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外國侵略中國的根據地，李秀成軍取江浙，官僚豪紳地主富商多逃奔上海，上海成為反動分子的集中點。一八六年，上海反動分子組織“愛國會”出資雇用一個美國流氓華爾⑩(FrederickTownsendWard)成立常勝軍，與太平軍作戰，曾國藩從“人民如海，貨物如山”“關稅每年數百萬兩”一點看，上海是最大的“餉源”從取得洋船洋炮洋兵“助剿發逆”一點看，上海是求外國反革命援助唯一的途徑。他看到上海是決定反革命與太平軍內戰勝敗的關鍵，他就奏請“聯絡洋人，協力守禦”上海。一八六二年二月（同治元年正月）《議複借洋兵剿賊片》裏說：“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華洋之人財則可，借洋兵以助剿蘇州，代複中國之疆土則不可。’前麵的“可”是直率的，後麵的“不可”卻是一時的裝腔作勢，隨後他也就派軍隊與洋兵“會剿”內地了。初時，英法美駐北京公使要求出兵助攻，江浙紳商向清政府請願借洋兵，清政府動搖不定。四月（三月）曾國藩派李鴻章帶淮勇往上海，準備“會剿”。五月，常勝軍聯合英法反動派的軍隊攻入嘉定、青浦兩城，太平軍圍城猛擊，外國兵逃回上海。左宗棠說：“夷人之畏長毛，亦與我同。”李鴻章也說：“滬中官民向恃洋人為安危，乃援賊未來之先，洋人分兵四出，援賊大至之後，洋人斂兵不動。”曾國藩看出隻有左李軍加上洋兵，才能對抗江浙境內太平軍，因此，更堅決的主張“會剿”，藉以牽製李秀成援南京的兵力。清軍與洋兵合攻城池，洋兵得財物艙掠），清軍得土地（當然也搶掠），曾國藩主張的所謂“會剿”辦法，就是這樣無恥的鼠竊狗偷行為。
四保守既得成果同時反動派內部的各種分裂表麵化（一八六四年）
曾國藩正在江南鞏固他的勝利成果，北方另一支反抗滿清的農民軍撚軍勢力又已大張，滿清兩個大帥——欽差大臣僧格林沁m古jo與湖廣總督官文束手無策，清政府不得不再用湘軍，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同治三年十月）令曾國藩帶兵到皖鄂交界處督“剿”。曾國藩深知滿清想在攻撚戰爭中造成滿蒙將帥的威望，對抗湘軍將帥，自己再出“立功”，將更招滿清猜忌，名利不保。他一麵繼續裁撤湘軍，一麵推薦後起的淮軍並湘軍一部分，歸僧格林沁、官文調遣，保證各軍服從命令。這正合滿清的願望，令曾國藩仍回兩江總督原任。……撚軍敗後，滿清認湘軍為“隱患”（淮軍後起，戰功較小，兵勇很少參加哥老會，滿清扶植淮軍，使與湘軍對立），定計消滅湘軍，令左宗棠帶劉鬆山部與西北回族起義軍戰鬥。同治八年，劉鬆山部在綏德，高連升部在宜君兵變，起因都是查拿哥老會員。將領不敢信任湖南士兵，招募北方人充當，跟左宗棠到新疆的湘軍，士兵不全是湘人了。
消滅湘軍，滿清與曾國藩意見一致，起初利用落後的一部分農民，消滅革命的一部分，轉過來又消滅被利用者，所謂兔死狗烹，統治階級是慣用這個毒計來鞏固自己的權位的。直使得滿清在人民起義反抗中得轉危為安，曾國藩及其同類大漢奸們得享受富貴尊榮，自然獲利極大。為他們充當爪牙的士大夫，單就湘鄉一縣說，二品以上文武官將近一千家，這些都是豪紳大地主，占地不繳租稅，官吏強迫貧民代繳，造成普遍破產的現象。曾國藩號召為保衛聖道，維持傳統文化而戰，他達到目的了，封建主義戰勝的結果自然是少數人富貴，多數人死亡和破產。
曾國藩在內戰中獲得勝利以後，謁力媚滿媚外來保守個人的反動成果。他替滿清製造半殖民地政府的媚外理論來鞏固國內統治。認為“洋人之患，此天所為，實非一手一足所能補救，本部堂分內之事”專重在反對革命人民的內戰（《批候選訓導計棠稟呈豫中采訪記略折》）；“借洋人之力，開誠布公，與敦和好，共保人財”（《遵旨通籌全局折》)。但如洋人並不與敦和好，共保人財，如英法聯軍之役，那又該怎麼辦呢？他認為這裏應該從大處著眼：“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發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同治元年五月日iE)。他把外國侵略者看作救命恩人，侵略是“有德於我”要聯絡他“共保人財”半殖民地統治階級的媚外心理，以曾國藩為代表而理論化了。英法聯軍的藉口之一就是廣西人民的仇教案。一八七年，天津又發生一起教案，因當時各地發生迷拐人口案件，河間拿獲拐犯王三紀，靜海拿獲劉金玉，“供詞牽涉教堂”天津拿獲王三、武蘭珍、安三（教民)等，也“當堂直供，係天主教主使；此事哄傳之後，人心大憤”瀟若瑟神甫：《天主教傳行中國考》。人民群集天主堂前與教士理論，法國領事豐大業(H·Fontanie)溝溝來見通商大臣崇厚，向崇厚開放手槍，又向天津知縣劉傑放槍，擊死仆從一人。人民遂激動義憤，毆死豐大業，焚燒教堂，共殺死法國領事、教士、商人十三名，俄國人三名，共燒毀法、英、美、俄教堂、洋行、住宅十處。這一類的仇教事件，本質上是人民原始的自發的反侵略運動。法國藉口仇教，又提出許多無理要求，滿清令曾國藩往天津查辦。在反對太平軍時口口聲聲大罵天主教的曾國藩，這時卻力主“和平”辦理了，對法使預先保證殺人數目，求其滿意，以至連政府中人（包括李鴻章）也不能忍受，群起抨擊，說“辦案當以供證為憑，豈能預為懸擬，強人就案”這個人頭販子曾國藩堅持自己的主張，終於重辦“滋事人犯”斬二十人，充軍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縣也辦充軍罪），又由政府特派崇厚到法國謝罪。經這次屈辱外交，曾國藩的漢奸麵目太暴露了，全國朝野呼為賣國賊，人人欲得而誅，連他的湖南同鄉也把他在湖廣會館誇耀功名的扁額，摘下來打碎燒成灰了。他自己也覺得沒趣，說是“外慚清議，內疚神明，為一生憾事”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這個漢奸劊子手在國人皆曰可殺的呼聲中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