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置益來說，談判是樁苦差使。對陸征祥來說，這何嚐不是一件苦差使。他這是在示弱，是在苦撐待變、以拖待變，實屬萬般無奈之舉。但凡有強大的後盾，外交官不會在談判桌上不著邊際地拖延。袁世凱也很無奈，國家貧弱多事，強敵逼上門來。他又能怎麼做呢？
幕後新聞戰
一
袁世凱不能直接拒絕二十一條，他必須借助外力來抵抗日本的壓力，進而擊退日本的侵略。橫在他麵前的首要障礙是，日本要求二十一條談判是秘密談判，絕對保密，不能向外界泄露隻言片語。日本政府之前推測袁世凱可能的對策就是中國傳統的以夷製夷，借助西方列強的力量遏製日本獨霸中國的野心，所以他們一開始就提出了“絕密”的談判要求。
可是在1月19日，日本人在中國辦的《順天時報》就刊登了日本公使與袁世凱的談話並提出重要案件的消息。22日，日本《朝日新聞》印發號外，刊載了日本對華四條要求：一是關東租借期限和南滿鐵路期限均延至99年；二是德國在山東省的全部利益悉讓與日本；三是開放中國最重要的一些地點作為商埠；四是日本在華享有建築鐵路和內河航行之權利。日本政府馬上以“有害兩國國交”為由，禁止日文報紙轉載和評論此等消息，禁止《朝日新聞》發行號外。然而同日，中文的《亞細亞日報》、英文的《北京日報》均以“日本又向外交部提新要求”為題報道了中日正在進行談判，但都沒有涉及具體的談判內容。此後，零零星星刊登中日新談判消息的報紙越來越多。消息又是怎麼泄露的呢？
消息是袁世凱政府有意泄露的。困守秘密外交的要求無異於作繭自縛，袁世凱自然不會迂腐地遵從日本要求。隻有讓外人知道了日本的強盜要求，中國才有可能爭取到援助，抗擊日本。陸征祥就極力主張公開宣布二十一條內容，讓列強和全體國民討論。曹汝霖擔心這樣議論沸騰，反而影響外交進程。所以袁世凱采取了“故意泄露”的方法。時任袁世凱秘書的顧維鈞回憶外交總長每次與日使會晤後，他都要化妝去見美國公使芮恩施和英國公使朱爾典，秘密通報談判內容。北京城裏最早獲悉二十一條談判的外國人之一的芮恩施也回憶說：“中國的一些高級官員幾乎每天都來同我就他們的困難進行商談”，磋商“對付日本提出的這些要求的最好的辦法”。《芝加哥日報》、《紐約時報》就從美國駐華公使館輾轉獲悉了部分談判內容，分別在1月25日、27日介紹給了美國輿論。
日本方麵見狀，借口報紙登載了日本公使與中國外長的談論內容，消息“係來自北京通訊”，強烈詰責中國方麵泄露消息。袁世凱政府自然是矢口否認，並在交涉正式開始的2月2日發出關於嚴禁外交人員向新聞媒體泄漏消息的通告。
暗地裏，袁世凱在采取進一步行動。2月5日下午，他邀請政治顧問、英國人莫裏循談話。袁世凱將日本的要求和盤托出。他首先向莫裏循介紹了第五號文件的內容，包括日本控製中國政府，中日合辦警察，由日本來保證中國的完整，日本有權在中國任何地方布教，等等。袁世凱特別提到了日本要壟斷中國沿海和島嶼；日本有權修造四條從南昌起始的鐵路，袁世凱強調造的是日本人的鐵路，而不是日本人為中國人建造的鐵路；有關合辦漢冶萍公司的要求，意味著所有長江流域煤礦、鐵礦的開采都受製於日本。這些要求都強烈侵犯了以長江流域為勢力範圍的英國利益。袁世凱還介紹了日本在東北和福建的要求，最後說日本公使日置益在談判過程中態度傲慢，堅持要中國政府全盤接受二十一條。
曾長期擔任《泰晤士報》駐華記者的莫裏循意識到這次會晤巨大的新聞價值，回去後立即整理了一份與袁世凱的談話內容備忘錄。他認為，將材料公之於眾，讓西方對日本施加壓力是中國免除日本要求壓迫的主要辦法。2月9日，莫裏循主動與老東家《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端納聯絡。第二天，端納趕來了。莫裏循把整理出來的消息托付他在《泰晤士報》上發表。2月11日，《泰晤士報》收到了端納拍發的長達318個字的電訊。
