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與日本的新仇舊恨
一
民國四年（公元1915年）1月18日下午3時，袁世凱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了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
袁世凱以為主動求見自己的日置益是來討論“山東問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對德國宣戰，進攻德國在中國山東的勢力範圍。民國政府仿照晚清日俄戰爭舊例，宣布“局部中立”，這就是所謂的“山東問題”。1914年底，日本軍隊占領膠州灣和東膠鐵路，拒絕撤軍。可袁世凱不曾想到的是，日置益拿出厚厚的一摞文件，宣稱日本政府對民國政府提出了一些新要求，希望袁世凱承認。說完，日置益簡要地介紹起來，日本這些對華新要求一共分五號，共計二十一條。
第一號要求共四條，是有關“山東問題”的：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並且要求建造由煙台或龍口連接膠濟路的鐵路；中國從速自動開放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作為商埠。第二號要求共七條，要求將東北南部（日本所謂“南滿”地區）和內蒙古東部地區劃為日本勢力範圍；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及南滿、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展至99年；日本人在南滿及內蒙古東部地區自由居住、經商、開辦實業；日本壟斷該地區的礦產等。第三號是有關漢冶萍公司的兩條要求：兩國“合辦”該公司；壟斷該公司所屬各礦及附近礦山。第四號要求隻有一條：中國沿岸所有港灣及島嶼，隻能割讓或者租與日本。
日置益說完第四號要求，看看袁世凱和在場的秘書夏壽田等人都麵帶怒色，又拿出第五號文件，介紹起更聳人聽聞的七條要求：中國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充當政治、財政、軍事顧問；中日合辦中國警察、軍工等事業；將長江流域的鐵路建造權許與日本，日本壟斷福建交通；日本在華所設醫院、寺院、學校等擁有土地所有權；日本在中國有布教權。如果說前麵的四號要求都是在具體領域將中國捆綁起來來侵害中國主權，那麼這第五號文件便是赤裸裸地向中國軀體上捅刀子，無疑是要變中國為日本的保護國。
介紹完後，日置益不顧袁世凱等人麵紅耳赤、神色激憤，繼續說道，如果中國政府承認此二十一條要求，日本將歸還膠州灣，同時“敝國向以萬世一係為宗旨，中國如欲改國體為複辟，則敝國必讚成”。
袁世凱壓住怒火，宣布將由外交部和日本方麵具體商議，要日置益等候消息。
等日本人走後，袁世凱臉色鐵青，咬牙切齒地和在場隨扈說，日本這二十一條要求是要滅亡中國，就是日軍打到新華門了也不能同意。縱橫中國權力場的袁世凱對於日置益最後以支持自己稱帝為誘餌，引誘自己承認二十一條尤其感到憤怒。此前，袁世凱已經動了稱帝的心思，並開始製造輿論開展準備工作。現在，他厲聲命令秘書夏壽田，所有關於帝製之事一概停止。“我要做皇帝，也不做日本的皇帝。”當務之急，是如何應對日本咄咄逼人的二十一條要求。
盡管已經是傍晚時分，袁世凱還是命令召集外交總長孫寶琦、外交次長曹汝霖、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等人緊急來總統府密議對策。當晚，民國政府的外交決策層整整磋商了一夜。大家一致認為，要想方設法拒絕日本的過分要求。
現存於天津市曆史檔案館的袁世凱資料中，有一份袁世凱在二十一條最初文本上所作的朱筆批注。袁世凱逐行逐字，對日本的要求進行了批駁，讓後人直觀地看到了袁世凱對於二十一條最真實的看法。
