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後來直到現在的一切反動派所謳歌的“曾文正公”他的一生的真相就是這樣的。這些本來都是公開的在當時是婦孺皆知的事實，但是統治階級卻把它隱蔽起來，無恥地捏造另外一套“曆史”竟然把曾國藩說成“聖賢”了。這個原因很簡單：他們不正是和曾國藩一模一樣的人物，他們不也在裝模作樣要群眾承認他們是“聖賢”嗎？客觀事實對他們總是那末不幸，他們滿以為“聖賢”可以掩蓋些自己的嘴臉，結果恰恰相反，人們看到他們的“聖賢”，就知道他們是什麼嘴臉。
曾國藩是封建中國數千年尤其是兩宋以下封建統治階級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體現者，又是鴉片戰爭後百年來一切對外投降對內屠殺的反革命的漢奸劊子手們的“安內攘外”路線的第一個大師，在這一點上，他的確是盡了“繼往開來”的任務。他精通極端專製主義也是極端奴隸主義的哲學——程朱道學，運用在言論上，就是滿口“誠”、“禮”、“仁義”、“道德”等字樣；運用在行動上，就是極度的殘忍，屠殺數千萬中國人民，認為“痛快”。他被《天朝田畝製度》駭倒了，要挽救封建統治者的權利，犧牲數千萬人生命，說是“衛吾道”，所講的“道”，隻是少數大地主大官僚的“道”，從人民看來，恰恰是大逆不道。
曾國藩及其領導的一群人，絲毫沒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滿洲皇族的忠實奴隸，屠殺漢人。對新來的外國侵略者，又甘心當忠實代理人，認反革命的洋人不滅滿清、直接參加反革命的內戰為“有德於我”，不必再計較“關稅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壓人民一類“小處”(同治七年十二月日iE)。他有意識地認清了要維持國內統治，必需依賴外力，必須不惜喪權辱國的條件去交換外力。他規定這個對外公式，也就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與外國侵略者規定半殖民地的依附關係。對國內弱小民族，左宗棠殺回民數百萬，席寶田殺苗民一百萬，這群人當作專業，他們殺漢民數千萬，當然不會放鬆對回苗的屠殺。當時一位有民族民主思想的今文學大師戴望，給曾國藩一類人下了定評，說是“賊盜夷狄，相帥（率）角逐”《汪仲伊握奇圖解序》，真是一點不錯。
曾國藩是屠殺同胞的內戰能手，一切思想行動都以反革命的內戰為中心。他反對太平天國獲勝的原因，一方麵是他利用太平軍自身的錯誤，一方麵是他取得了外國反革命的助力。在湖南練長江水師，洋炮不到決不出戰，“湘潭、嶽州兩次大勝，實賴洋炮之力”，因此得出“尤需有洋炮陸續接濟，乃能收愈戰愈精之效”的結論《請催廣東續解洋炮片》。駐軍江西、安黴，逐步進逼南京，軍餉來源多數是上海關卡的稅銀，主要是鴉片捐稅。保衛上海，攻陷江浙，得力在洋兵直戰。沒有外國的反革命援助，就不能戰勝太平天國。曾國藩以後，凡是反革命的內戰能手，也定是賣國能手，曾國藩給這些能手啟示了實例。
鴉片戰爭壓迫中國走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太平軍起義揭開了救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曾國藩創造了走殖民地道路的反民主革命的反動典型。文化方麵，堅守舊文化的黑暗麵，拒絕外來的進步文化，政治經濟軍事方麵，卻依賴外國侵略者的援助，合力鎮壓民眾，在外國侵略勢力保護下，保存封建權利，這樣一個典型；中國一天不解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反動統治者一天不放棄這個典型的繼承。太平天國雖然失敗，但無疑地已經極大、極重地打擊了滿清的統治，動搖了它整個統治的基礎，滿清朝廷的聲威，從此一落千丈了。歸根到底，曾國藩之流究竟還是沒有救活了滿清朝廷，隻讓它多延長了幾天的殘喘；而太平天國的人民革命精神也並沒有死亡，這種革命精神的種子，經過太平天國英勇的戰士們是更深地種在人民的心中，甚至也種在由湘勇發展的哥老會的心中了。孫中山先生自幼即以太平天國的繼承者自許，並終於完成了太平天國推翻滿清的未竟之業，這正如他的叛徒們以曾國藩的繼承者自許，並幻想完成曾國藩消滅中國革命的未竟之業一樣，完全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