過眼煙雲，去獵取紅塵中的蠅頭小利呢？如果計較私利，說實在的，我就不來南大了，來了以後，我的工資減了一大半，專業也沒有了，因為南大沒有開設我研究的專業。
地質這門學科又常常讓我夜半自忖：人類隻是地球上的匆匆過客，個體生命更是如滄海一粟，曇花一現，我這一生為什麼不幹大事，成一番大業呢？南昌大學對我來講就是一個更大的舞台，我在就任南大校長時曾講過這麼幾句話：“建設好南昌大學是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是全省人民的殷切期望，也是南昌大學十幾萬校友的強烈願望。”，這幾句話其實是孟書記講的。如果我把南大做好了，就比我把東華理工學院做好的貢獻更大。所以我當然要來，而且來了必須要把工作做好。
★我這個人的性格是不怕事多。希望所有的事情一起做，隻要想到的事情就全部鋪開。事情越多，我胃口越好，睡覺越香。
★一個沒有膽，的人是做不成事的。怎樣才能有膽量呢？首先膽t是隨粉才氣走的，其次無私才能無畏。
發展是硬道理，首先應該確定一個學校必須發展，不發展是不行的，不發展就是等死。但是要發展就要用錢，錢從哪裏來？我說就是要解放思想，用“幾個一點”的辦法，即“自己省一點，上麵的錢要一點，別人的錢用一點，以後的錢用一點”。“上麵的錢”主要是要中央財政部、國家計委的錢，這些錢應該多去要，你不去要就不會給你，反正那些錢支持哪個地方都是支持國家建設。“用別人的錢”就是多種渠道引進社會力量參與辦學。東華理工的老食堂全部讓人家去改造，這些投資達五六千萬，學校一分錢也沒有花。“用以後的錢”就是先到銀行把錢借過來，把房子建起來以後很快就能形成生產能力，償還自然不成問題。再一個辦法就是引資，能夠開放的全部向社會開放，2001年學校行政辦公的管網、學生宿舍的網絡、“一卡通”工程等全部開放了。把一卡通放給銀行，存錢存在銀行，用錢不管怎麼刷卡也都在銀行裏，銀行也很樂意，一下就投人140萬把這個項目建設起來了。通過多種渠道一搞活，最後一盤點，錢都用不完了。現在江西省有幾個高校都采用了東華的模式。我接手時，即東華理工建校45周年才搞了300來畝地，17萬平方米的建築，平均每年才搞多少。如果按這個模式要翻一番要搞45年，翻兩番要搞100年，那肯定是不行的。我在東華的口號是“兩年再造一個華東地質學院”。到了2002年年底，開工的項目在撫州是10萬平方米，在南昌是12萬平方米，所有的建築麵積已經達到了50萬平方米。必須是超常規的跨越式發展，才能實現很快地搞上去的目標。
我這個人的性格是不怕事多，希望所有的事情一起做，隻要想到的事情就全部鋪開。事情越多，我胃口越好，睡覺越香。2001年我在東華理工大搞基本建設的同時，還推行各種改革，2002年一下就把人事、分配製度等全部改革到位。很多事情如果不一起動，有可能會出現硬件上去了，軟件卻沒有跟上的問題，那麼硬件的效應就發揮不出來；軟件上去了，如果硬件條件不夠也做不成事。大張旗鼓又頭緒紛繁，當然要像孟書記講的一句話，“想周全，議透徹，做到位”，做什麼事情我特別強調策劃這一階段。比如改校名這件事情，改成東華理工學院的意義是很重大的，華東地質學院已經名不副實了，它是1956年成立的，屬核工業部的學校，當時隻有四五個地質專業，都是為核工業服務的，那時候叫地質學院名副其實。到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我們覺得學校如果再這樣發展下去肯定路會越走越窄，所以進行了教學改革，拓寬了專業，到2002年，已經有30多個本科專業，專業跨了六大學科門類。但要用“東華”兩個字，還要改理工，這兩個都很難，包括省裏的一些領導都說這不可能。上次農大、南方冶院不都打下來了嗎？到現在他們還是改不了。實際上，華東地質學院申報改名工作也從1995年就開始了，包括前任也搞了很多次，最後都以失敗而告終。2001年我們再撿起來重新策劃，發現裏麵有哪些經驗教訓？還有哪些問題？然後再分析關鍵問題在哪裏。結果通過我們多方麵做工作，準確地把握了時機，2002年東華改名成功。全校師生歡欣鼓舞，揭幕的時候，大門上的校名每個字用的是24K貼金箔麵，花去了幾千元錢，剪彩儀式很是隆重。
一個沒有膽量的人是做不成事的。怎樣才能有膽量呢？首先膽量是隨著才氣走的，其次無私才能無畏。倘若很多決定了的事情不敢推動，要麼就是自己已經卷到裏麵去了，要麼就是怕得罪人，實際上還是怕損害自己的利益。我在東華也有過一段非常危險的時期，到處開工，到處要用錢。當時，擬建的教學樓有24000平方米，但我手上沒有錢，動不動工？我咬咬牙說動工，先叫基建隊押資，把押資的錢都用掉了。學校的水電都不行，夏天生活區空調不能開，一開整個教學區沒有電，四層以上的宿舍沒有水。管網當然要改，可整個地下管網建設要花500多萬。我又咬牙說全部改造，反正已經幹了，為什麼不全部幹呢？反正學校現在到處都是破破爛爛的，現在不開挖等到以後校園環境搞得差不多了再來開挖，損失豈不是更大？我堅決要求管網建設與校園地麵建設同步進行，高壓線、網絡線全都預埋了六根很粗的聚醋管，自來水管、下水管更是加粗了很多，一下子就把570多萬塊錢全部埋到地下去了。那時候學校全部開挖，罵的人很多，說周文斌搞什麼鬼名堂，一上來就這麼幹。還有很多人擔心，學校這樣大規模地搞建設，還有沒有錢發工資啊？這段時間財務上的確是很緊張。與此同時，我引進社會力量建學生宿舍，當時在全省也沒有先例，很多人有意見，懷疑我是不是得了對方什麼好處？還有人希望由學校向銀行貸款自己幹，肥水不要流到別人田裏……在黨委會討論這些問題時意見分歧比較大，最後我拍板說，我是法人代表校長，這些事情我可以做主，出了問題也由我來負責。應該說我的運氣比較好，或者說是得道鄉助，仕建設的過程中有好幾次碰到危機，建築方本身也存在資金運轉困難等方麵的問題，但是最終化險為夷了。我不斷地出去要錢，像管網建設的錢是我到財政部要來的，一下要到了700萬，實際上隻用了570萬。蓋房子從國家計委要來了1200萬……
★辦南昌大學的事情，更需要膽量，更需要氣啤，更要發揚無私無畏的精神。
★深化改革，加快改革，建立起各方麵的竟爭機製、激勵機製、評價機製和約束機製，這是我要下決心千的事情。
辦南昌大學的事情，更需要膽量，更需要氣魄，更要發揚無私無畏的精神。上任後我和新班子著力要解決的，第一是新校區的建設，新校區3600畝地，將近100萬平方米的建築，必須要高起點、高質量、高水平。原來提出的是山水園林的生態特色，我說一定要在這個基礎上建成全國第一流的校園，要超過清華、北大。南大有這個自然條件，而清華、北大沒有。清華、北大能在校園內堆出多少山來，能挖一個幾百畝的湖麵出來嗎？我們在這方麵要毫不猶豫地定下這個目標，這就牽涉到一個大量投資的問題，錢從哪裏來？怎麼去融資？怎麼合理地安排經費的使用？怎麼安排進度、確保進度？現在我們就在做一件很冒險的事情，新校區現在才剛剛開工，9月份新生就要進去，這已沒有退路了，必須要做，不做完新生往哪裏住啊？老校園裏已經住不下了。那就隻能立下軍令狀，我對有關同誌說，過年大家都不要休息了，年三十我去陪你們吃飯。