比如在第二號開頭，日本人寫道：“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因中國向認日本國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享有優越地位。”袁世凱批道：“無此‘向認’。”在“日本國臣民得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任便居住往來，並經營商工業等各項生意”這條要求旁邊，袁世凱批道：“漫無限製，各國援引，尤不可行。”在“中國政府允準，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這條要求上麵，袁世凱直接將“他國”改為“外國”，然後認為“此當然之事”。中國海港和島嶼本來就不能讓與包括日本在內的任何外國。在“所有在中國內地所設日本病院、寺院、學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權”這條要求上麵，袁世凱把“所有權”三字重筆點出，表示異議。在日本有關內蒙古東部地區借款、課稅、開埠、合辦農工業等方麵的要求，袁世凱幹脆直接批道：“辦不到。”
整份文件的末尾，袁世凱批道：“各條內多有幹涉內政侵犯主權之處，實難同意。”
第二天（1月19日），袁世凱召見軍事顧問日本人阪西利八郎，憤慨宣布：“日本竟以亡國奴視中國，中國決不作朝鮮第二。”
二
據說，袁世凱臨死的時候曾感歎：“日本去一大敵矣。”誠如所言，袁世凱一生與日本為敵，日本也始終視袁世凱為大敵。
日本是近代侵略中國最多、危害中國最深的國家，愛國之人無不視日本侵略勢力為敵。袁世凱仇視日本，完全是出於愛國義憤。袁世凱生父和嗣父雙亡後，曾由叔父袁保恒撫養。袁保恒在西北任職，就將袁世凱帶到了西北。當時西北正組織全民動員，軍民踴躍奔赴抗俄前線；左宗棠率領清軍，深入不毛之地，清除分裂勢力殘餘，逼迫沙俄勢力退出侵占的中國領土。這些事情給少年時期的袁世凱以很大影響。
袁世凱從軍後的第一次大行動，或者說袁世凱政治生涯的起步，就是入朝抗日。1882年，日本人利用朝鮮高宗李熙生父、大院君李罡應和明成皇後閔氏之間的矛盾煽動了“壬午兵變”。朝鮮向清朝求援。袁世凱所在的慶軍被派遣入朝平亂。在朝鮮，青年袁世凱與日本勢力死纏惡鬥了12年，彼此結下了深仇大恨。
袁世凱在朝鮮，先是參與設置鴻門宴，將大院君逮捕，押送到國內保定關押，後又馬不停蹄返回朝鮮，隨軍將日本人趕出朝鮮。事畢，袁世凱留駐漢城，主動向朝鮮高宗皇帝提出要幫朝鮮練兵自強。袁世凱用英德近代方法幫助朝鮮組建了幾千人的禁衛軍，軍容整齊、戰鬥力強，受到了高宗李熙的讚揚。兩年後，袁世凱指揮慶軍一半人馬留駐朝鮮，成為清朝勢力在朝鮮的實質代表。
1884年12月，日本人趁中法戰爭爆發之際，慫恿部分朝鮮官員叛亂和日本軍隊一起發動“甲申政變”，入宮劫持高宗，又矯詔殺害了許多大臣。局勢不明，敵我力量懸殊，袁世凱當機立斷，認為事情的關鍵是高宗皇帝被日本勢力劫持，首先要奪回皇帝。袁世凱不顧部下反對，先斬後奏，集合所有清軍攻進皇宮，迅速擊潰日軍，救出高宗，粉碎了政變。為了有效控製朝鮮，袁世凱甚至卷起鋪蓋住到高宗皇帝的隔壁，和皇帝一起接受大臣的彙報，處理朝鮮政務，指揮文武官員，成為事實上的“監國”。日本人對袁世凱恨得牙癢，“以執政親中國，疑朝鮮拒日，皆中國駐朝總辦袁世凱所為，殊怨袁”。於是日本政府“憾之刺骨，百般排陷之”，多次照會清廷，指責袁世凱挑釁多事，要求清政府查辦。
1885年，伊藤博文親自與李鴻章交涉，要求懲辦袁世凱。袁世凱一度心灰意冷，離開朝鮮。半年後，袁世凱再次受命護送大院君回朝鮮主政，第二次踏上朝鮮的土地，出任駐朝商務委員。袁世凱入朝強力恢複“監國”地位。此次，朝鮮局勢更加複雜，親日勢力高漲，部分勢力則借助西方列強力量希望製約清朝。袁世凱在朝廷投入極其有限的情況下，隻能在禮儀、外交等方麵勉力維持中國和朝鮮傳統的宗藩關係。勉強堅持到1894年，日軍借口鎮壓東學黨起義增兵朝鮮與清軍對峙。中日戰爭一觸即發，袁世凱處境惡化，一方麵是朝鮮國內的反清勢力敵視他，一方麵是對他恨之入骨的日本人到處宣揚要殺掉他。日軍甚至把大炮瞄準了袁世凱的官署。袁世凱依然盡職地拜訪日本公使，奉勸日本撤軍，但遭到日本拒絕。未幾，朝鮮在日軍的逼迫下宣布為獨立國。袁世凱工作正式失敗，悲壯地致電李鴻章：“倘若朝廷決定對日作戰，則請先撤回在朝鮮的使署人員，世凱以一身報國，無所畏懼，但恐有辱使命，有損國威。”1894年6月15日，袁世凱黯然回國。6天後，日軍擄去高宗，朝鮮停止向中國進貢。朝鮮局勢滑向了戰爭，袁世凱最終敗給了日本。
