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人喜歡將廬隱和冰心相提並論，冰心在作品裏通過對大自然和母愛的謳歌，表現出她對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廬隱的作品則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無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們負荷著冷酷、無情的現實，有人說“黃廬隱對社會裏的任何人都不承認，她深深地感受著孤獨。謝冰心主張則不然，她認為在人與人之問，是有不可分離的關係。這樣，黃廬隱便必然的用著悲哀的視線眺望人問，而謝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無限的熱情來溫暖人類。她們倆，一個是對世界表現了完全的絕望，一個是感覺著被損害的偉大的愛可以如死灰之能複燃……”
廬隱作品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麵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裏成了一個特有的世界觀，這是絕大部分知識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環境是冷酷的，她幾乎沒有父母之愛，沒有親人之情。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親人的相繼死亡，這殘酷的命運，使她悲痛欲絕；三是“五四”運動的落潮，給當時很多渴望光明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帶來了重大影響，廬隱也是其中的一個。
廬隱曾說：“在第一個時期裏，已經確定了我的人生觀，到第二個時期，我的人生現，由極度的悲哀，向另一方向轉變，到了第三個時期，就是我已另開拓出一條新路來了，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她說的三個時期，是她十三四年創作生涯中的三個階段。其實，不論哪個時期的作品，都流露著悲哀的色彩，隻是輕重濃淡不同而已：“我不滿意這個現實的人間，一起頭我就這樣，其中所不同的，是從前隻覺得傷感而不想來解決這傷感，所以第二步，我還是不滿意人間的一切，我還是傷感，第三步呢，不滿意於人間和傷感也更深進一層，但我卻有了對付這傷感和不滿意於人間的方法，我現在不願意多說傷感，並不是我根本不傷感，隻因我的傷感，已到不可說的地步……”
隻讀過她的作品而沒見過她的人，多半以為她是一位愁眉苦臉的女性，但實則不然。她自己也說，她有兩種絕對相反的人格：“在文章裏，我是一個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為一切的傷痕和上當的事實，我隻有在寫文章的時候，才想得起來，而也是我寫文章唯一的對象，但在實際生活上，我卻是一個爽朗曠達的人”。“在寫文章時——也不是故意的無病呻吟，說也奇怪，隻要我什麼時候寫文章，什麼時候我的心便被陰翳漸漸遮滿，深深地沉到悲傷的境地去，隻要文章一寫完，我放下筆，我的靈魂便立刻轉了色彩……”廬隱寫於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說集《曼麗》，是她認為“從頹唐中振起來的作品”。茅盾說：“《曼麗》集中多數作品表示了作者頗想脫掉幻想的感情花衫，並企圖重新估定人生的價值。她這次創作思想的變化有個人的因素，但主要是社會的影響。促成她這一轉向的，與其說是她個人生活上的變動，倒不如說是時代的暴風雨的震蕩。”
翟菊農在這本集子的序裏說：“這本小說集子比《海濱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內容說，《曼麗》的取材，範圍要比《海濱故人》寬些，……《海濱故人》集子裏據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處是親切；在這本集子裏，雖則大部分還是自身經驗的描述，但要比較蘊蓄些。……《海濱故人》集子裏很多爆發式的感情，在這本集子裏比較的經過一番洗煉工夫。”
·時髦的姐弟戀·
廬隱的聲名還是招來一些形形色色的追求者。一個在政法大學讀書的叫瞿冰森的青年，是郭夢良北大好友的弟弟。在一次宴會上他與廬隱邂逅，對廬隱寄予很深的同情，關心、體貼、勸慰廬隱，並向她表示愛意。
考慮自己的處境，廬隱有點自卑，覺得“我不應當愛他，也不配承受他的愛”。她抑製情感的依戀，理智地拒絕了他。可瞿冰森並不理解廬隱的良苦用心，反用刻薄的語言譏諷她。卑鄙的是瞿競帶著一位靚麗的少女到廬隱麵前炫耀，刺激她。廬隱被擊垮了，她真想一死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