第二是改革問題。要進行改革必然牽涉到很多利益的調整，資源的調整，肯定要觸動一些獺人的利益。但我想，不管在哪裏，總會有700的人是勤快的，所以會有70％的人支持改革。30％的徽人還可以再分析一下，有人並不是因為他們本身徽，而是因為現在的機製有問題，反正上不上班都一個樣，那我幹嘛不偷懶，他們隻不過是覺悟不高而已，這30％的人裏麵至少有25％可以轉化過來，機製一變他們怎麼能不變呢？一開始他們可能會擔心、會觀望、會叫兩聲，但是真的改了以後，一他一算賬，隻要自己勤快做事也不會吃虧。這樣一來，最多剩下5％的人反對改革，我還擔心什麼呢？這5％的人無非就是耍點賴皮或者搞點什麼名堂。如果學校方麵真的一硬，那麼最多隻剩下1％的人了。這些人若無理取鬧，他到我辦公室來，我可以給你五分鍾或者十分鍾的時間談問題，講完你就要走人，不走我就叫保衛處的人來。如果他們到我家裏來，我不讓你進來，因為這是私闖民宅，我可以請110依法辦事。深化改革，加快改革，建立起各方麵的競爭機製、激勵機製、評價機製和約束機製，這是我要下決心幹的事情。
我們新班子提出了一個“四大工程”建設：一個是名園工程，要把南大的校園建設得非常優美，不光新校園要建好，而且老校園也要拿出東華理工的那種勁頭來讓它煥然一新，建成一個小而優美，具有文化底蘊的校園。二是名師工程，即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抓緊培養學科帶頭人等各層次的人才。我們提出經過5到10年的努力，要培養出南昌大學土生土長的院士，造就一批在國內外有較大影響的學術大師。這一點必須要做到，如果做不到就臉上無光。湖南有28個院士，其中中南大學就有十多個院士，湖南大學就有11個院士，都是人家自己培養出來的，不像我們是外麵調來的。江西人比湖南人笨嗎？沒有那麼回事，江西人也很聰明。那麼江西從哪裏出院士？我說應該從南昌大學出。就是要有這種想法，如果想都不敢想，那怎麼敢幹呢？首先要敢想，想完以後我們就要做。在這方麵，大家要有團隊精神，一個團隊一個團隊去組織，一個團隊一個團隊去攻堅，不要互相拆台，學術上要形成一個代表，形成一個相對的權威，這樣一個院士也就出來了。
★不知江西曾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各種機會被這般的風育醋語、浮詞曲說給白白浪費了，不知翰人本該得厚流光的形象卻多少次被這般的禍起縈墉、同室操戈給灰灰地象垢了……
胡平：說到這裏，周校長告訴我一件不久前發生的事情：江西某研究院有位專家和省內某大型企業合作搞了一個處於國內領先水平的課題研究，雙方一直不分珍城。省裏有關部門將這位專家的材料報去了中國工程院，該院將他列入了當年院士候選人。在評委會開會的那天，上午9點開會，9點半這個企業的某個人通過黨委同意後打了電話給評委會，說課題的工作是大家做的，怎麼能把功勞算在他一個人頭上呢？結果，評委會馬上停止對他的評審。
周博士對此事表示了極大的氣憤：按此邏樣，1949年全國解放，毛主席他老人家沒有打過一槍，怎麼他一個人就當了國家主席呢？
不知江西曾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各種機會被這般風言醋語、浮詞曲說給白白浪費了，不知粉人本該得厚流光的形象卻多少次被這般的禍起蕭堵、同室操戈給灰灰地蒙垢了。
打電話的人和同意打電話的人肯定不是工人，更不是農民。但要說他們是知識分子，可知識分子怎會不知故土帷大，粱毀卵破？哪能如此揣歪擔怪，任佛頭著糞？！
有時想想，對這樣的知識分子，還是應該叫其“下放”。不是毛澤東時代的下放，而是將其“下放”到天山、戈壁灘上呆上幾天——
看天際蒼鷹盤旋，忽高忽低，在為誰洗眼？
歎地質岩理萬古，或龍或構，在為誰惕戒？
周文斌：三是名牌工程，即以“211工程”為代表的學科建設。專業、學科是大學的品牌，一個學校有沒有水平，就是看專業和學科。學科的發展水平，是一所大學在國內外的主要標誌。現在南大已經有兩個國家級重點學科，有很多省級重點學科，一定要把這些學科建設好，真正上層次。四是明星工程，主要是搞好學校科技開發和科技成果轉讓工作，真正做到為地方經濟建設、社會發展服務。科技園、工程中心要加大開發和轉化力度，南大要有在國內外有影響的科技型明星企業，比如像清華的泰豪、同方，北大的方正。對校辦科技產業、運行機製、管理機製等方麵要進行改革，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同時這些企業要爭取上市，創造更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為學校的進一步發展籌集資金。
“四名工程”涵蓋了一所大學的上中下遊，所有的建設和改革都需要錢。錢從哪裏來？我覺得還是要按照“幾個一點”來做，首先，自己還是要省一點錢，合理進行資源配置。比如後勤一年要多花幾千萬，如果實行後勤社會化省下這幾千萬，老師的待遇全部漲上去了，即使一個人平均一年加1萬元，也不過是3000萬。還有現在的學費也收不齊，學生欠了學校3000萬，如果把學費收齊了，教學上的投人不也多了？有些人用水電不交錢，學校隻能收兩三百萬元回來，而實際支出是1000多萬。醫療費的缺口也很大，每個星期三總有人開著車去醫院開藥，個別人就像進了超市一樣拎著袋子裝藥回來……這些事情都要管起來。2003年務必要消滅赤字預算。其次，該要的錢還是向上麵要一些，國家計委的國債項目我們2003年還會去爭取。財政部上個月初我也去了，把南昌大學納人省部共建專項的費用，每年搞千把萬搞一些校內的小的改造和建設，這一點已經實現了。這些錢以前沒有，這是第一次。教育部的投人也可以去爭取。關鍵是要多跑，我可能又得多喝一點酒了……但引進社會資金是最重要的。我們要舍得放一部分利益出去，我發展你賺錢，共同發展。南大現在準備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人家不太願意投資的項目，比如教學樓、圖書館，投了錢也沒什麼錢可賺，這些項目我們要通過銀行貸款來搞；另一部分是有效益的，比如宿舍、食堂、賓館，人家隻要願意投資，都給人家搞。南大新校區那邊有一個國際學術交流中心，正在按四星級酒店建設，學校隻出地，不出錢蓋，也不去經營管理，讓人家按正規酒店建設、管理。我們還準備成立一個昌大教育發展有限公司，所有的業務委托公司進行，按公司的遊戲規則去做，這樣一是機製靈活，二是在學校和市場之間建一道防火牆，萬一有什麼事情，由公司去承擔很多責任。
★如果說過去十年是跋山涉川、百舍孟躋的創業，將一個本寂寂無名多多空白的南昌大學，推進了卓有影響的“211工程”之列；那麼，今後十年就是在創業的基礎上實現第二次創業，即入深履瞼、超高拔俗的跨越式發展，將學校建設成為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教學科研型大學。
胡平：與周校長的訪談中，開始他的話似還有些官員氣，但很快說論侃侃，無須掩飾。談到在東華理工那超常規大發展的兩年和即將要在南昌大學鋪展的一切，他話鋒中尤顯劍光點點，奴舉電至，其頻頻過招的膽略和革故燕新的雄心溢於言表……
出得門去，我對助手說：此乃真性情人也！
陪同訪談的南昌大學新任黨委副書記陳東有博士告訴我，自2002年底新班子上任以來，南昌大學正發生顯著的變化。新瓏子非常團結，深感如同江西省一樣，南昌大學麵臨著空前的發展機遇，各自的工作不敢有半點懈怠。周校長和新斑子的玲厲風發的新形象，在校園裏已引發一股股眾智成神、眾誌成城、上上下下思謀改革的勃勃生氣；也讓退下來的幾位老領導放心於他們未竟的事業，他們將會和我們一起目睹南昌大學的第二次創業時期的到來——
