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與經濟舉措
（一）整頓財政
唐德宗即位之初，和其他皇帝一樣，少不了做一些釋放宮女，縱放馴象、鬥雞、鷹犬等無關痛癢的表麵文章。這些事雖然無關大局，但做了總比不做好，對百姓而言，多少也能減輕一點負擔。
德宗即位之初，也頗想有一些作為，他首先在財政方麵采取了一些整頓措施，總括起來，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
首先，他糾正了曆來存在的每年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各地官府在常賦之外另行貢獻的弊政，四方貢獻皆不受。有些藩鎮為了討好皇帝，在建中元年（780）四月德宗生日時仍然進貢了數額不等的財物，德宗命令全部送交度支，以代其每年應交納的租賦。
其次，調換了掌管財政的大臣，改革國家財政管理體製。在其即位的當月，因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掊克過甚，改任太常卿，罷去了其掌管財政的大權，另以戶部尚書劉晏判度支，命其獨掌天下財賦大權。在代宗統治時期，第五琦任度支、鹽鐵使時，京師豪門權貴求取
唐德宗像無節，第五琦力不能製，遂在奏請代宗同意後，將國家左藏庫所藏的財賦全部移交皇家內庫——大盈庫，由宦官掌管。這樣做雖然可以避免豪門的求取，但卻破壞了自唐初以來的國家財政體製，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皇家奢侈無度的風氣，同時也使大批宦官得以中飽私囊。大曆十四年（779）十二月，在宰相楊炎的建議下，德宗同意將國家財賦重新移交左藏庫，恢複了以往舊製，理順了國家財政管理體製，將國家財賦與皇帝私藏區分開來。
其三，確立了兩稅法。唐朝自建立以來，實行均田製與租庸調法。隨著土地兼並的加快，大批農民失去了土地，而按丁口之數征收租庸調的辦法卻照舊實行，逼得廣大失地農民紛紛逃亡，從而使原有的賦稅征收製度難以維持，國家財政收入因在籍丁數的日益減少而受到極大的影響。加之安史之亂期間，國家一度陷入無序狀態，賦稅征收混亂，史載：“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複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資治通鑒》卷226）其中在代宗時期，賦稅征收多少皆由各地官員自行確定，他們大都對勞動人民竭澤而漁，極大地加重了百姓的負擔，社會矛盾異常激化。在這種狀況下，租庸調製實際上已名存實亡，改革國家賦稅征收製度勢在必行。
在宰相楊炎的建議下，德宗力排眾議，決定實施新的賦稅製度。建中元年（780）正月，正式下詔推行兩稅法。兩稅法的基本原則是：不論是本地的原住戶還是外來的客戶，一律以現居住地為準，以土地和財產的多少交納賦稅。具體規定是：一，將建中以前的正稅、雜稅及雜徭合並，以大曆十四年（779）的全國數字為準，計算出一個總額，稱之為“兩稅元額”。其中包括原地稅、戶稅在內。二，由中央將元額分攤到各州縣，並固定下來，不準變動，再由州縣根據耕地的多少和戶等分攤到每戶頭上。三，每年分夏秋兩季征收，夏稅不過六月，秋稅不過十一月。四，遊商由所在州縣依照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征稅。五，租庸調及雜徭全部廢除。兩稅法的最大意義是：徹底廢除了以人丁為本的征稅原則，而代之以土地財產的多少來征收賦稅。這種稅製從理論上看明顯要比舊的稅製進步和公平，財產和土地多者賦稅自然就要多承擔一些。但由於地主和官僚總是想方設法降低戶等，隱瞞土地，以逃避賦稅，所以不公平的現象依然存在。