不想，日本方麵早就預料到了袁世凱會走媒體渠道爭取外援，事先讓日本駐英大使出麵向《泰晤士報》“解釋”了日本政府的要求。而西方政府知道中日開始新的秘密談判後，美、俄、英各國紛紛向日本外務部要求獲知具體內容，尤其是日方的條款。日本政府已經選擇其中要求最為平緩的11條以正式文書通知各國（沒有一條涉及關鍵的第五號文件）。由於日本公布的11條要求都是對日本原有權益的必然擴大，並沒有直接損害西方列強在華利益，並沒有引起西方政府和媒體的關注。所以，2月12日《泰晤士報》隻是以《二十一條要求大綱》為題刊發了特稿，詳細說了東北局勢和與英國有關的長江流域的情況，並沒有報道日本第五號要求有關內容。莫裏循在11日還把消息告訴了美聯社駐北京通訊員摩爾，後者轉告了美聯社。但美聯社把摩爾的消息扣了下來，要求摩爾告知消息來源，因為摩爾的消息和日本使館“證實”的消息不符。
清末民初時期，西方來自中國的消息魚龍混雜，夾雜著擴大和渲染的成分，所以西方媒體對披露二十一條內容的消息持懷疑態度。而對日本公布的“十一條”要求，甚至有許多媒體（包括《泰晤士報》）認為是合理的，中國應該接受。
新聞戰的第一回合，袁世凱政府出師不利，期望中的列強幹預並沒有出現。北京政府還“深恐公眾輿論默然同意這個受到較少譴責的文本，從而鼓勵日本更強硬地迫使中國接受全部要求”。莫裏循和端納等人意識到，日本政府在有目的地蒙蔽世界輿論，於是建議中國政府公布日本要求的全文譯本。2月15日，莫裏循終於得到了官方拍照複製的“二十一條”全文英文譯本。袁世凱終於決定公開日本的要求。
一石激起千層浪，日本要求曝光後，各國新聞嘩然，將二十一條衝上頭版版麵。列強政府紛紛抗議日本的有意蒙蔽。日本國內部分報刊也表示不滿。迫於輿論和國際壓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在2月底將“二十一條”全文秘密通告了美、英、法、俄各國。不過，他辯稱第五號要求是對中國提出的“希望”，目的是增加中日友好。
惱羞成怒的日本政府在2月5日、22日、28日三次由日置益專門提出交涉內容“泄密”的問題，指責中國政府“大用新聞策略”，“如每次會議後外國記者即將內容通告英美”，以致“群言尤雜，人心搖動”。日本要求中國嚴禁媒體報道中日交涉，甚至要求中國取締報道相關新聞的報紙。北京政府反複聲明“本國政府絕無利用報紙之事”。那麼消息是怎麼傳出去的呢？袁世凱就指責日本自己沒有做好保密工作，把內容泄露給了日本報紙，“致中外報章紛紛注意，時為袒中袒日之論，以惹世界之揣測”，現在竟然反過來指責中國！
三
袁世凱披露日本無理要求的目的達到了，然而期望中的外力援助能夠適時到來嗎？
借力打力，力從何來呢？袁世凱期望的外力首先是列強的同情和向日本施加壓力。日本在列強忙於歐洲廝殺的時候，趁火打劫，想排擠列強獨霸中國，侵犯了各國的既得利益。所以袁世凱對列強幹預的期望很高，他讓顧維鈞等人與美英政府保持密切聯係。可他也沒把所有期望都寄托在列強身上，同時積極開始對日外交，希望利用日本內政分歧化解中國外交壓力，如果能夠釜底抽薪，讓二十一條消失於無形就更好了。為此，袁世凱向日本派出了密使。袁世凱甚至還向日本專家請教日本的政治體製，看日本政府能否獨立發動對華戰爭、天皇能否約束內閣的強硬要求。
袁世凱沒有想到的是：消息披露後，國內民眾救亡抗日情緒高漲，成為了新的、政府可以依靠的力量。中國的全民抵抗熱潮，成為袁世凱期望之外的第三股外力。