如果說過去十年是玻山沙川、百舍重研的創業，將一個本寂寂無名多多空白的南昌大學，推進了率有影響的“211工程”之列，那麼，今後十年就是在創業的基礎上實現第二次創業，即入深展險、超高拔俗的跨越式發展，將學校建設成為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教學科研型大學。
談話中，我問周校長：“你知道《地質隊員之歌》嗎？”
這支歌是電影《年輕的一代》的主題歌，隨著影片在上甘紀60年代的風靡一時，當時的青年人少有不會唱的。……
這位出生於1960年的博士說：“怎麼不知道，這歌子還是東華理工的校歌哩！”
我心口一熱，頓忘廉頗老矣，隨他脫官唱起來——
“是那山穀的風吹動了我們的旗幟，
是那狂幕的雨洗刷著我們的帳蓬，
我們有一穎火熱的心……”
鬆濤蒼勁，泥土樸素
主持人的話：
吳新雄先生由蘇南調江西工作，轉眼間就二年了。作為這兩年來江西、南昌的巨大變局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我很想和他做一次訪談，因為這對於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內容——為政者與人民群眾的溝通，還有日後有史家記錄起這段歲月來，肯定有所稗益。但眾所周知，他太忙了，在南昌一直抽不出時間。直到3月12日——他出席十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期間，在江西代表團的駐地，他才能比較從容地坐下來，接受了我近3個小時的采訪。
胡平：這兩年江西、南昌的變化有目共睹。江西、南昌的一批為政者的現代眼光、學識境界與工作勁頭，也是有目共睹。我想：沸騰的水汽需要熱力，飽滿的熱情需要動力，固然“三個代表”和“江西在中部崛起”必是為政者們強大的動力，這卻是共性的東西。在你身上是否也有一些個人化的動機呢？我就聽到過如是的說法，吳書記是把江西、南昌作為一個平台，做了幾年就要走的……
★崗位是短暫的，事業是長存的，惟有曆史和人民的評判才是根本的。
★我來江西從沒有過渡走人的思想，我期待粉自己在江西的這片紅土地上留下一排排堅實向前的腳印。
★我們要發展，湖北、湖南也要發展，留給我們的時間並不多，隻有抓住時機拚命地幹，才能燕得曆史的機遇，今後的發展才會有主動權。
吳新雄
吳新雄（江西省委副書記、省政府常務all省長）‘：人總是有自己的追求，或者是為金錢，或者是為名利，或者是為事業。每個人的抱負追求不一樣，激發出來的動力、活力以及所表現的精神狀態也就不一樣。
我來自於平民家庭，沒有任何背景。當過工人，還當過工人教師，然後上了大學，又到工廠做過技術人員，直到當上廠長，過去從沒有想到自己會到政界。可能是因為我工作比較認真，敬業精神也可以，不滿足於平平淡淡，總要在事業上有所作為。所以推行幹部“四化”方針的時候，我作為重點挑選的對象，1982年當選為江陰縣委候補委員，1983年底任命為副縣長（副市長），從此走上了政界。原來一直是想做一個優秀的工程技術人員，在技術上有發明創新，現在既然從政了，那我就要把這種在事業上有所作為、有所建樹的勁頭轉到這上麵來，這是我的一個最基本、最樸素的想法。
曆史的潮流把我這樣一個老百姓出身的年輕人推到從政的崗位上，那麼我在這個崗位上應該做些什麼呢？離開這個崗位的時候應該留點什麼？我想，如果在從政的崗位上隻想著自己的利益，那麼這種人的下場很清楚，輕則犯錯誤，重則像胡長清、成克傑那樣被槍斃。你從政既是官又是民，說你是民，自己本來就是來自於老百姓，不要為官而官，更不要為保這個官而做官；說你是官，是因為領導和老百姓對你都有信任和期待。在這個崗位上有沒有作為，不是你個人事業上有沒有建樹的問題，而是對一個地方、對老百姓有什麼交待的問題。為官一陣子，做人一輩子，“古今將相今何在，黃土一堆草沒了”。崗位是短暫的，事業是長存的，惟有曆史和人民的評判才是根本的。為政每一天，其實我們每一天都在接受考試，這是一場沒有試卷的考試，我們的評卷老師是曆史和人民。學生考試不及格有補考的機會，我們考試不及格卻沒有補考的機會，這些理念我在蘇南工作時就一以貫之地形成了，並成為我工作的最基本動力。
說我是把江西、南昌作為一個平台，做了九年就要走的看法不正確。首先，我從無錫來江西，事先根本沒有思想準備，1997年我曾和當時的江蘇省委領導談過，我說以我對事業的執著和對經濟工作的研究，轉崗搞企業同樣可以報效國家。這是我在無錫工作時的真實想法，我對搞企業是很樂意的，卻沒有想到自己會到江西來。其次，如果論生活條件，論親朋故交的關係和各方麵的環境，我當然是留在蘇南好，此前我從來沒有來過江西。在江西，我是人地生疏，兩眼一抹黑。這裏的收入水平也比蘇南低，我現在的工資大概不到2000塊錢，具體數字我不清楚，工資打在卡上，交給了我家屬。但我還是決定來江西，我重視自己的人生價值，既然從政了，最大的價值不在於官位的高低，職務的大小，去什麼地方從政，而在於通過自己的努力帶領一班人共同把一個地方的經濟搞上去，使老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我來江西從沒有過渡走人的思想，我期待著自己在江西的這片紅土地上留下一排排堅實向前的腳印。這樣當我老了回憶往事的時候，不會因自己從政碌碌無為、錯失機遇而懊悔，也不會下了台還讓人家指著脊梁骨罵而感到無地自容。作為從政的人來講，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最大的獎賞就是老百姓的口碑。
我來南昌的第一天是2001年6月14日。這天上午，我在無錫向全體幹部告別，下午3點到達南昌昌北機場，當時李豆羅和熊煥高同誌在機場迎候我，並向我彙報工作，因為十天以後南昌市四套班子就要換屆。到南昌出向塘機場後，5點到達滕王閣，四套班子的負責同誌都在這裏，表示歡迎以後馬上開會，我聽了一下各方麵的情況介紹。然後幾個書記開了一個碰頭會，開完會已經是晚上11點，我這才到省委孟書記那裏報到。從孟書記那裏出來是晚上12點，接著又準備第二天兩個會議的講話，一直忙到淩晨2點。第一天就是這樣過來的。第二天上午9點與四套班子見麵，10點與全市600多個縣級幹部見麵，我做了表態講話。下午就向南昌人民報到，到的第一站是江西造紙廠，我表態隻要對企業發展有益的事，市委就一定支持。第二站到八一起義紀念館，瞻仰革命先輩的豐功偉績，初步感受這塊紅土地的光榮與凝重。第三站到江鈴，孫總向我彙報了上市的問題。晚上8點開書記辦公會，9點開常委會，然後回到宿舍又清理自己一天的印象和思緒，到淩晨2點才睡覺。接下來，我用7天的時間跑遍了四縣五區，中間開了一個企業家座談會、一個防汛工作會議和規劃委員會會議。接著就是市四套班子換屆，我一個人都不認識，開常委會時，我隻管省委定的年齡等各方麵的條件是什麼，現在的候選人名單符不符合這些條件，隻要符合的我就同意，人選就是這樣定的，結果換屆的時候四套班子全部高票當選。