其四，禁止官吏經商。德宗在即位僅一個月後就頒詔禁止百官設置邸店販鬻。次月，又下令禁止王公百官及各地長官與民爭利，已經在城市中設置邸肆從事貿易者，全部罷除。當時各地節度使、觀察使皆在繁華城市中“多以軍儲貨販，列置邸肆，名托軍用，實私其利息”（《唐會要》卷86《市》）。這些措施的實施，對於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打擊官吏軍閥以權謀私，從事不正當的經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其五，整頓滯留在長安的人員。代宗時，由於辦事效率低下，地方派到長安奏事或上計的使者往往長期滯留不歸，四夷使者“或連歲不遣”。於是在大明宮右銀台門修建了客省，以安置這些使者。此外，還有一些上書言事者、失職未敘者也住在這裏，常有數百人。“度支廩給，其費甚廣。上悉命疏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敘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資治通鑒》卷225）
所有這些措施對整頓先前混亂的財政狀況都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
（二）聚斂錢財
唐朝在平定安史之亂中已經耗盡了財力物力，加之在唐代宗統治時期內亂迭起，動蕩不安的社會局勢使唐政府窮於應付，導致國庫空虛，財力匱乏。唐德宗在即位之初頗想有一番作為，以削除叛亂的藩鎮，鞏固唐朝統治。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要有充足的軍力與財力才有可能完成。唐朝中央政府經過安史之亂後，直接掌控的兵力並不充足，要想平定叛鎮，則必須利用其他藩鎮的軍事力量。按照唐朝在平定安史之亂中形成的慣例以及“兩稅三分”的分配原則（所謂“兩稅三分”，即各地所收的兩稅分為三份，一份上供，即上交中央財政，一份送使，即上交節度使，一份留州，即留作本地財政之用），中央政府欲想調動藩鎮軍隊作戰，軍費則由中央承擔。加之藩鎮軍隊“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資治通鑒》卷228）。致使軍費開支浩大，國家財政不能承擔，出現了所謂“常賦不能供”的局麵。為了解決這一緊迫問題，德宗又出爾反爾，自毀剛剛確定的賦稅製度。
建中二年（781）五月，將兩稅法規定的商稅三十稅一提高為十稅一，從而嚴重影響了商業的正常發展。次年，又下令實行酒的專賣，禁止私自釀酒，由官府置店專賣，以其利助軍費。他還下詔減禦膳及太子、諸王常膳，並且減百官月俸的三分之一以助軍。這些措施對於龐大的軍費開支來說無疑是杯水車薪，仍然無法緩解緊張的財力狀況。
建中三年（782）四月，國家財政隻能維持數月的供給。在這種情況下，德宗遂采納太常博士韋都賓等人的建議，下詔借商。規定凡資財超過一萬貫的商人，留一萬貫作為資本，其餘部分全部暫借給政府，事後再行歸還。商人們自然不願主動獻出錢物，於是唐朝政府便在長安城中展開了大規模的搜索行動，強製性搜刮商業資本。史書記載說：“京師囂然，如被盜賊。”（《舊唐書·德宗本紀》）即使如此，所得之錢也不過八十餘萬貫，還不夠一個月的軍費開支。
在這種情況下，德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令京兆少尹韋禛僦質，即將京師所有的僦櫃（當鋪）查封，一律強借其資財四分之一。這一行為很快就激起了廣大市民的強烈反對，數萬人將宰相盧杞攔截在道路上抗議，並且發動了罷市運動。德宗通過這一行動雖然獲得了一百多萬貫的錢財，但是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財政開支的緊張狀況。
同年五月，德宗又下詔增加兩稅稅額、鹽榷錢，兩稅每貫增二百文，鹽每鬥增一百文，進一步破壞了兩稅法。九月，德宗又下令增加商稅每貫二十文，並開征十分之一的竹木茶漆稅。