袁世凱回國後負責編練北洋新軍，明確不招收日本軍校畢業生，寧願舍近求遠進口德國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對低廉方便的日本軍火不屑一顧。看著袁世凱在晚清和民國政壇的崛起，仇視袁世凱的日本政府如鯁在喉。袁世凱出任清朝內閣總理時，日本人策劃了截車炸車、襲擊官邸的計劃，企圖暗殺袁世凱，沒有成功。辛亥革命時，日本又夥同沙俄趁火打劫，出兵滿蒙，一個要殖民東北，一個策劃蒙古獨立。袁世凱派人去蒙古查辦，鎮壓叛亂，還查獲了日本向喀喇沁王提供的軍火。民國初年，北京政府缺錢缺人，但袁世凱四處向英國、法國等歐洲列強尋求援助，就是不對躍躍欲試想借機擴大在華影響的日本伸出橄欖枝。
日本政府此次要求一貫反日的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過分要求，實在是居心叵測。如果袁世凱接受了，日本可以全麵控製北京政府，掠奪中國的資源，而袁世凱將承擔賣國的千古罪名；如果袁世凱不接受，日本可以將破壞和談的罪名貼在袁世凱身上，繼續賴在膠州灣不走。同時，日本人還等著看袁世凱處理二十一條這個燙手山芋時手忙腳亂的樣子呢。
想到這裏，袁世凱暗罵道：狗日的，沒安好心！
三
1月27日，為了迎戰即將到來的中日談判，袁世凱改任外交總長，孫寶琦為審計院院長，以外交經驗豐富的陸征祥為外長。2月2日，中日代表舉行第一次二十一條交涉會議，中方代表為外長陸征樣、次長曹汝霖、秘書施履本，日本方麵是日置益公使、小幡參讚、高尾參讚。曠日持久的中日二十一條交涉正式開始。
交涉一開始，袁世凱就正色告訴日本代表：“可讓者自可談判，不可讓者，如第五號諸條，則絕不能讓。”外交次長曹汝霖是國內著名親日分子，“平素喜怒不形諸顏色”，在會談時“激憤之情溢於言表”、“情緒頗為激越”，“竟亦吐露慷慨的言辭”。日本公使日置益認為“對中國尤其袁政府立場而言，卻頗感嚴峻”，向國內報告稱要袁世凱全盤接受要求非常困難。
日本代表於是在會談中拋出了一係列的“誘餌”，希望中國代表能夠接受要求。這些引誘除了歸還膠州灣外，主要是支持袁世凱政府，保障袁世凱的個人安全（這從反麵證明了日本之前不支持袁世凱政府，一心謀害袁世凱）。二次革命後，許多革命黨人流亡日本，集合留日學生和部分日本人，進行反袁活動。日本代表也承諾一旦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日本政府將嚴格取締在日本的反袁活動（這也反證了日本政府之前支持反袁勢力）。
在談判桌上，陸征祥遵從袁世凱的指示，一味周旋、拖延。
日本人也知道二十一條的要求是狼子野心見不得光，因此要求盡快結束交涉，以免夜長夢多，引起國際幹預。在談判時間上，日置益要求雙方天天談判，全天不停地談。陸征祥則借口自己事務繁忙、身體不好，堅持每周就二十一條商談三次，談判時間為下午2 時至 5時，每次3個小時。日置益被迫答應。每次談判開始時，陸征祥先請雙方代表入座寒暄，說些天氣、吃飯等無關話題，同時命令安排好的侍從們上茶獻煙，然後就桌子上的茶和煙再發一番評論。他安排的那些侍從們也特意穩步慢走，慢慢地點煙，又是鞠躬又是作揖，拖延時間。等寒暄品茶完畢，談判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個小時。在剩下的兩個小時談判過程中，不管日方代表如何危言厲色，陸征祥都和顏悅色，對提問未置可否，常常抓住一些細節發表鴻篇大論。陸征祥在晚清時期就進入外交界，幾十年下來經驗豐富，外交技巧高超。他的外文說得比中文好，加上是上海人，說的官話中夾著上海口音和外國語法，讓人聽起來特別別扭。最神奇的是，陸征祥的說話拖遝是出了名的。袁世凱一度提名陸征祥繼唐紹儀後出任內閣總理，陸征祥去參議院發表見麵演說時，竟然就家常話題和客套話講了一個小時，讓參議員們大跌眼鏡，竟然因此沒有通過提名。可以想象，日置益遇到這樣的對手，既要費力理解，琢磨語句，感覺不對勁的時候又抓不到陸征祥的把柄，不好發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