到南昌的頭兩個月，我差不多天天晚上是淩晨兩點鍾睡覺。在蘇南的時候同誌們叫我“拚命三郎”，到了這邊比在蘇南的力度還要大，時間抓得更緊了，因為我看到了江西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差距，人家一個市的財政收入就能抵江西一個省，蘇州一年有300億財政收入，江西隻有230億。由差距中也看到了危機，沒有危機感的人遲早會有危機，有危機感的人可以避免危機。中國現在是政通人和，上上下下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是建國以來最好的曆史時期，但是這個發展的機遇對各省都一樣，我們要發展，湖北、湖南也要發展，留給我們的時間並不多，隻有抓住時機拚命地幹，才能寡得曆史的機遇，今後的發展才會有主動權。再有，我剛到位的時候搞了一個亮化工程，十多萬人到中山路看燈，當市委、市政府為老百姓才做了這麼一點事情就得到社會各界如此認同，我很感動，這說明江西人民盼望發展、改變麵貌的心情非常強烈，也非常現實地流露出來了。有一個這麼好的群眾基礎，老百姓對我們又有這麼大的期望，我們如果不拚命地幹，怎麼對得起他們，我千裏迢迢來江西幹什麼？我提出了“八個一”，我們必須抓住每一個機會，抓緊每一天時效，動足每一根腦筋，汲取每一份智慧，用好每一份能量一激活每一個細胞，辦好每一件實事，爭取每一項成功。
★光靠南昌現在的經濟總量，就是增長12％、15％、20％也是不行的。那麼靠什麼呢？要靠更開放、更開明的對外開放政策。
★隻有有本事的千部才能打開局麵。政績突出就是打開了局麵，不用這樣的幹部還用什麼幹部。不管他們有沒有資曆，有沒有關係背景，我們在南昌用了很多這樣的幹部。
來南昌後，我用很大精力做了三件事情：
一是抓城市建設，增強老百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城市麵貌不是單純地看幾條馬路是否幹淨，它體現一個地方的社會文明程度和老百姓的凝聚力，也體現一個地方領導者的素質、能力、決心和魄力。我對南昌的定位是按照省委孟書記提出的把南昌建設成花園城市的要求，將南昌建設成為中國最優美的城市之一，營造美的空間，人的樂園，這一點我完全有信心。我到南昌的第一件事就是自任為規劃委員會主任，李豆羅市長為副主任。我聽了介紹南昌幾個湖的情況以後，立刻決定所有湖的周邊一律不準任何單位和個人占有，並要求立即通知下去。在無錫太湖邊上左一個單位，右一個單位，老百姓根本走不通；杭州的西湖、武漢的東湖也是這種情況。南昌有條件將自己的幾片湖水完整地讓給百姓，為此製定了具體的標準：環湖一條路，沿湖一片綠，依湖一片景，連湖活水係，靠湖聚財富，營造人民群眾新天地。全部定格、定位好了，就按照這個來操作。有了好的戰略規劃，還需要精雕細刻，把自然的礦藏變成寶石，否則自然的礦藏還是一堆礦石，白白浪費了就會將遺憾留給子孫，留給曆史。
二是牢牢抓住經濟建設不放鬆，經濟工作不像一個城市的衛生死角，突擊掃除就可以，它有一個滯後效應，不一定馬上就能體現出來，其成效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我抓經濟工作很多年了，按我的經驗，“萬事開頭難”，開始時領導者要既吹衝鋒號，又搭過河橋。既要提出命題的戰略思維，又要解決中間的重點、難點問題。我十分清楚光靠南昌現在的經濟總量，就是增長12％、15％、24％也是不行的。那麼靠什麼呢？要靠更開放、更開明的對外開放政策。美國是怎麼發展的？從事IT、IC產業和生物藥工程的有1/3是華裔。他們為什麼要去，是因為容易發財，容易成功，實驗條件好，上下配套，風險資金容易保證。他們發展起來了，增加的是美國的產業經濟，壯大的是美國的實力。所以，在21世紀，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的競爭，實際上是投資環境優劣的競爭。因此，市委、市政府將改善投資環境、加大招商引資力度作為經濟發展的突破口。往往一些同誌感到納悶的事情，我經常去做。比如說接待外商，當時作為一個省委常委，後來又作為省委副書記，我看起來似乎犯不著這樣做，但我寧可自己吃些苦，也要把局麵打開。那段時間，我幾乎每天要接見幾批客商，雖格我不喝酒，但每天要重複講很多話，也頗費神。有人建議我見谘商要分層次，我說南昌才剛剛起步，大的小的客商都歡迎，還分什麼層次。再有，領導者能不能親自到場，他們的素質形象、知隻能力水平怎樣，也常常是客商到南昌後的第一印象。為了培訓召商引資人員和抓經濟工作的幹部，光講外向型經濟專題，我自講課兩次，從上午8點講到12點。再就是專題講工業經濟、資本運營，像如何搞活企業？如何抓大放小？如何抓對外開放？如何抓企業集團、上市公司？如何搞工業園區？這些事我自己做過，隻要教會下麵的幹部怎麼做，他們很快就會了，江西有些幹部確實相當聰明能幹。
因為與過去的環境不一樣了，省委、省政府又給了我一個很大很好的工作平台，我有幾個在無錫時還沒有形成的理念來南昌後形成了，其中之一就是“幫投資者盈利，助投資者發展，為投資者服務”，“隻有投資創業者的成功，才有我們發展經濟的成功”。對於黨政官員來說，幫助投資者解決每一個問題就是最好的投資環境，讓所有的投資者成功就是最好的投資信用。隻有投資創業者的成功，才有黨政官員“三百六十五天白天加班加點，晚上千到零點，節假日照常到點”的價值，杏則我們再辛苦再忙，經濟不發展，企業還是那麼落後，老百姓還是那麼窮，我們的工作價值便等於零。目前在南昌的外商都站住了腳，2001年進來的幾家公司正在紅穀灘、高新、昌北大展宏圖。統一企業的效益很好，格林柯爾、娃哈哈2003年投產後的效益估計也不錯。深圳方大、深圳先科都已將主要的製造基地放在南昌。荷蘭的RDM決定到南昌來發展，RGM兼並了美國麥道生產十幾座直升機的工廠，將把它移到南昌來生產……南昌近三五年的經濟會發展得很快。對此，我非常有信心。
三是在加快發展的同時，注意培養造就一支適應現代經濟發展的幹部隊伍。市委對過去的幹部隊伍結構做了很大的調整。我們公開宣稱按照“四化”標準選人用人，要用“靠得住、有本事”的人。我是外來者，在南昌不認識任何人，沒有任何親戚朋友，也不想在這裏搞團團夥夥。南昌的事業是南昌人民的，光靠一兩個人再苦再累也沒有用，要靠千千萬萬有本事的幹部來做，這些人要忠於人民、忠於江西、忠於事業，不是為自己的私利，不是為自己升官，而是要全身心地投人到加快南昌發展的事業當中去。我在大會上多次講，我們這些大大小小的官，並不是我們的能力有多大，江西有4300萬人口，其中能力比我們大的人多著呢！曆史的潮流把我們推到了這個崗位上，我們對自己要有一個正確的定位，要在這個崗位上有所建樹。隻有有本事的幹部才能打開局麵。政績突出就是打開了局麵，不用這樣的幹部還用什麼幹部。不管他們有沒有資曆，有沒有關係背景，我們在南昌用了很多這樣的幹部。其實，南昌的一些幹部年紀很輕，水平、能力不比蘇南的幹部差，像昌北、高新、南昌縣開發區就是這麼一兩年就上來了。這次機構改革，市委調整提拔了200多名幹部，都是三四十歲的年輕幹部，現在人才隊伍全部接上來了，後麵的步驟還會更快，要源源不斷地培養後備人才隊伍。現在還有200多個崗位空著。對1000多名年齡偏大的幹部，采取了一個離崗退養的政策，他們都高高興興地退下去了，這個力度之大在全省所有城市中是僅有的。有了這樣一批年輕的、文化程度比較高、對經濟工作比較熟悉的幹部上來，一個地方怎麼能不欣欣向榮？
★我很想完成南昌人民留給我的那份“考卷”，很想在自己手裏對南昌——這件我從政以來最皿要的作品精雕細刻，讓它井然於世，光彩照人，我現在惟一的遺憾就是我在南昌的時間太少了……
★江西人自己要認識江西人，江西的廣大千部是很有能力、很有水乎的，所有的變化都是江西人自己創造的，並不是靠幾個外來的領導者，我們不過是擔負著領導的責任……