建中四年（783）六月，又推行了稅間架法和除陌錢法。前一稅法規定：每屋兩架為一間，分為三等。上等每間交稅二千文，中等一千文，下等五百文。後一種稅法規定：天下貿易或者貨易，舊例每貫交納錢二十文，現增加為五十文。如果是以物換物，則折合成現錢而稅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驗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取其家資。”（《舊唐書·食貨誌》）這兩種稅法把征收的對象對準了範圍更大的民眾，甚至地主階級也不能幸免，從而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矛盾，所謂“愁歎之聲，遍於天下”（《舊唐書·德宗本紀》）。
唐德宗的這種橫征暴斂政策，並沒有使其能夠迅速地平定叛亂藩鎮，反而激起了更大的變故，使整個社會陷入更加混亂的狀態中。建中四年（783）十月，發生涇師之變，唐朝的統治幾乎崩潰。事平之後，由於各地陸續發生了罕見的自然災害，蝗災、旱災接踵而至，很多地區都陷入饑荒之中，物價飛漲，餓殍遍野，國家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
麵對這種狀況，德宗一方麵千方百計地節省開支，一方麵改革稅法，規定天下兩稅，每三年確定一次等級，以為常式。同時又任用劉晏、韓滉分掌國家財賦，強調各地官員要嚴格執行兩稅法，不許擅自增加稅額。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
但是備嚐財力拮據之苦的德宗並沒有因此而改變其聚斂的舊習，他采取向各地藩鎮伸手的辦法，千方百計地充實內庫，接受藩鎮以所謂“稅外方圓”、“用度羨餘”的名義進獻的財物。藩鎮有的以“日進”，有的以“月進”的方式向皇帝進貢錢物，受到了德宗的嘉獎。於是各地官員紛紛以各種名目向皇帝進獻，以獲取高官顯爵，從而加重了百姓的負擔。他還放縱宦官搞什麼“宮市”，名為買賣，實為豪奪。
在繼續實行食鹽專賣政策的同時，還實行礦業壟斷政策，將各地的礦課全部收歸中央管理，地方不許染指。他還下令禁止製造和買賣銅器，實行銅材壟斷政策，並進而壟斷錢幣鑄造。經過大肆掠奪，再加上前後任用了數位能幹的理財專家，使得國家府庫充盈，內庫錢物山積，在德宗統治後期，中央的財力已經有了較大的改善。
（三）對藩鎮的戰爭
唐德宗是唐朝首位主動向叛亂藩鎮發動戰爭的皇帝，從而拉開了唐朝削藩戰爭的序幕。但是德宗發動的卻是一場虎頭蛇尾的戰爭，雖然也平定了數個跋扈藩鎮，但由於激起了涇師之變，導致了更大的混亂，從而使這場戰爭中途擱淺。
在發動削藩戰爭之前，德宗首先削去了勳臣郭子儀的兵權，尊其為尚父，加太尉、中書令銜，增加實封二千戶，罷其副元帥及所任諸使的職務，並將朔方鎮一分為三，徹底肢解了這一強大的藩鎮。不久，他又利用西川節度使崔寧回朝覲見之機，罷去了其節度使之職，另以荊南節度使張延賞為西川節度使。接著又解決了駐守涇州的安西、北庭行營軍以劉文喜為首的軍人發動的叛亂，穩定了京西北地區的局勢。
在取得了以上一些小小的勝利後，德宗決心對勢力更為強大的河北藩鎮發動攻勢。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死，其子李惟嶽秘不發喪，以其父的名義上奏朝廷，請求繼任節度使，被朝廷拒絕。於是李惟嶽自稱節度留後，並請魏博節度使田悅出麵為其陳請。不料德宗態度堅決，一改其父代宗實行的姑息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成德李惟嶽、魏博田悅、淄青李正己以及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等藩鎮聯合起來共同抗拒朝廷。在這種形勢下，德宗也毫不示弱，調動昭義、河東、宋亳、河陽、幽州、永平、宣武、京西北諸軍以及神策禁軍開赴前線，討伐叛亂諸鎮。