中日交涉消息一經披露，中國各地一片憤慨之聲，國內反日浪潮迭起。上海、北京、天津、杭州各地，商家、學生和華僑各界，一致要求抗日——這在政治紛爭頻繁的民國初年極為少見。上至19省將軍由馮國璋、段芝貴領銜致電政府，表示強烈反日，“有圖破壞中國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下至販夫走卒、挑水賣茶的，閑暇時都聚集在街頭巷尾，“聚議中日交涉中之是非及華人如何救國之道，其狀亦極迫切”。全國上下“茶坊酒肆公共會集之處皆有華人團坐桌間，攢首聚議最近之談判消息，並懸擬日本將有何舉動，聲雖不揚，然頗激昂”。從2月2日到21日，總統府接到數百起有關中日談判的文書，其中總統府顧問廳21件，洋務處14件，外交部23件；部員以個人名義遞呈者117件，巡按使6件，將軍43件，道尹30件，縣知事200多件，普通百姓遞呈者75件。
一開始，二十一條被披露的信息很少，眾說紛紜，政府方麵遮遮掩掩。民眾要求政府立即披露信息，“國乃民有，非政府諸公所得私之也”，讓國民都知道交涉內容。各政黨、北京報界公會、商務總會紛紛上書或推舉代表，請求政府盡快宣布如何答複日本要求。參政院就中日交涉問題秘密開會，質詢外交當局，要求政府詳細解釋中日交涉。二十一條被詳細披露後，民眾紛紛表示願為國禦辱，比如署名“浙江全體公民”的文章指出對於日本的無理要求“雖在婦人孺子無不發指眥裂，願與一戰而死”。人們紛紛采取實際行動抵抗日本，最主要的就是抵製日貨。日本在華商品傾銷遭遇了極大困難。
反袁勢力在抵抗日本問題上空前一致。二次革命後，黃興一派沒有加入孫中山組織的中華革命黨，另立鬆散的歐事研究會。其成員李根源認為革命黨應該暫緩革命，以便政府集中全力對付日本。1915年2月25日，黃興、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五位二次革命的革命領袖通電，除譴責袁世凱獨裁專製外，表示要顧全大局，在國難當頭之際停止反政府行動。許多革命黨人流亡日本，日本代表在交涉中專門提出，如果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日本政府將驅逐革命黨人，不允許反袁勢力在日本活動。許多革命黨人獲悉情況後，憤慨為日本所利用，紛紛離開日本。二次革命期間堅守南京與北洋軍作戰、遭到通緝流亡日本的何海鳴，寧可冒著生命危險毅然回國，也不願意繼續待在日本。
4月底，國內報紙披露日本提出修正案和最後通牒的消息，抗日救國的輿論熱潮達到了頂峰。人們一致要求拒絕日本，表示願意毀家捐軀，報國抗日。比如對日同誌會稱：“日本無禮要求，竟以通牒迫我，國恥民仇，無可再忍，務乞堅持抗拒，人民誓犧牲一切以為後盾。”
袁世凱對出乎意料而起的全民抵抗熱潮既想借助又要壓製。對於原本主張和平的北京各大報紙天天登載的中日交涉新聞，雖言詞激烈，情緒高漲，然而袁世凱並沒有下令幹涉。但他在給各省的電文中既表示“萬難接受”日本要求，同時也要求各省軍政長官穩定大局，防止社會動蕩。袁世凱把外交視為政府行為，擔心國內輿論左右政府決策，也擔心民眾過激行為授人口實。好在北京新聞記者俱樂部開會表示要以穩健態度，光明正大地對外報道中日交涉，引導民眾。
日本讓步了
一
袁世凱的主要希望還是在西方列強身上。在統率辦事處致各地方當局的密電中，袁世凱期望的結果是“歐美輿論一致反對”，日本“受無數牽製，計不得逞”。
日本耍橫，袁世凱是無力硬擋的。可日本這樣做也是虎口奪食，趁歐美國家注意力都在歐洲戰場的時候把原本屬於歐美的利益霸占過來，引虎驅狼、讓歐美力量遏製日本就是袁世凱最大的對策了。他透過外交渠道表達了對日強硬態度。如俄國駐華公使庫朋斯齊向國內報告：“總統派人來告訴我？？他已毅然決定，對那些他認為蓄意侵犯中國主權的日本要求，在任何情況下，即使日本訴諸武力，他亦決不讓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