從上世紀80年代在江陰開始，以及到南昌的第一天，一直到現在，我講得最多的話就是“事在人為，負重奮進，以創造性工作快速發展”、“地不分南北，基礎不論強弱，有誌者事竟成”、“路是人走出來的，事業是人千出來的”。這些話可謂我思想的“主旋律”。說實在的，我很想完成南昌人民留給我的那份“考卷”，很想在自己手裏對南昌——這件我從政．以來最重要的作品精雕細刻，讓它井然於世，光彩照人，我現在惟一的遺憾就是我在南昌的時間太少了……
從沿海發達地區來到江西，已經快兩年了，南昌人民同無錫人民一樣接受了我，認可了我。當初我離開江陰到無錫赴任時，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對我開玩笑說：“吳市長，如果可以的話，我們人大準備投票，不同意你辭職。”很多市民也給我送鮮花，就是不想讓我走。我不在意有哪些官員來送我，但我很在意居委會的老大娘來送我。後來我離開無錫到南昌，這次調動也是突然宣布的，一宣布時就有很多人掉眼淚了……在南昌這兩年，南昌市民自己出錢在電台為我和李市長點歌；退休職工在八一公園演出，自己掏錢買花請主持人轉交給我，請我保重身體；開省黨代會的時候，出租車司機問上車的九江人、贛州人是不是來開會的黨代表，對方回答說“是”，司機說你們投票的時候一定要投吳書記的票……這些事讓我很受感動。無錫來的客人也很受感染。我來南昌半年之後，無錫柴油機廠的老總來南昌考察，看到南昌人民對我如此支持，宴會上他喻著淚說，沒想到江西的老百姓這麼淳樸、厚道，沒想到你一個人不帶秘書，不帶幹部，卻在短期內打開了局麵。無錫鍋爐廠的老總聽說一些情況後也專門飛到南昌來，給了我定點扶貧的一個村子70萬元，幫助村裏發展經濟……這就是一個人為官從政的價值，要心中真正裝著老百姓，全身心地去實踐“三個代表”，而不是把它作為一句政治口號。
除了人民的厚愛，我還要感謝南昌市廣大幹部對我工作的支持。李豆羅同誌總結的“白天加班加點，晚上工作到零點，節假日照常到點”，是這兩年來南昌市委、市政府大多數幹部的真實寫照。有很多領導幹部瘦了幾公斤，有的人還得了很多病，像腰錐間盤突出，等等，有的人發燒打著點滴還堅持工作……他們比我還辛苦。通過這兩年的接觸了解，我認為江西人自己要認識江西人，江西的廣大幹部是很有能力、很有水平的，所有的變化都是江西人自己創造的，並不是靠幾個外來的領導者，我們不過是擔負著領導的責任，通過正確決策，把上上下下的智慧和資源集聚起來，把全省人民的力量集中起來，瞄著一個正確的目標去進取。
胡平：因為你的廠長出身及長期從事地方工作的豐富經驗，你在企業經管、開拓市場及一個城市的發展、管理上，特別有眼光，有主見；又因為你來自經濟發達的蘇南地區，你在經濟欠發達的南昌的許多舉措，某種意義上隻是把自己過去做過的再做一遮。你給人輕車熟路、舉重若輕的印象，不僅是南昌的許多育性、幹部，也許還會有一些外地的記者，看你都會有些“偶像”感。我想，這一定會為你帶來成就感，可同時這也意味著壓力——在一個各方麵起點較低、但人們改變自己落後的生存麵貌的心情又太急的情況下，常常被“仰視”的你的所思所言所行，怎樣經受住曆史的經驗？
★不管壓力有多大，我們始終要有清醒的認識，一定要按科學規律辦事，越是在快速發展的情況下越要求賓務實。
吳新雄：企業與企業之間有競爭，城市與城市之間同樣有競爭，這種競爭首先體現在一個地方的領導團隊的決策水平、抱負、追求和素質上。往往一個重大決策失之毫厘，對這個地方的發展就差之千裏。一個現代社會領導者要具備三個方麵的能力：、是對問題的決斷能力，把握事物的發展才有決策的超前性，抓住內在本質才有決策的科學性，突出重點環節才有工作的實效性，建立目標管理才有工作的考核性。二是對重點、難點的突破能力，在發展的過程中往往會碰到很多棘手的難題，領導者不僅要身體力行，動手解決，而且在發展過程中要敢於承擔責任和風險，這才是對事業更大的奉獻。如果看到有風險和責任就回避，那解決不了難題。三是要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把全社會的力量最大限度地集聚到一個目標和方向。如果領導者光憑個人的能力和見解，隻搞“一言堂”，聽不得不同意見，事情早晚要砸鍋。如果領導者深知民主不但是對個人素質與作風的要求，更是對體製與機製的要求，這個地方必然搞得生氣勃勃。
南昌人民希望加快發展，希望盡快改變麵貌，他們對我們的評價和期望越高，我們感到的壓力就越重，當然我們也希望盡快趕上去。但不管壓力有多大，我們始終要有清醒的認識，一定要按科學規律辦事，越是在快速發展的情況下越要求真務實。每一條政策、每一個措施、每一個數據都不能有水分，有水分導致的後果不堪設想，這一點我是始終堅持的。那麼如何防止下麵摻水分呢？一般來說，自己要深人實際，不能光聽彙報，在會上聽來聽去是不行的，比如說招商引資，我既要看數字，還要到現場去看，哪些工程在做？哪些項目在投產？哪些稅收交了？用電量是否上去了？這些東西是實打實的。在蘇南，我們就是這樣防止泡沫、擠去水分的，在考核經濟發展時早就不看GDP值了，第一看工業開票收入，這肯定有稅收的，沒有人可以做假；第二看用電量的增長，經濟發展了，用電量肯定增長；第三看財政收入，這都是沒法摻假的。
★南昌這兩年在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上固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步，但它還不是一個在細節上經得起推敲和琢磨的城市。其實細節更關係到一個城市的精神．更能肴到為政者的苦心和匠心，也更多地聯係粉對老百姓的人文關懷。
胡平，江浙文化中右一個特點，就是比較注重細節，辦事總能做實、做好，讓人放心。像寧波市政府竟然可以想到害井蓋沒有蓋緊，過往車輛壓上去發出“唯哪”的響聲會影響居民休息，於是在客井蓋下麵墊一圈株皮，類似的細小事情在上海、江浙一帶到處可見。在江西，比較多的是忽略細節，往往是好事做不實，大事做不細。在過去的曆次運動中，中部省份沒有哪一次不轟轟烈烈，前幾年造假數字也不鮮見，可能這都與做事情注重場麵、忽略細節有關係。例子可以順手拈來，我家附近的係馬樁街道在老百姓的千呼萬喚中拓寬改造了，但原來在路邊的電線杆卻一下突兀地立到了馬路當中，除嚴重妨礙交通外，那幾乎頂在行人頭上的變壓器，半空中妹網般密匝匝的走線，均給人以壓抑感。到時候不管是拆遷電線杆，還是電線理地下，肯定又要把剛修好的馬路大開膛了。我們的城市在這類隻想著今天不想明天的事情上，折騰掉多少血汗和財力？
還有“穿衣戴帽”工程，這本是一件好事，但一些地方把外牆的顏色塗得花花綠綠，五花八門，給人的感覺就像走進一個民間草台斑子的粗俗布景裏，或走進了某個城鄉結合部。對青山湖的美化，市委、市政府真是然費了苦心，但轉頭一看湖邊的銀湖大廈，那色塊由粉紅一下跳到墨綠，既沒有與湖光的輝映，也沒有自身的和諳，讓我突然感到眼睛裏麵掉進了玻璃隆。還有塘子河立交橋旁邊的幾棟居民樓、南京西路兩邊的建築物，反正什麼色不好用就用什麼色，怎麼讓人倒胃。就怎麼塗。我就納悶了，難道這樣一件說大不大、說小也絕對不小的工程，也要吳新雄書記、李豆羅市長來親自定奪、監工？此外，我也聽說，招商引資過程中有的部門承諾的事情，三個月過去了仍兌現不了。辦證服務中心仍有一些事情並不能當場辦理，還得拿回各窗廿所屬的本單位研究研究。某些收費也不令理……
