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這些話顯然是有針對性的，即有所為而發，但是不免言之過激。1870年，曾國藩因天津教案上奏說：“自古以來，局外人的議論，不體諒局中的艱難，一唱百和，也完全可以蠱惑視聽而擾亂國家大計，終於導致事勢決裂，使國家受無窮無盡之累，而局外之人不受其禍，反而可以得到社會上公正的輿論。讀書讀到這裏，禁不住要痛哭流涕啊！”曾國藩論議古今，完全可以稱得上深切透達。
【評析】
本篇所節錄的主要是陳恭祿論述曾國藩對內的若幹意見。總的來說是充分肯定了曾國藩的意見，但同時又嫌他“言之過激”。
曾國藩認為人臣應該向皇上進有益之言，早在鹹豐帝即位之初他就連上了幾個奏章，這就是證明；但他反對進讒言，因為“自宋以來，多以（讒）言亂天下”。陳恭祿在篇中評論曾國藩的第一個內容是可取、可信的。
曾國藩一方麵篤信理學，精於理學，因為他早在京宦時期就曾追隨唐鑒、倭仁、吳廷棟等人講習理學，修身養性；另一方麵他又反對把性理之說搞得十分繁瑣，搞得支離破碎，因為這樣會使“君子愈無容身之地”，會使“小人愈得寬然無忌”。陳恭祿在篇中評論曾國藩的第二個內容也是可取、可信的。
曾國藩對天津教案的處理，功過如何，如何評價，當另作別論。然而，在天津教案的處理過程中，曾國藩深感“局外之議論”太缺德，根本“不諒局中之艱難”；“局外之議論”太多，以至“一唱百和”；“局外之議論”能迷惑人，“足以熒聽而撓大計”；“局外之議論”太壞事，“卒之事勢決裂，國家受窮之累”；“局外之議論”能使是非顛倒，“局外不與其禍，反得力持清議之名”。因此，曾國藩隻有痛哭流涕了。陳恭祿在篇中評論曾國藩的第三個內容同樣是可取、可信的。
曾國藩雖然畢生盡忠於清王朝，但曾氏兄弟、曾國藩領導的湘軍同清王朝的矛盾是也很深的，曾國藩肚子裏的苦水是多的，牢騷是多的，不平之氣也是多的。郭嵩燾是曾氏集團的核心人物之一，曾國藩在信中同他講了一些內心話，吐了一些苦水，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陳恭祿在篇中指斥曾國藩“言之過激”，完全沒有這個必要。與之相反，如若曾國藩能在朋友麵前多講點內心的話，多發點牢騷，對於研究滿、漢之間的矛盾，對於研究曾氏家族同清王朝之間的矛盾，倒還大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