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辦練的方針是封建團結。練勇與將領全用湘鄉人（湘軍、湘勇由此得名）。練勇招募落後的農民充當以便製馭。將領選取至親、密友，以及秀才、童生⑩，這些人多是羅澤南（與曾國藩同學，也講程朱道學）的學徒，平時講究所謂“忠誠”聲稱願為保衛“聖道”‘倫常”而死戰。事實上他們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求富貴，曾國藩也不願意羅澤南勢力獨盛，采用收門生的方式，使羅氏學徒爭著拜曾氏做老師。湘軍大將王珍(即王勸不服，說“我的老師隻有羅山（澤南）-人”大遭他的嫉忌，終被排去，其舊部後來即形成左宗棠係的湘軍。曾國藩用同鄉、同學、親友、師生四種關係團結湘軍，造成私人軍隊誰招募、服從誰的作風，同時又奉他為唯一的獨裁領袖。在左係湘軍成立以前，整個湘軍隻服從曾統領一人，每個營隻服從營官一人。各個營獨立，彼此不相統屬，除服從曾國藩，不受其他任何人節製。近代軍閥軍隊從曾國藩湘軍開始，李鴻章淮軍、袁世凱北洋軍等等軍閥軍隊一直繼承著⑩，並且愈演愈烈地成為帝國主義的傀儡軍隊。
太平軍占領土地在長江沿岸，非水師不能決勝負。因此曾國藩用更多的力量籌辦長江水師，大造船艦，尤其重視洋炮，要求鹹豐帝向廣州購買千餘尊，裝備戰船，洋炮不到，決不出戰。他崇拜洋炮，讚美備至，認為是戰勝的決定因素。
一八五四年三月減豐四年二月），湘軍水陸兩軍組織完成，大舉出戰。陸軍五百人為一大營，非湘鄉人營官所統鄉勇小營，附屬於湘軍各大營。陸軍凡十三營，五千餘人。水師戰船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凡十營，五千餘人。官員、練勇、工匠、夫役水陸共一萬七千人。湘軍將士在思想上有以程朱道學作基本的封建主義的武裝，在軍事上有相當周密的準備，在湖南後方有豪紳地主的擁護，算是當時有力的反革命軍隊。……曾國藩反革命事業的主要依靠之一，是在善於爭取滿洲皇族的信任。他辦團設“發審局”殺人如麻，負責局員二人，其一是滿人裕麟。他練鄉勇，遭綠營將領（多是滿人）猛烈反抗(甚至采用兵變方式），乃用色欽額總管營務，保舉塔齊布升任湘軍大將，二人都是滿人又都是綠營出身的軍官，使綠營反抗不成大害。後來出境作戰，總是上奏章，誇張塔齊布的忠勇和戰功，說他們“二人親如兄弟，合如膠漆。”塔齊布死後，特別尊崇多隆阿，曾一度推他作統帥，指揮湘軍大將攻安黴陳玉成軍。曾國藩力求取得滿族統治者的信任，以便放手屠殺漢族人民，就是小事細節上，也避免引起猜忌。
二與太平軍相持（一八五四年——八六一年）（一八五四年三月減豐四年二月），曾國藩率水陸軍準備出戰，首先頒布一道叫作《討粵匪檄》的文字。這篇檄文充分表現湘軍將領的封建性、漢奸性，大意如下：
(一)“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江西、安黴、江蘇）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針對太平軍老兄弟新兄弟的區分，挑撥內部分裂。
(二)“粵匪竊外夷之緒⑩，崇天主之教”。“謂田皆天王之田”，“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翁f約項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之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針對太平軍之崇奉耶穌與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著重號召讀書人反對天主教，保衛孔孟聖道。這一號召不僅對當時的讀書人有很大的作用，而且也迎合了一部分當時還散布在民間的守舊觀念。
(三)“粵匪焚郴州之學宮（孔廟），毀宣聖（孔子）之木主“所過郡縣，先毀廟宇”，“關帝嶽王”，“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針對士人尊孔思想，人民迷信心理，挑起宗教仇恨。
太平軍宣布的民族大義，曾國藩卻一字不敢提到，隻說幾句“今天子憂勤惕厲1，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連他自己也不能相信的鬼話。在宣傳上，太平軍在反滿清、反官僚、反地主方麵得廣大人民的擁護，湘軍在反對天主、保護孔孟方麵也有若幹影響。在軍事上，太平軍紀律嚴明，絕不騷擾，到處受人民歡迎；湘軍攻城奪地，盡量燒殺搶掠，將士得名得利，因此作戰也非常凶悍。在政治上，太平軍領土內一般人民安居樂業，生活比較改善；湘軍實際是曾國藩率領若幹股賊匪，出省恣意殺掠，但他代表全國所有反動黑暗勢力，又以投降主義的方法緩和統治階級內部的滿漢矛盾以及中國統治階級與外國侵略者的矛盾，求得某種程度的反革命團結，基礎也還不弱。太平軍和湘軍在這些條件下進行十二年戰鬥，相持階段占了八年。最後太平軍失敗了，這卻不是因為湘軍有什麼特別的本領，而是因為太平軍一部分領袖到了南京就不圖進取，日趨驕慢，以至中途腐化分裂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