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阻礙潛能深度開發的“約拿情結”
所謂“約拿情結”，是馬斯洛根據《聖經·約拿書》的故事提出的一個概念。他是想用這個概念來說明普遍存在的阻礙人們成長的一個重要心理障礙。其基本含義是：我們常常懼怕我們自己表現出來的崇高的東西以及神性，就像懼怕我們自己的醜惡的東西以及獸性一樣。“約拿情結”這一概念可以說是馬斯洛對後人本心理學的貢獻。“約拿情結”可以說是後人本心理學關於成長問題的一個重要概念。
由於“約拿情結”這一概念所具有的豐富含義，我把馬斯洛關於“約拿情結”的論述錄在下麵：
約拿情結
關於安格亞爾稱為“逃避成長”的現象，我想分析一下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原因。
我們所有的人都有一種改進自己的衝動，一種更多地實現我們的潛能的衝動，一種朝向自我實現或人性充分發展的衝動。這種衝動還可以用別的什麼術語來表達。然而，如果承認了這一點，又是什麼使我們停止發展，是什麼阻礙了我們成長呢？
在這裏，我要特別討論一種對成長的阻礙，這種對成長的抵製一直沒有引起多少注意，我把它稱為“約拿情結”（Jonah Complex）。
最初，我在自己的筆記中將這種抵製稱為“懼怕自身的偉大之處”、“回避自己的命運”、“躲開自己最好的天賦”。我曾試圖盡可能直截了當地尖銳地強調這樣一個非弗洛伊德主義的觀點：我們懼怕自己最壞的東西，我們也懼怕自己最好的東西，盡管方式各有不同。我們絕大多數人都一定能做到比現實中的自己更偉大，我們都有未被使用或發展不充分的潛力。我們許多人的確回避了我們自身暗示給我們的天職，或者說召喚、命運、使命、人生的任務等。我們往往逃避本性、命運，甚至有時候偶然事件指示（或暗示）給我們的責任，就像約拿徒勞地試圖逃避自己的命運一樣。
我們害怕自己最低的可能性，又害怕自己最高的可能性。在最美好的時刻，在最完美的條件下，在最具有勇氣的狀況下，我們常常能瞥見一些神聖的東西，然而我們一般都害怕這種東西。在這種高峰時刻，我們在自身看到的超絕的可能性給我們以快樂，麵對它們，我們會顫抖，然而也會因虛弱、害怕、畏懼而直打哆嗦。
我發現，向學生證明這一點很容易，我隻需問：“你們班上誰希望自己寫出美國最偉大的小說？誰希望當議員、州長或者總統？誰希望當聯合國秘書長？誰希望當偉大的作曲家？誰渴望成為一個聖人？誰將成為偉大的領導者？”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通常的反應都是咯咯地笑、紅著臉、不安地蠕動。然後我又接著問，“如果不是你們，那又是誰呢？”當我把我的研究逐漸推向這些較高級的抱負水平時，我以同樣方式問他們：
“你正悄悄計劃寫一本什麼偉大的著作嗎？”他們通常紅著臉、結結巴巴地搪塞過去。但我為什麼不該問那樣的問題呢？因此我還會問：“你難道不打算成為心理學家嗎？”“當然想啦。”“你正在學習成為一個沉默寡言、謹小慎微的心理學家嗎？那有什麼好處？那並不是一條通向自我實現的理想途徑。不，你必須想當一名第一流的心理學家，就是說最好的、你所能成為的最好的心理學家。如果你有意降格以求，那麼我要警告你，你的餘生會感到很痛苦，你將逃避自己的能力，逃避自己的可能性。”
我們不僅對自己最高的可能性懷有這種矛盾心理，對於他人、對於一般人性中的這些最高可能性也同樣懷有一種持久的、普通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矛盾心理。不錯，我們熱愛和敬仰優秀的人、聖人，以及誠實的、高尚的和純潔的人。但一個已經窺視到人性深處的人，一定能覺察到自己對於聖潔的人們所懷有的那種混雜的，通常是敵意的感情。更確切地說，豈止是聖潔的人，對於那些美麗的女性、英俊的男子，對於偉大的創造者、智慧的天才也同樣如此。這種現象並非隻有心理治療家才能認識到，我們可以稱它為“反尊重”（Counter-valuing）現象。讀一讀曆史，我們就會發現大量的例子，我們的確敬佩和愛慕那些體現了真、善、美、正義、完美的人，以及最終取得成功的人，但他們又使我們感到不安、焦慮、慌亂，也許還感到有些嫉妒，感到自慚形穢、笨手笨腳。他們通常使我們失去自信、沉著、自重——在這裏，尼采仍然可以作為我們最好的老師。
以此為線索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索，迄今為止我有這樣的印象：偉大的人物僅僅以他們本身以及他們自己的存在就會使我們自己的價值低人一等，而不管他們是否有意這樣做。假如這是一種無意識的作用，我們並沒有意識到當這樣一個人出現時我們為什麼感到手足無措，感到自慚形穢，那麼，我們的反應往往是一種投射心理。也就是說，我感到他是在有意使我們感到自愧不如，似乎我們成了靶子。這樣，我們產生的敵意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到目前為止，我認為似乎自覺意識可以抵製這種敵意。那就是說，假如你願意對自己的反尊重心理做一下自我認識和自我分析，即分析一下你對那些體現了真善美的人的無意識的害怕和憎恨，你將很可能對他們不那麼懷有敵意了。但我還願意推測，如果你能夠學會更純潔地去愛他人的最高價值，這可能會使你不那麼懼怕去愛你自己身上的這些品質。
對於最高事物的畏懼在性質上與這種第一的原動力有密切聯係。對此，奧托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古典主義的描述。把這一點與伊利亞德對於神聖化與非神聖化的洞察放在一起研究，我們就更清楚地認識到可直接麵對聖人的那種懼怕的普遍性。在一些宗教中，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在大多數不開化的社會中，也同樣有禁地或禁忌物，因為它們太神聖，因而也就太危險。我在《科學與科學家的心理》一書的最後一章中也列舉了一些非神聖化與再神聖化的例子（這些例子主要來自科學與醫學），並試圖解釋這些過程的心理動力。這些例子主要表現為對於最高和最好事物的畏懼。——我要強調，這種畏懼是內在固有的，是合理的，正常的、合適的，而不是一種疾病或要“治愈”的病。
但我又要說，我覺得這種畏懼和害怕不一定僅起消極作用，不一定隻使我們逃跑、畏縮，它們也是有利的、使人快樂的感情，它們甚至能夠把我們帶到狂喜和如醉如癡的最高境界。我認為，在這裏自覺意識、頓悟，以及弗洛伊德的“洞見”（working through）也同樣說明了這一問題。這是我所知道的逐漸接受我們最高能力的最好途徑，接受我們掩蓋或回避了的那些偉大、優秀、智慧和天賦成分的最好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