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學校，寫了畢業論文，拿了文憑，大學三年宣告結束。
在文學上取得成績的同時，廬隱的愛情果實也慢慢成熟，她無可救藥地迷上了有婦之夫郭夢良。
郭夢良告訴廬隱，自己已有家室，當時為了湊一筆學費，不得不娶了某富紳的女兒，與妻子談不上愛情。
廬隱陷入兩難的困境，她在《海濱故人》中，盡情地宣泄她的彷徨：
青年男女，好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麗的顏色足以安慰自己，誘惑別人……但是等到花殘了，葉枯了，人家棄置，自己憎厭，花木不能躲過時問空間的支配，人類也是如此……戀愛不也是一樣嗎？不是和演劇般，結局無論悲喜，總是空的呀！並且愛戀的花，總是襯著苦惱的葉子，如何跳出這可怕的圈套，清靜一輩子呢？
廬隱也感到人言可畏，曾想離開郭夢良，可又禁不住郭夢良的一往情深。一次“四公子”在王世瑛家聚會，橫臥在一張大床上聊天，廬隱征求朋友們的意見：“我倒沒什麼問題，……就是郭夢良不忍拋棄無辜的妻子。”三個好友幾乎眾口一詞：你要慎重考慮啊。
家人得知廬隱愛上了有婦之夫後，也紛紛責備，這下徹底激發了她的叛逆，竟向郭夢良堅定地表示：“隻要我們有愛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緊。”
廬隱一意孤行，於1922年夏在上海與郭夢良以“同室”的名義結婚，這一驚人之舉震動了文壇乃至社會？“同室”屬於啥性質？既不是做妾，又不是做妻，在一起共同生活？基本上等同於現在的“同居”。
叛逆就是最好的理由，廬隱根本不在乎別人怎麼評價她。然而新婚的歡樂是短暫的，婚後，廬隱與郭夢良遵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親，與郭的發妻同住在一間屋簷下。自尊心極強的廬隱這才體會到尷尬和卑微。1924年，她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辛酸地哀歎：“……過去我們所理想的那種至高無上的愛，隻應天上有，不在人間。……回鄉探視，備受奚落之苦，而郭處之泰然。俊英，此豈理想主義者之過乎？”憤懣之情，盡在字裏行間。
悲哀的是，廬隱的母親因女兒的叛逆心力交瘁。
也許是覺得對女兒有所虧欠，當初廬隱執意與林鴻俊訂婚，她做了讓步，為成全女兒，甚至將私蓄2000元托親戚之名資助林鴻俊上大學。到後來廬隱鬧退婚，她也沒說啥。如今女兒竟下嫁一個有婦之夫，老太太備受親友、街鄰的冷嘲熱諷，無地自容，不得不遷回老家，終日鬱鬱寡歡，不到兩個月便告別人世……
母親去世，廬隱狠狠哭了一場，幾個哥哥卻很難原諒她，與她的關係一度僵硬。
廬隱在福建夫家難以待下去，在她的堅持下，夫妻二人回到上海。此後郭夢良忙於自己的事業，創辦上海自治學院，研究人生哲學，編輯《人生觀大論戰》，忙得回家都沒時間，無法陪伴廬隱。
廬隱幾乎成了一個標準的家庭主婦，每日被瑣事纏繞，女兒出世後，她在致程俊英的信中大歎苦經：“我現忙於洗尿布，忙於柴米油鹽，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細算。營養不良，我們身體都欠佳。啊，這就是人生！”
愛情也許並不是想象中的那麼美好，廬隱喜歡在小說中表露自己對人生的看法，所以此後的多篇小說中她都不由自主地借女性主人公之口感歎婚姻帶來的失望情緒。
《前塵》中的女性主人公結婚三天後就開始不滿足，傷心流淚中“覺得向往結婚的樂趣，實在要比結婚實現的高得多”；《何處是歸程》中，女主角抱怨：“整理家務、扶養孩子，哦！侍候丈夫，這些瑣碎的事情真夠消磨人了”；《勝利以後》更是用大段的議論直接否定結婚的意義：“當我們和家庭奮鬥，一定要為愛情犧牲一切的時候，是何等氣概？而今總算都得了勝利，而勝利以後原來依舊是苦的多樂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可藉以自慰的念頭一打消，人生還有什麼趣味？從前以為隻要得一個有愛情的伴侶，便可以度我們理想的生活，現在嚐試的結果，一切都不能免避事實的支配……”一步選錯，步步都錯。更大的不幸隨即降臨了，郭夢良本就有肺病，由於積勞成疾，一病不起，於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把10個月大的女兒郭薇萱留給了廬隱。
麵對滅頂之災，廬隱硬撐著把郭的靈柩護送回福建，與郭的父母及發妻在一起生活了度日如年的8個月，她攬鏡自憐：“我常自笑人類癡愚，喜作繭自縛，而我之愚更甚於一切人類。”郭的前妻對她並不壞，隻是婆婆太刻薄，處處刁難，連晚上點煤油燈都要遭到惡罵，廬隱實在無法忍受，便帶著孩子從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寫了《寄天涯一孤鴻》、《秋風秋雨》和《靈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滿是幽怨。
為了生活，廬隱於1926年夏再次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