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初冬，廬隱在北京學界福建同鄉會成立大會上，結識了鄭振鐸、郭弼藩（夢良）等人。郭夢良當時是北大哲學係學生，古文根底好，頗有才氣。
大學時代的同鄉會最容易引出情感問題，而且多半是畢業之後就分手的悲劇，在中國上百年來都是這樣，廬隱與郭夢良更是悲劇中的悲劇。
這群福建的才子才女為弘揚五四精神，決定創辦《閩潮》雜誌，大家推選郭夢良任編輯部主任，廬隱為編輯，兩人在工作上有了更多的交流。
“五四”運動後思想界一時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麵，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均有不少擁躉者，李大釗先生的“社會主義研究會”也吸引了不少人，郭夢良和廬隱屬於中間派，他們既覺得社會主義有道理，又傾向於無政府主義的自由性，廬隱認識到“一個人在社會上所負的責任是那麼大”，“下決心做一個社會的人”。
這時候，她的未婚夫林鴻俊大學畢業了，在山東糖廠謀了個工程師，高級白領待遇。林鴻俊寫信來要求廬隱與其成婚，說自己現在已經有實力擔負起家庭責任了，妹子你委屈了這麼久，以後跟著我享福，另外北京學生運動胡亂折騰，北洋軍閥不好惹，在這世道下咱過個小日子就行。
其實林鴻俊是個勤奮上進的好青年，他還對廬隱談了人生規劃，準備報考高等文官，以求更高建樹。
廬隱此時的想法完全變了，她對好友程俊英說：“我羨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林來信總講他目前的地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我已經回信，請他另找高明。”
當初仗義訂婚的是她，現在執意要解除婚約的還是她，才女處世，就是不走尋常路。
·君去何匆匆·
“五四”思潮激發誘導著廬隱，她被自己的才氣憋得難受：
我常常覺得心裏梗著一些什麼東西，必得設法把它吐出來才痛快。後來讀文學概論，文學史，裏麵講到文藝的衝動，我覺得我正有這種衝動，於是我動念要寫一本小說，但是寫什麼呢？對於題材，我簡直想不出，最後決定還是寫我自己的生活吧。
她躲在圖書館裏開始著手創造，幾天後整出了一部自傳體長篇小說《隱娘小傳》，可謂開山之作，後來她覺得“隱娘”一名不雅，便取“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之意，不願人們識其內心世界，並以“廬隱”作為她的筆名。
《隱娘小傳》大部分是用文言文寫成，也僅限於朋友間傳閱，影響並不大。後來她讀了幾本短篇小說，覺得長篇小說結構穿插難，還是先寫短篇為好。她寫了一個短篇，戰戰兢兢地去請教某位文學教授，不想那哥們兒給了她當頭一棒：“你也想寫小說嗎？這不是容易的事呢！你這篇東西就不像小說，我看還是不寫吧！”廬隱一氣之下，把稿子給撕了。難過了好幾天，她又壯著膽子又寫了一篇《一個著作家》。這是一篇歌頌純真愛情、揭露金錢社會的力作。某大戶人家的女子愛上了一個碼字的哥們兒，兩人在愛情與麵包的旋渦中苦苦掙紮，後來女主人公病死，著作家則用破瓶子刺破心頭，流著鮮血，呼喊著情人的名字，表達了對社會的抗議。
這篇小說很快被茅盾相中了。
那是1921年，茅盾、鄭振鐸創建“文學研究會”，廬隱通過大哥兼老鄉鄭振鐸認識了茅盾，也加入了該會，登記的序號是13，屬於第一批會員，也是首批21位會員中唯一的女作家。茅盾剛接編改組後的《小說月報》，見到廬隱的小說，稍微修改後便將其發表。
首戰告捷，大大鼓舞了廬隱的創作自信，由此正式開始了她的文學生涯：“從此我對於創作的興趣濃厚了，對於創作的自信力也增加了。”
文學研究會主張“為人生的藝術”，提倡寫實主義，探討人生的意義，反對封建禮教。廬隱在她的創作生活中，一貫遵循此主張。她認為，作品應該含有時代的色彩，因此她的作品幾乎全是寫實，如描寫不甘醉生夢死的青年人苦悶的《海濱故人》，集中描寫農家女悲劇的《一封信》，表現赤手空拳的愛國學生被毒打的《兩個小學生》，反映紗廠女工悲慘生活的《靈魂可以賣嗎》，為和平殉道的女教士的《餘淚》，以及《時代的犧牲者》、《一幕》和《房東》等短篇，雖然結構不太完整，有的很像散文，但都觸及了社會的各個黑暗角落，這樣的作品，在當時並不多見。
茅盾在《廬隱論》裏所說：“‘五四’時期的女作家能夠注目在革命性的社會題材的，不能不推廬隱是第一人。”
在大學裏，廬隱一共寫了幾十萬字的短篇小說、散文和遊記，在文壇已經小有名氣。
大學畢業前夕，全班同學為了籌款去日本，廬隱與幾個好朋友自編自演新戲，公演後不僅賺了錢，還得到了公眾普遍的好評。她們從日本到朝鮮，又到奉天、大連、天津，一個月的奔馬似的遊覽生活，頗有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