據此，我認為南昌這兩年在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上固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步，但它還不是一個在細節上經得起推敲和琢磨的城市，其實細節更關係到一個城市的精神，更能看到為政者的苦心和匠心，也更多地聯係著對老百姓的人文關懷。我想提個建議，南昌的事情可以多分擔一些給文化人去做。現在很多知識分子很關心南昌的發展與建設，對“詩意地棲居”尤有興趣。像每條街道的局部與總體色彩的確定、實施，乃至一條街、整個街區的文化意蘊的構造，還有雕塑、小品的立意與分布……都可以請這方麵的專家及人文知識分子來策劃、監督、驗收，這樣既可以提高城市的文化品味，又可為政府減輕很多責任。
★一個城市沒有幾百年曆史的沉澱和堆積是出不來的，想在一兩年之內蕩滌盡它所有不好的東西，這隻能是神話。
吳新雄：你所說的這些問題其實在江浙也存在，並不是完全沒有。一個城市沒有幾百年曆史的沉澱和堆積是出不來的，想在一兩年之內蕩滌盡它所有不好的東西，這隻能是神話。而且，我們現在是處於社會急劇變化的過程中，舊的行為方式與新的行為方式在交叉，舊的製度、舊的習慣與新的製度、新的習慣在交叉。在這個特定的時間內，肯定會有些人舊的東西尚未完全丟棄，新的東西又未能真正上手；肯定會有些事情隻在表麵熱鬧，而沒能深人內部紮實推進。作為領導者必須有這樣的眼光和一定的耐心，一方麵不能操之過急，要允許這個特定的時間存在；另一方麵在大家還不熟悉做甚至不喜歡這樣做的時候，你更要親自去做，親自去帶動他們，既要吹衝鋒號又要搭過河橋，既要當司令又要當兵，身教重於言教。在這一段時間，領導者可能特別累，但惟有這樣做，各方麵的工作才能強力推進。再有，要不斷地進行督促檢查，做任何一件事情有苛求才有高質量。我最警惕的就是總結得很好，實際上沒有做到，這是最壞的事情。那麼怎麼辦？由市委副書記、紀委書記王樣生，組織部長馬承祖為首組成督查組，一個個派去下麵督查，他們不管過程，隻問效果，比如在辦證中心就看它一個星期之內是不是能幫外商把證辦下來。在這段新製度的作用還沒有發揮出來的特定時間內，用督查這種特殊的形式還是能比較有效地提高辦事效率、解決各種問題的。
我很讚成你的觀點，細微深處見水平。每一個城市建設的細微深處，如一花一草一燈一街，都體現著這個城市的藝術修養和文化品位，體現著城市的精神追求。現在南昌雖然在這方麵有很大變化，但的確還有很多方麵跟不上。南昌當然有好的畫家，有很優秀的園藝師，應該重視和發揮他們的作用。我已經提議南昌成立三個委員會：綠化藝術委員會、亮化藝術委員會、美化藝術委員會，請專家學者來決定，花草樹木應該怎麼搭配，建築物的色彩與街景如何和諧……請他們拿出既有學術權威、經得起曆史檢驗，又能讓市民心曠神怡的方案。這件事情牽頭的責任人已經明確，下一步就要開展工作。
胡平：現在中國省部一級的領導中，有不少是“老三屆”，即“文化大革命”前夕正讀初中、高中的中學生；或者說，所謂“老三屆”，大抵都是在“三年困難時期”俄過肚子，1966年夏秋在天4門廣場拍過巴掌、喊啞了嗓子的一代人。但更大童的“老三屆”人，現在成了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困難群體。我看你也是這一書人，還有這代人的代際意識嗎？
★我們各級領導一定要抓住發展不放鬆，把大家的思想幣能力全都琅焦在發展上，這才是對包括“老三屆”在內的杜會娜勢群體、困難群體的最t要的關心，若沒有發展，其他的關心歹能是杯水車薪。
吳新雄：我正好是“老三屆”，初中一畢業就碰到了“文化大革命”，孟書記也是“老三屆”，現在我們都會想起“老三屆”當年的一幕幕青春歲月。現在雖然與他們的聯係並不多，但我注意到建國後的每次運動他們幾乎都趕上了，對過去極左政治和計劃經濟的錯誤後果，“老三屆”確實承擔了很多。相比之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帶來的很多好處，他們卻分享得不多。比如過去上山下鄉主體是“老三屆”；現在企業改革、下崗分流又輪到了“老三屆”，很多“50對象”是“老三屆”，他們現在都上有老，下有小，負擔很重。計劃生育也是從“老三屆”開始的……應該說，這一代人是吃苦的一代人，是為國家做了貢獻的一代人，屬於比較特殊的群體。作為這代人中的一員，我和他們的心是相通的；作為一名領導幹部，我對他們滿懷同情。我一向認為各級領導應該更多地關心他們，一是要更多地關照他們再就業，因為他們都是50歲上下了，同年輕人競爭崗位沒有了優勢，所以黨政機關的保潔、保養崗位要更多地考慮他們。二是對他們當中特殊困難的家庭要體現社會的溫暖，他們的年收入一般很少，住房條件不好，買不起商品房，政府要適當發展經濟適用房，當然這一點不光是針對“老三屆”的。說到底還是要加快發展。不管是對“老三屆”也好，對其他弱勢群體也好，最終要讓大家普遍感到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是靠發展，所以要抓緊時間發展，拚命地發展，而且發展還不能用常規的辦法發展，人家花十分力氣，我們要花一百二十分的力氣。以南昌現有的經濟水平和財政實力，生活保障線由過去的147元提高到167元，每個人增加了20元，全市共增加投人1000萬元左右，目前這個標準在全國省會城市不算高，也不是最低，近期內不可能再調高了。如果我們的實力雄厚了，像最低保障、公益事業等問題都可以比較好地解決，有些問題不能簡單地推向市場，政府該照顧的還是要照顧。所以我們各級領導一定要抓住發展不放鬆，把大家的思想和能力全都聚焦在發展上，這才是對包括“老三屆”在內的社會弱勢群體、困難群體的最重要的關心，若沒有發展，其他的關心隻能是杯水車薪。
胡平：無論談發展思路，勾畫藍圖，還是說明某個事理，你講話幾乎一氣嗬成，排比句常常一串接串，頗具文采和感染力。或許，你年輕時曾經是個文學愛好者？
★我經常去考慮問題，對發展經濟、對外開放、城市建設等方麵的問題，總用心去琢磨，去分析人家成功的例子。我與成功的企業家交往比較多，與他們特別親近，好像是出自於一種本能。
吳新雄：我沒有寫過詩，也不喜歡文學，初中時候對語文不感興趣，數學成績倒比較好。我原來在工廠的時候開會發言不到5分鍾，到了政府機關以後把自己逼出來了，這就是我的個性，要做就要做好。有人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吳書記講得出那麼多一套一套的話，像在城市建設方麵，我提出“以人為本，人的空間，美的樂園”的原則，建設花園城市的七十二字方針：“依托一江兩岸，展示都市風采，建設花園城市，塑造特色魅力，道路環通成網，建築各具特色……”等等，還有洪都大道邊的體育場即將拆除，改建體育公園，這個麵積有24萬平方米、位置如紐約的中央公園一樣的城中公園，我對它建成後效果的描述是：一麵是玉帶河，河水清清，綠草茵茵，小橋彎彎，遊船悠悠，情意濃濃；一麵是湖濱公園，湖水清澈，湖岸秀美，城中瑰寶，旅遊勝地，白天勝似西湖，晚上恰如彩虹；還有一麵是森林公園，以森林和健康為主題……這些都是我自己在腦海裏反複思考的結果，我並不怎麼在紙上形成文字，就是不斷地思考，把很多東西記在腦子裏。
