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49－1978年我國教學評價及其價值取向的流變與反思
1949一1978年，我國教學評價發展與新中國五十餘年的發展曆程密切相連，參照《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 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的70年》 中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階段的劃分，我們可以把建國至1978年教學評價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
1．模仿階段（1949-1956）
新中國成立以後，百廢待興，國家最迫切的任務是恢複和發展經濟，按照新民主主義理論建設新中國。教育領域的任務是恢複和發展教育事業，建設新民主主義教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1949年9月29日）政協第一屆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首次集中反映了新中國教育的價值取向。1950年，上述觀點被明確地歸納為“為工農服務，為生產建設服務”的教育建設方針。
新中國教學理論研究對教學評價領域尚未產生足夠的重視，在實際工作中，參照蘇聯以凱洛夫《教育學》為標誌的教學理論，提出全麵發展的教育方針，要求教育工作者全麵學習蘇聯的教學理論與經驗，全麵提高教學質量。在全國文盲占總人口的80％以上的條件下，麵對社會主義建設對知識的需求，又受蘇聯教育學的影響，認為德育也是通過教學來進行，教學評價也就把“智育”作為重要的價值取向。
在評價方法上，由於蘇聯教育界忽視教學評價研究，我國的教學評價研究也就全麵否定二三十年代研究推行的教育測驗，將以五級分製為核心的蘇式成績考評法作為教學評價的主要手段，如廣東教育與文化月刊社編的《學習五級分製計分法》（華南人民出版社1952年8月出版）一書，即是關於如何貫徹五級分製的說明。蘇聯教學評價的思想和方法成為當時我國教學評價的模板，對學生的評價主要圍繞文化課的學習內容，側重文化知識的掌握，強調教學過程中教師、教材、課堂活動、知識傳授的重要性。學校教學的中心任務就是獲得知識、相應的資格和證書，考評後選拔和淘汰則成為天經地義的。
2．探索階段（1957－1966）
在教學實踐中，人們逐漸認識到蘇聯教學評價模式嚴重脫離我國的教學實際，限製了課程的範圍和學生的生活，使整個教學活動缺乏生氣，成為追求指定目標的刻板過程，忽視了學生的主動性、創造性和個性的發展。在認識到蘇聯教學評價模式的缺陷後，我們開始拋棄蘇聯的評價模式，尋求符合中國國情的、體現中國人未來社會理想的教學評價模式。一場新的探索與變革開始了。
這場變革以毛澤東有關教育的論述為出發點。針對當時教育強調知識的同時忽視政治、片麵追求升學率、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問題，毛澤東提出他的教育構想：“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勞動化。” 這一教育方針提出了對學生的評價標準和對人才的培養標準：既要看學業成績，又要看政治表現、勞動表現，客觀上也是對盲目教條地照搬蘇聯教學評價模式的批評。
在這個方針指引下，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貫徹上述教育方針的要點：在-切學校中，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把生產勞動作為正式課程列入了學校教育計劃。但是，由於思想方法上的片麵性，人們未能全麵正確地理解和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普遍存在強調勞動而忽視教學、強調實踐而忽視理論的傾向，甚至錯誤地以勞動代替讀書，以實踐代替理論，完全顛倒了學校中教學與生產的主從關係，導致教學質量下降。50年代末的改革嚐試使教育事業得到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又以60年代初的大收縮作為句號。“文化教育加速發展”的做法，急功近利，違背教育規律，帶給我們經驗和教訓。1961年以後對教育進行了調整、恢複，教育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恢複到1958年以前的思路上。
在1964年春節座談會上，毛澤東專門論述了教育問題，對教育現狀特別是教學評價的方法表示了嚴重不滿：“我們的教育方針是正確的，但是方法不對。課程太多，壓得太重，是很摧殘人的。學製、課程、教學方法、考試方法這幾方麵都要改。”“隻是讀死書，考試用對待敵人的方法對付學生，害死人，要改。現在這種做法是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不是門門課程都考試。”對教學評價的方法提出了他的意見和建議：“現在的考試是用對付敵人的方法，實行突然襲擊。題目出的很古怪，使學生難以捉摸，還是考八股文的方法。我看這種考試要完全改變。我主張公開出題目，讓學生自己去研究、看書。譬如，對《紅樓夢》出20個題，讓學生打出自己去研究解答，有的學生答出一半，其中有幾個題目答得很出色，有創造性，這樣的試卷可以給100分。另外有些學生20個題全都答了，是照書本上背下來的，沒有什麼突出的地方，這樣的試卷就給50分或60分。考試可以允許交頭接耳，甚至冒名頂替。這無非是你會我不會，你寫了我再抄一遍。總之，考試的方法要改變，具體如何做法，可以試點。” 反複強調對學生學業成就的考核辦法要進行改革，反映出他對教學評價的認識：不僅應考查學生知識的掌握，更應強調學生思維的發展、創造性的提高。
