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紀的蒙古族是一個以遊牧經濟為主的民族。當蒙古鐵騎一踏入中原，漢化也就提上蒙古統治者的議事日程。因為軍事上的勝利並不能解決農業文明與草原遊牧文明的激烈衝突。麵對先進的農業文明，蒙古統治者要統治中原，勢必需要改變落後的遊牧經濟，采用漢族先進的生產方式、國家製度和政治製度。
改漢製、興漢法
改漢製、興漢法肇端於成吉思汗時期。1219年，正在中亞征戰的成吉思汗邀請全真教領袖邱處機北上論道，表麵看來，是要向邱處機學習長生不老之術，但他真正感興趣的是全真教治國安民之術。邱處機也坦率地說，他沒有長生不老之術，隻有養生之法。在和成吉思汗的密談中，他針對蒙古軍隊的屠殺掠奪，一再闡釋治國應“以敬天愛民為本”，長生應“以清心寡欲為要”的政治觀點。他勸誡成吉思汗釋放“驅口”，尊重漢地習俗，重視農業等等。成吉思汗指令耶律楚材將談話記錄下來，說是要傳給他的子孫。這說明成吉思汗對漢法開始有所重視。邱處機離去後，耶律楚材也多次向成吉思汗進言采用漢法。由於忙於征戰，成吉思汗無暇考慮怎樣有效地治理統治區，因此，耶律楚材最初並沒有得到重用，但成13世紀的蒙古族是一個以遊牧經濟為主的民族。當蒙古鐵騎一踏入中原，漢化也就提上蒙古統治者的議事日程。因為軍事上的勝利並不能解決農業文明與草原遊牧文明的激烈衝突。麵對先進的農業文明，蒙古統治者要統治中原，勢必需要改變落後的遊牧經濟，采用漢族先進的生產方式、國家製度和政治製度。吉思汗晚年曾對窩闊台說：“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這為窩闊台後來采納耶律楚材的漢化政策創造了有利條件。窩闊台時期，耶律楚材參照漢法，建議軍民分治，建立賦稅製度，廢除屠城舊製，漢化取得初期成果。
忽必烈受過很深的漢文化教育，在爭奪汗位和統一全國的殊死爭鬥中，又得到漢族知識分子的大力支持。這使他深深認識到漢法維護對其統治的重要性。忽必烈即位後，在全國推行漢法。具體而言，忽必烈在初期推行的漢法主要包括三個方麵。
1、定國號及禮儀製度
忽必烈之前的成吉思汗、窩闊台汗等都沒有紀元年號。忽必烈即汗位後，便采用中國傳統的年號紀年法，定年號為“中統”。阿裏不哥歸降後，改年號為“至元”。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采納劉秉忠等漢人文臣的建議，定國號為大元，設太廟，祭祀祖先，仿照宋、金朝禮儀製度製定節日、慶典的朝儀，將皇權提高到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
2、建立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體製
在漢族知識分子的幫助下，世祖忽必烈參照宋朝製度，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權的統治機構。中央設中書省，管理全國政務，其長官為中書令，下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處理具體事務；設樞密院管理軍事，長官為院使、副使；設禦史台，負責監察百官，長官為禦史大夫。除大都及附近地區由中書省直接管轄外，其他地方設行中書省，簡稱“行省”或“省”。各行省下轄路、府、州、縣，分設總管、知府、知州、知縣。從加強中央集權來說，元與宋的統治機構是一脈相承的。但宋朝的製度在加強皇權的同時，重點在對地方的防範；元朝的製度在加強皇權的同時，還讓地方機構發揮積極作用。元朝行省製的確立，是我國曆史上地方行政機構的重要改革，對以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明代雖改行省為布政使司，但習慣上仍稱它為“行省”。今日之省，也是由元代行省製度演變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