我確實經常去考慮問題，對發展經濟、對外開放、城市建設等方麵的問題，總是用心去琢磨，去分析人家成功的例子。我和成功的企業家交往比較多，與他們特別親近，好像是出自於一種本能。像小天鵝的朱德坤，TCL的李東升、陽光集團的陸克平，等等，我與他們談話總是很投機。他們不會覺得我是個官員，我也不會對他們感興趣的問題覺得一頭霧水。我與中國普天集團的總裁歐陽忠謀也是一見如故，我在北京開黨的十六屆二中全會期間，他邀請我去該集團2003年的工作會議上做了一個報告，台下是來自企業集團的領導骨幹，我說的也是當前如何認識競爭格局，把握市場特點和尋找突破出路，會上氣氛很是熱烈……和他們在一起不但精神很偷快，我的收獲也良多。
胡平：我聽說您夫人曾經說起，您好不容易回無錫休息幾天，坐在家裏沙發上都心不在秀，一天到晚沒有幾句話，不知您在琢磨什麼。吳書記，您還能不能談點個人和家庭情況？
★母親勒勞一世，儉樸一生，為了孩子們操碎了心，1977年就去世了，沒有肴到我當市長。父親也吃了一輩子苦，1992年去世，他肴到我當了官，卻看不到我對家裏有什麼照顧。父母親隻要求兒子把工作幹得更好。
吳新雄：小時家裏比較苦，父親是工人，母親是家庭婦女，家裏子女多，共有七兄妹，我排行老六，最小的是一個妹妹。父母把我們七兄妹帶大確實很不容易，隻有大姐為了減輕家裏的負擔連初中都沒有上就幫助家裏紡紗織布，後麵幾個小孩都念到了書。作為最小的男孩子，家裏自然很寶貝，我沒有下過鄉，最小的妹妹倒是下了鄉。可我也吃過很多苦，三年“困難”時期，我十三四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卻老是吃不飽，每天在居委會的公共食堂吃六兩米飯，菜裏不見一點油，那時家家戶戶不讓開灶，回家什麼吃的東西也沒有……在學生時代我一直要求自己成績要好，功課要好。初中畢業以後我分到工廠當工人，每天不聲不響埋頭工作，最高興的事情就是將那點微薄的工資交到母親手裏。後來僅初中文憑的我卻被挑去江陰很有名的南清中學當教師，教了兩年初中班的物理，現在這所中學是國家重點高中。後來又送我到南京化工學院上學，學的是基本有機合成。那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有人鼓動“停課鬧革命”，去造反，當時我是班長，我說都不準去，全班同學堅持讀書上課。三年零八個月後畢業，分配工作我沒有找後門，當時也不懂什麼是後門，結果把我分到了江陰縣化肥廠，當了車間技術員。幹了不到兩年，調到技術科負責，不久又當廠長。35歲時人政界，1983年底起先後任江陰市副市長、常務副市長、副書記、市長，1992年起先後任無錫市副市長，常務副市長、市長。
除了大學期間係統地學習過，後來大多是一些短期培訓。但在當無錫市長時，我讀了美國蒙東娜大學與上海國際金融學院合辦的MBA，每周上課的日子，晚上6時從無錫開車到上海，7點半上課上到9點半，然後又開車回無錫，整整堅持學習了兩年，到南昌來的時候正好畢業。因為多是美國教師上課，對提高我的英語水平有好處。作為一個市長，當時我已深感現在對外開放了，一個領導幹部不懂英語怎麼行呢？我又請來市裏最好的翻譯，給政府機關處長以上的幹部上課，剛開始有60多個人，到後來隻有十來個人，但我不管工作怎麼忙，一直堅持到“三講”的時候才停下來……
母親勤勞一世，儉樸一生，為了孩子們操碎了心，1977年就去世了，沒有看到我當市長。父親也吃了一輩子苦，1992年去世，他看到我當了官，卻看不到我對家裏有什麼照顧。父母親隻要求兒子把工作千得更好。現在我當了省委副書記、常務副省長，兄弟姐妹都感到很高興，但都很支持、維護我，沒有提任何要求，他們都還留在江陰幹著普通的工作，工人還是工人，教師還是教師。我愛人原來是江陰電廠的普通職工，也沒有因為我而沾光，當了三十多年的工人，我調江西以後她就辦了內退，現在也來了南昌。我們隻有一個男孩，現在美國上大學，讀工商管理，2003年就要畢業，希望回國留在無錫工作。
胡平：孫敏時你年前參加江鈴廈門的鎮售年會非常感動。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在江西是“高處不勝寒”，他對江西工業化的貢獻眾所周知，幾乎家喻戶曉，但過去的一些官員一直擺不好政府與江鈴的關係，自己擺不好，反而認為孫歌居功自傲，眼裏沒有官員。孫敏又是比較幸運的，過去雖然對他曾有不少爭議與傳聞，吳官正同誌對他很賞識，現在孟書記和你對他又很支持。我想問您，您為什麼會專程參加江鈴的悄售年會？在南昌到一個企業的會上講幾句話，這不算什麼，而你為了參加這個會，24小時之內兩次在上海轉機，不辭勞頓，仆仆風塵，這至少在江西是了開先例……
★領導者對企業真正和真誠的支持，應該是在企業的成功概率不足60％的艱難困苦時期，而不是事業成功以後在鮮花與彩綢的簇擁下到場進行廉價的頌揚，或在事情失敗之後高高在上進行事後諸葛亮式的評判。
吳新雄：江西現在最迫切的問題就是發展，發展的最重要問題是工業化，工業化如何抓？一方麵是抓對外開放，另一方麵是抓好現有的工業企業。現有工業中，既要抓整個麵上的，又要抓重點企業，因為重點企業有爆發力，能夠加快發展。經濟發展就是要“抓現的，上快的，瞄準後勁大的”，這就是我們的工作思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如何定位？如同企業圍繞效益轉，產品圍繞市場轉，質量圍繞用戶轉，政府也必須圍繞企業轉。讓企業在市場中隨波逐流，做到哪裏算哪裏，政府在旁邊隻說不幹，不為企業服務，不具體幫助企業解決問題，甚至怕擔擔子而躲得遠遠的，這叫什麼“發展是第一要務”？這樣的“第一要務”是要落空的。江鈴毫無疑問是江西的重點骨幹企業，在江西的影響舉足輕重，汽車行業又是一個有很好發展前景的支柱產業，政府更應該從具體的事情上幫助他們。
我是廠長出身，深知企業需要什麼。第一，企業並不需要政府官員去指手畫腳，而是希望在企業困難的時候，政府通過行政力量使它能更好地實現戰略舉措。第二，企業需要先進技術，除了企業自身研發之外，政府還應找各種關係搭好平台，讓它對接，而不是給它技術。第三，企業需要政策。政府不能鞭打快牛，政府要給企業良性發展的好政策，刺激、調動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動力。第四，要為企業創造人才成長的環境，企業需要的人才，政府一定要支持。說到底，領導者對企業真正和真誠的支持，應該是在企業的成功概率不足60％的艱難困苦時期，而不是事業成功以後在鮮花與彩綢的簇擁下到場進行廉價的頌揚，或在事情失敗之後高高在上進行事後諸葛亮式的評判。對領導者來說，敢於為企業的發展承擔責任和風險是個更大的奉獻。我的這些觀點非常明確，我也一直要求自己這麼做。幾年前對待民營企業，一些官員不敢支持，我不光是口頭上說支持，而且為他們解決問題，像無錫德發印染廠的發展需要解決流動資金，我給簽字擔保貸款1000萬，他們沒有想到一個市長竟然會為一個民營企業擔保，老板激動得掉了眼淚。後來該廠還貸以後我來了南昌，他特地坐飛機過來送匾給我。
江鈴在廈門開全國營銷會議，營銷對企業相當重要，沒有訂單就沒有發展，沒有市場就沒有企業的明天。既然是這樣，我為什麼不利用我的身分去告訴全國的經銷商，江鈴是在一個什麼樣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江鈴在江西有著一個什麼樣的地位與作用，這些話讓我來說可以，孫敏說可能不便。我就是要幫助江鈴進一步拓展市場，讓江鈴的銷售商充滿信心。市場猶如戰場，企業在前線打仗，政府在後方就要為企業厲兵襪馬，搖旗呐喊。