這種教學評價思想對改進教學評價工作具有積極意義，與同時期西方流行的評價理論相比也具有獨特性，但這並不是對教學評價理論的重視和發展，而是當時重視政治表現、強調勞動重要性的教育思想在教學評價方法上的反映，它並沒有克服照搬前蘇聯教學評價模式的教條主義，而是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教學評價新的教條化傾向。
總的來說，這一階段對教學評價的改革和探索主要圍繞評價的方法手段展開，但在否定“資”派教學評價理論與方法，拋開“蘇”式評價模式，我國教學評價理論研究停滯不前的條件下，僅以國家領導人的意見和建議為指導，雖然觀點正確，在實際教學評價中出現矯枉過正的問題和現象。從表象看這是由於人們遵從領導人的指示，認識不夠全麵深入而導致教學評價的價值取向由一極倒向另一極。從本質上看，造成這種“主席手-指，萬眾齊心上”的深層次原因是教育工作者對政治導向的盲從，教學評價活動完全喪失自身的獨立地位，依附於政治而忽略了教學及其評價的內在規律。
3．歧路與蹉跎階段（1967-1976）
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內容之一，教育革命的發動者不僅要“砸爛一個舊世界”--批判舊的教育路線和教育思想，而且要“建立一個新世界”--提出新的教育路線和教育思想。這場“教育革命化”--非製度化、非正規化、非專門化的文化革命運動，否定了17年來教育工作的全部成就與發展，使社會主義教育事業遭到嚴重的破壞。
“文革”期間，毛澤東提出了一係列富於創見的教育主張，並且進行了有力的實踐。最能體現毛澤東的教育思想並對教育革命發生了重大影響的指示主要有三個，即《五·七指示》 、《七·三0指示》 和《七·二一指示》 。對教育革命的一些根本問題，如辦學的任務、領導權、形式等做出了挑戰性的回答。《五·七指示》可以說是毛澤東試圖建設一個新世界，包括新的教育世界的總綱；《七·二一指示》則從招生、選拔、分配製度上和培養方式上使《五·七指示》具體化。由於林彪、“四人幫”為篡黨奪權，把學校教育納入其反革命軌道，全盤否定“以教學為主”，全國各級各類學校無法正常進行教育教學工作，不僅文化教育質量下降到建國以來最低點，而且嚴重地損害了學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敗壞了學校教育，腐蝕了社會主義社會的革命風氣。一批青年走錯了路，貽誤了青春，廣大知識分子遭受嚴重的錯誤對待。
在這-階段，盲從、依附於政治導向的教學評價觀更體現得淋漓盡致，教學評價由過去重視知識的掌握，轉為強調無產階級政治性，重視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的勞動教育，知識掌握方麵僅限於與當地具體生產實踐相結合的零散和粗淺知識。中學采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方法招生，優先錄取工人、貧下中農、烈軍屬子女入學。高等院校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生停止6年，研究生招生停止12年。自1972年起，多數學校開始恢複招生，主要是招收具有兩年以上實踐經驗和初中畢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農兵學員，實行“自願報名、群眾舉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的辦法，導致高校新生質量逐年下降，引起教育界和社會各界的普遍不滿。
4．過渡與複蘇階段（1977－1978）
這兩年間，教育界撥亂反正，在恢複原有體製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重新頒布了《高教六十條》、《中學五十條》、《小學四十條》，製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等，在總體上恢複了60年代初期的教育思想和基本措施。
與此同時，對以高考為代表的教學評價也作出了重要的調整。1977年8月，鄧小平同誌明確提出要盡快恢複高考，不久，中央正式作出決定，廢除推薦製度，恢複文化考試製度。新的招生製度要求考生必須具有高中畢業或同等學曆，采取“自願報名，統一考試，地市初選，學校錄取，省、市、自治區批準”的辦法，實行德、智、體全麵考核，擇優錄取的原則。1978年國務院又轉批教育部《關於1978年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規定從這一年起，不再限定錄取應屆高中畢業生的比例。這意味著高等學校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生的製度已全麵恢複，重新確立了選拔人才的公平競爭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