這場戰爭的結果，殺死了李惟嶽，將成德鎮一分為三，但卻引起了新的矛盾，幽州節度使朱滔因為所得土地少而屯兵不前，成德原大將王武俊認為自己殺死李惟嶽功勞甚大，卻僅獲得了觀察使之職而不滿，他們又聯合起來舉兵反抗朝廷。此戰的結果，實力大受削弱的魏博、淄青不但沒有被削平，反而屢敗官軍，使河北的軍事態勢向著不利於朝廷的方向發展。對山南東道梁崇義的戰爭，官軍取得了很大的勝利，梁崇義眾叛親離，兵敗自殺。但奉命進攻梁崇義的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卻產生了不臣之心，他與河北諸叛鎮聯合起來，使得削藩戰爭成騎虎之勢，甚至連東都洛陽都受到了極大的威脅，局勢進一步複雜化。正在雙方僵持不下之時，奉命東調參加平叛的涇原鎮軍隊，路經長安時發動兵變，德宗棄宗廟國庫，倉皇逃出長安，唐朝的統治中心關中地區也陷入到混戰之中。
這次兵變平定後，唐朝中央政府已經筋疲力盡，無力再將削平藩鎮的戰爭進行下去，隻好對河北藩鎮罷兵，雙方各自休養生息，相安無事。唐朝對河北藩鎮的政策也回到了過去的姑息與懷柔的舊製。李希烈被其部將陳仙奇毒死，並且誅殺了其兄弟妻子，德宗遂命陳仙奇為淮西節度使。後來陳仙奇被其部將吳少誠所殺，吳少誠又呈跋扈之態。
唐德宗進行的這場削藩戰爭，使河北藩鎮的割據狀態並未發生絲毫改變，其他地區也不時有兵變或叛亂發生，藩鎮跋扈的狀態與唐代宗時期相比並未有多大的改變，中央政府的強勢地位仍未確立。不僅如此，經過這一係列的變故後，德宗原先的雄心壯誌早已經消失殆盡，對跋扈藩鎮每加姑息，關於這一點，唐憲宗時的大臣杜黃裳指出：
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嚐有出朝廷之意者。（《資治通鑒》卷237）
所謂“自經憂患”，指唐德宗進行的削藩戰爭的失敗。“不生除”，是說在節度使活著時不輕易改授。可見德宗已經從積極主動削除跋扈藩鎮，一變為被動消極的應付，不求有功，但求平安無事。
二、涇師之變
（一）涇師叛變的原因
建中四年（783）正月，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的軍隊攻陷汝州，進逼東都。德宗急命大將哥舒曜為東都畿汝節度使統軍東討。十月，又命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軍五千增援哥舒曜。時值初冬，天氣寒冷，天降細雨，涇原將士冒雨行進，饑寒交加，備嚐艱勞。這支軍隊出發時，許多軍士還攜帶了子弟同行，希望到達京師後能得到朝廷的賞賜，帶回去養家糊口。軍隊出發時沒有得到任何賞賜，到達長安時又不允許入城，繼續東行，走到長安城東的滻水時，德宗派京兆尹王翃前來犒軍。內庫中財物山積，德宗卻隻命王翃以糲食菜啖犒賞軍士。眾人大怒，將飯菜傾倒於地，揚言曰：“吾輩棄父母妻子，將死於難，而食不得飽，安能以草命捍白刃耶！國家瓊林、大盈，寶貨堆積，不取此以自活，何往耶？”（《舊唐書·姚令言傳》）於是回兵向城中前進，姚令言勸阻說：“等到了東都將會有大量的賞賜，你們這樣做並非良圖。”眾人不聽。德宗聞知兵變，急忙從內庫拿出繒彩二十車賞賜，將士們不予理睬。德宗又令普王與學士薑公輔前往撫慰，剛剛走出宮城內門，亂軍已經攻到丹鳳門樓前。
德宗見狀，又命神策禁軍前去抵禦，由於其主力已經被派往前線作戰，新招募的軍士皆市井之徒，毫無戰鬥力，見叛軍勢力甚大，竟無一人前來勤王。德宗見狀，知道局麵已無法控製，遂率太子、安樂公主及少數嬪妃等從宮城北門倉皇出逃，隨從的僅有宦官百餘人護駕，諸王、公主中的十之八九都來不及跟隨。此時的長安城一片混亂，百姓紛紛出逃，亂軍呼喊說：“不要害怕，從此不再征收間架稅了。”可見這一稅收是多麼的不得人心。
這一事件曆史上稱之為“涇師之變”，由於發生在唐朝的統治中心長安，故對當時正在進行的削藩戰爭造成了極不利的影響，致使前線將士聞知皇帝出逃的消息後紛紛退兵，而叛亂藩鎮的氣焰卻由此而更加高漲。
涇原亂兵衝入宮城，占領了含元殿，發現皇帝已經逃走，於是大呼道：“天子已出，宜入自求富！”（《資治通鑒》卷228）他們打開內庫大門，搶掠金帛財物，包括城中一些居民也乘亂入宮搶掠，通宵達旦而不止。有的人幹脆在道路兩旁等候，搶劫那些搶掠者所獲的財物，城中秩序混亂不堪。
