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資本家在企業中的地位，已由原來的支配者、剝削者，變為在黨的領導和工人監督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體力或腦力勞動者。資本家雖然還拿年息五厘的定息，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已不是他們的主要收入。定息原定7年，後來又決定延長，到1966年9月停止付息。從這以後，他們中大多數有勞動能力的人，就全部以自己的工資收入為生了。另外，經過“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和長期的思想教育，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很大進步，改變了剝削階級立場，已成為擁護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製度的勞動者或國家幹部。據統計，我國原有的資本家和資本家代理人，隻有16萬人。1979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轉的《關於對原工商業者的若幹具體政策的規定》中決定：從這一年7月起，原工商業者改變資本家成份，按其職業，擔任幹部的就是幹部，和工人一樣參加生產勞動的就是工人。這一工作在1980年已經全部完成。
至此，這一曆史遺留的問題終於得到了公正的解決。認真落實這些政策，是認真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和影響的重要措施。它有利於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把新時期的總任務順利完成，起了推動作用。
中國文聯四大召開
粉碎“四人幫”以後，“文革”中瀕臨凋敝的文學、藝術工作亟待恢複。為此，早在1978年5月至6月間。中國文學藝術聯合會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是“四人幫”垮台後文藝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性會議。決定在1979年召開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結建國以來文藝戰線正反兩方麵的豐富經驗，討論新時期文藝工作的任務和計劃，修改文聯和各協會章程，選舉文聯和各協會新的領導機構，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把各種文藝創作推動起來，把組織文藝工作者深入生活的大事抓起來，把繁榮文藝創作和培養新生力量的長遠規劃製定出來，促其逐步實現。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黨和國家領導人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烏蘭夫、方毅、鄧穎超、紀登奎、吳德、陳錫聯、胡耀邦、耿飆、聶榮臻、倪誌福、彭真、賽福鼎、譚震林、阿沛·阿旺晉美、周建人、許德珩、胡厥文、朱蘊山、史良、穀牧、薄一波、姚依林，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季方、胡子昂、劉瀾濤、李維漢、王昆侖、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讚，以及有關方麵負責人胡喬木等出席了會議。
日本著名評論家宮川寅雄、荷蘭著名電影藝術家伊文思、英國著名作家格林等外國友人，應邀出席了開幕式。中國文聯副主席巴金、夏衍、傅鍾、陽翰笙和第四次文代會主席團成員也在主席台上就座。
這次大會，在我國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曆史上具有重要意義。1978年底舉行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把全黨全國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我國的文藝事業同其他各項事業一樣，沿著正確的航道勝利前進。在此不久前召開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以及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和葉劍英在慶祝建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進一步增強了全國人民排除萬難去奪取新的勝利的信心。我們各民族的文學家、戲劇家、美術家、音樂家、表演藝術家、電影工作者和其他文藝工作者的代表3000多人歡聚一堂，共同總結30年來文藝工作的基本經驗，商討在新的曆史時期如何繁榮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為四個現代化服務的問題。
大會在莊嚴的國歌樂曲聲中開幕。會場裏巨幅橫標寫著：“全國文藝工作者團結起來，繁榮文藝創作，為培養社會主義新人，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奮鬥！”
中國文聯副主席周揚主持開幕式。中國文聯副主席茅盾致開幕詞。他在致詞中說，社會主義文藝園地萬紫千紅，文藝的春天已經到來了。文藝工作者應當站在時代的前列，進一步解放文藝生產力，繁榮社會主義文藝事業，更好地為四化服務，通過這次大會和各協會的代表大會，推動文藝事業的新發展。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創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藝作品。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文藝工作的指導，通過這次大會，進一步促進文藝界的大團結。要把這次大會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解放思想，發揚民主的大會，為爭取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更大繁榮而共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