我對江鈴有三點評價：一是江鈴產品定位比較好，特別是寶典皮卡，屬於經濟實用型車，現在的市場比較廣闊，發展前景很好。二是在這片紅土地上江鈴能走到今天，應該說孫敏是一個了不起的企業家。企業是一個經濟細胞，而不是一級政權。企業家是一個能夠在市場上打勝仗的專家，而不是行政官員，這是我的觀點。老孫的年齡偏大一些，但企業家不能完全以年齡來決定退留。從企業的長遠發展來看，確實需要培養後備幹部，需要二個各層次的管理梯隊、孫敏要把自己豐富的經驗傳授下來。再一點，老孫隻要把握大局就可以了，不要太辛苦，現在老孫是很辛苦的。三是江鈴現在的規模還不夠，還要擴大。汽車產業一定要有規模，另外還要有自己掌握的關鍵技術，孫敏同誌也在考慮這些問題。
胡平：吳書記，現在您調到了省裏工作，請你談談江西的發展。
★現在南昌以及整個江西，可以說叫“人心思上，人氣興旺，經濟提速，城市變樣”。
★有人說我敢說敢作敢為，除了個性使然，也是環境使然。
★現在江西人跑出去，人家比較稱皿，各部委肴到了江西的發展勢頭一派熱氣騰騰，士氣高昂……
吳新雄：現在南昌以及整個江西，可以說叫“人心思上，人氣興旺，經濟提速，城市變樣”。所有這些變化與成就，離不開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引，離不開江西人民的心血與汗水，離不開江西省委省政府的正確領導。最典型的是“解放思想，加快發展”的學習教育活動，真正使江西人民聚焦事業、聚焦發展，上上下下擰成一股繩，通過發展方向定位、策略定位、幹部價值標準定位，實際上為所有一心一意謀發展、抓發展的人提供了最有力的政治保證、組織保證、思想保證和輿論環境保證，所以才會形成今天如此良好生動的局麵。孟書記和黃省長不但工作思路非常清晰，像工業化戰略，以體製、機製和科技創新為主動力，做強做大工業，等等。而且他們以寬廣的胸懷，卓異的膽識營造了讓各級幹部放手幹事的環境，他們也給了我一個大膽幹事業的不可多得的最好環境。我認為，凡是有合力和活力的地方，就是充滿希望的地方；凡是有合力和活力的事業，就是充滿希望的事業。而活力來自於創新改革，合力就來自於放心放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有人說我敢說敢作敢為，除了個性使然，也是環境使然。同時，孟書記、黃省長個人的事業心和責任心都很強，值得我很好學習。
我到了省裏以後，投人的最大精力仍是招商引資。2003年3月2日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政協港澳委員和知名企業家會議，像李嘉誠的兒子李澤楷，霍英東、馬萬棋的兒子及何鴻眾等港澳台地區的大企業家全都來了。雖然江西這兩年勢頭起來了，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畢竟基礎比較薄弱，我們得通過一些成功的實例來宣傳江西的變化，我們還得走千山萬水，說千言萬語，想千方百計，吃千辛萬苦，還沒有達到一說開招商會，人家全都主動跑過來的程度。越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越要放下身分，待人以真誠，多為客商著想。我對客商說，為官一陣子，做人一輩子，我請你們來投資，如果你們在這裏不成功，我以後怎麼對得起你們這些朋友。你們來就是幫我們發展，那我們一定要幫你們成功，你成功了街舉案了我們的成功。我們也不能說什麼條件都能滿足人家，那樣做就虛假了，有些事情要事先說清楚，哪個項目好搞，哪個項目不好搞，但隻要你搞，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幫助你成功。
這次開全國人大會議期間，我天天在外麵跑，電視中很少看到我參加分組討論的鏡頭。這樣跑是必須的，因為機會難得。江西現在的經濟還不發達，我們需要各個部委在項目上、資金上、政策上給予支持。現在江西人跑出去，人家比較熱情。各部委看到了江西的發展勢頭一派熱氣騰騰，士氣高昂，而且我們現在跑不是簡單地要錢，而是先表示感謝，其次告訴他們江西打算怎麼發展，怎樣崛起，對外開放準備怎麼搞，城市化怎麼推進，機製創新、人才培養準備具體做幾件事，做到什麼程度。江西不會依賴在國家身上，一定通過自身的努力，由輸血型變成造血型。但目前確實比較困難，需要國家支持，我們會以良好的發展來回報國家。各部委也對江西的發展給了有力的支持，僅在“兩會”期間，為江西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改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推動新型工業化和城市化，我們已獲得各部委承諾撥付給江西的各種項目資金109.17億元，國債資金26億元，還爭取到一批政策的扶助。
★令人欣喜的是，政治文明的構建終於納入了社會曆史的進程。隨之，政治家與政客的區別也在人民的眼裏被日益識辨出來……
胡平：在2003年2月中共十六屆新進中委和候補中委的研討班上，吳新雄的發言講的是政治文明。他說，政治文明就是實事求是，不帷書，不帷上，隻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他還說，政治文明應包括有政治領導人的風範與魅力，鄧小平、江澤民就具有偉大的人格力量。
今天的一些中國人似乎已經不記得還曾經有“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這樣的政治家的存在。眾所周知，在極左思潮泛濫的年代裏，政治隻意味著在種種革命的。號下構陷同胞，砸爛文化，瓦解經濟。即使在走出了垂夢之後，政治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也隻是平民百姓不敢隨意靠近的危崖深池，卻是政客們索言壯語的講習班，勾心鬥角的展示會，種種權勢的關係網，還有獵取私利的小金庫。對於我們這個有著古老文明的偉大民族來說，政治文明很長時間裏不是空白，就是蒼白，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慘痛的教訓和一個巨大的遺憾。
令人欣喜的是，政治文明的構建終於納入了社會曆史的進程。隨之，政治家與政客的區別也在人民的眼裏被日益識辨出來——
人民並不要求政治家無私無欲，隻是期盼他們熱愛光榮勝於熱愛財富；
人民也不奢求政治家有金剛不效之身，隻是希冀他們徐懷坦白，知錯即改。
這樣的政治家必然大有作為，在眾人失望時，他是希望；在眾人腳躇時，他是執著；在眾人樂觀時，他是警酸；在眾人稱慕時，他是澹泊；擾如老一輩革命家習仲助在聽了“你是西北地區有崇高威望的領導人”的讚譽後反問：有多高，有麻雀飛得高嗎？
當人民對他或許多多少少有些“人格神”的崇拜時，他卻比一般人更多地展零出豐富的人性與率真的性格；
當一個城市一方水土終於變得花團娜簇、欣欣向榮，人民若還在念叨他的名字時，他卻比一般人更深地領悟人民創造的偉力，還有時下這個革故鼎新的時代對他生命的豐厚的踢予……
真是時候了，在中國，尤其是在中部地區，這樣因能力和德行而出類拔蘋的政治家吹來了一陣陣新鮮的風，他們把“三個代表”正化為山巒上蒼勁的鬆濤，仟陌間樸素的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