姚令言身為節度使而無法阻止部下將士的叛亂行為，他被裹脅入宮，犯下了驅逐皇帝的大罪。在這種情況下，他自知罪惡甚大，索性參與其中。他作為一名懂軍事的將軍，深知區區五千之眾根本成不了氣候，同時他也知道自己政治威望不足，為了自保，與諸將商議後，決定尋找一位地位與影響較大的人物擁立為主，而朱泚則是他們心目中的理想人選。
（二）朱泚稱帝
朱泚，幽州昌平（今北京昌平西南）人。他自幼從軍，逐漸升任為將軍。大曆七年（772），幽州節度使朱希彩被部下所殺，眾人擁立朱泚為節度留後。他遣使入朝上表，當時代宗姑息藩鎮，遂正式任命其為節度使。
大曆九年（774），朱泚主動上表，表示願意覲見皇帝。自安史之亂後，河北諸鎮從未有節帥入長安覲見過皇帝，朱泚此舉自然受到唐廷的高度重視，代宗下令在京師為其修建了豪華宅第，以待其入朝。這年十月，朱泚來到長安，代宗在內殿召見了他，賞賜禦馬兩匹、戰馬十匹及大量的金銀錦帛。又拿出了器物十床、馬四十匹、絹二萬匹、衣一千七百襲賞賜其隨行將士，“宴犒之盛，近時未有”（《舊唐書·朱泚傳》）。不久，朱泚又上表，請求留在京師，代宗同意了他的請求，任命其弟朱滔為幽州節度留後。大曆十一年（776）八月，拜其同平章事。此後，他又先後鎮守奉天行營，任隴右節度使，權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德宗即位後，又任命他為涇原節度使，加中書令、太尉。後來，其弟朱滔反叛，派人攜蠟書與朱泚聯係，被河東節度使馬燧發現，送交德宗。朱泚惶恐，向皇帝請罪。德宗沒有治其罪，但卻罷去了他的兵權，賜給金銀良田，並增加其實封戶數，留在京師閑居。自此朱泚心中鬱鬱寡歡，對唐德宗非常不滿。
德宗逃出長安時，朱泚並沒有隨後跟從德宗離去，而是仍然住在家中。姚令言等認為朱泚曾為涇原舊帥，為政寬簡，現閑居在家，對唐朝不滿，正好可以擁其為主。姚令言等人的舉動正合朱泚的心意，雙方一拍即合。當天夜裏，朱泚在一群騎士的夾擁中入居大明宮含元殿。次日，又移居白華殿，隻稱太尉。當時有不少朝官謁見朱泚，勸他奉迎德宗回京，由於不合朱泚心意，均怏怏而退。失意朝臣李忠臣、張光晟、源休、蔣鎮、彭偃等見有機可乘，在謁見朱泚時紛紛勸其稱帝，密謀改朝換代。鳳翔、涇原大將張廷芝、段誠諫跟隨隴右兵馬使戴藍東征李希烈，還未走出潼關，得知涇師兵變的消息，遂殺死戴藍，率三千餘人返回長安，投靠了朱泚。朱泚自以為眾望所歸，決心背叛朝廷，於是移居宣政殿，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以其弟朱滔為皇太弟，姚令言為侍中、關內元帥，李忠臣為司空兼侍中，源休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為吏部侍郎，樊係為禮部侍郎，彭偃為中書舍人，張光晟等人為節度使。
這時前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也住在長安，他被德宗罷去兵權後，被任命為司農卿。朱泚認為段秀實威望頗高，正直無私，具有比較廣泛的社會影響，如果能爭取他擁戴自己，對爭取人心有極大的益處。段秀實一麵虛與應付，一麵打算尋機刺殺朱泚。他與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嶽等人密謀，要他們結納軍士，內外配合，鏟除朱泚。就在朱泚召見段秀實等人時，段秀實突然奔上前去，奪下了源休的象笏猛擊朱泚，朱泚急忙用手格擋，還是擊中了額部，流血滿麵。劉海賓見狀，不但沒有上前幫助，反而乘亂逃走。幸虧李忠臣的協助，才使朱泚得以脫身。段秀實知道事情難以成功，遂對朱泚部下將士說，為什麼還不趕緊處死我？眾人這才醒悟，一擁而前，將段秀實亂刀砍死。朱泚見狀，急呼曰：“義士也！勿殺。”可是已經來不及了。事後唐廷贈其為太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