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元二年（786）九月，又將神策左右廂擴編為左右軍，每軍置大將軍二人，正三品，將軍二人，從三品。並特置監勾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監勾當”一職，仍然是監軍性質，由於神策軍有大將軍、將軍等軍職的存在，兵權並沒有完全控製在宦官手中，他們也隻是監軍而已。但是既然德宗信任宦官，禁軍兵權完全落入宦官之手就隻是一個時間問題罷了。貞元八年（792）十二月，左神策大將軍柏良器為了加強神策軍的戰鬥力，大量招募勇士以替代市井販鬻之徒，引起了監勾當左神策軍竇文場的不滿，遂借口其妻族犯禁衛，將柏良器逐出神策軍，改任右領軍大將軍的閑職，“自是軍政皆中官專之”（《新唐書·柏良器傳》）。也就是從此宦官才算完全控製了神策軍的兵權。
雖然宦官已掌控了禁軍兵權，但在製度上還沒有形成定製，於是在貞元十二年（796）六月，德宗設置了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以宦官竇文場、霍仙鳴分任之，又增置左右神策軍中護軍，以宦官張尚進、焦希望分任之。護軍中尉，正二品，地位在神策大將軍之上，成為神策軍的最高統帥。神策軍護軍中尉之職由皇帝任免，宰相無權過問，地位非常特殊。自此以後直到唐末，神策軍兵權始終控製在宦官手中，並成為定製，從而使宦官在唐代政壇上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南衙北司的鬥爭中處於優勢的地位。
說宦官控製了禁軍兵權，並非僅是指左右神策軍為唐朝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唯一具有較強戰鬥力的軍隊，控製了其兵權就等於控製了整個禁軍兵權，而是宦官們還控製了其他各支禁軍。前麵已經論到唐朝有天子六軍，即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羽林軍等六支軍隊，它們又分為左三軍、右三軍，以宦官為左右三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其權力是“監視刑賞、奏察違謬”（《資治通鑒》卷240及胡三省注）。權力雖重，但還沒有完全控製六軍兵權。元和十三年（818）四月，唐憲宗命六軍修麟德殿，右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因戰事剛剛平息，營繕過多，遂報告宰相裴度，請其出麵諫止。皇帝大怒，將兩人調職，致使龍武軍無帥。於是拿出印二紐，分賜左右三軍辟仗使，“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矣”（《資治通鑒》卷240）。《唐會要》卷72《京城諸軍》對此舉評論說：“由是命辟仗使主軍，印異於事。其軍之佐吏，或抗言以論，或移疾請告，於是特賜辟仗使印，俾專事焉。”也就是說，自此以後辟仗使不再是傳統意義的監軍性質，而成為掌典兵權的軍事主官。神策軍與六軍兵權完全由宦官專掌，使得唐代宦官專權之勢遂不可解，成為綿延一百多年的政治痼疾。
（三）宦官監軍
唐朝在出征的軍隊中設置監軍由來已久，在唐朝前期通常都以禦史監軍，自唐玄宗以來才出現以宦官監軍的現象，但是尚未形成製度。自安史之亂爆發以來，以宦官監軍的現象才多了起來，所謂“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為監軍，自爾恩幸過重”（《舊唐書·蕭複傳》）。這裏所說的“艱難已來”，就是指安史之亂以來。自此以後，宦官不僅在出征的野戰軍隊中任監軍，而且在各個藩鎮中普遍地設置了監軍一職，一般來說，前者稱監陣使或排陣使，後者稱監軍使。貞元十一年（795），為天下諸鎮監軍使鑄印，以宦官為監軍使遂成為一種定製。
通常所說的宦官監軍，主要是指其在各藩鎮任監軍使，主要責任是：“監護統帥，鎮靜邦家”，“布皇恩於閫外，推赤心於腹中”（《全唐文》卷730）。前一句指監軍負有監視節帥，維護國家統一的作用；後一句指監軍可以起到溝通中央與地方各藩鎮聯係的重要作用。從唐後期的情況看，藩鎮內部發生叛亂，為監軍所平定的事例也不少。如唐代宗大曆十一年（776），河陽軍亂，亂兵逐監軍使冉庭蘭出城，大掠三日。冉庭蘭調動其他軍隊攻入城中平亂，誅殺數十人，終於平定了這次兵變。唐德宗貞元十年（794），鄭滑節度使李融患病不起，大將宋朝晏煽動三軍作亂，被監軍使與節度副使趙植鎮壓，誅殺宋朝晏及亂黨殆盡。陳許節度使上官涚死，其婿田偁謀圖奪位，監軍範日用盡擒其黨，平息了這場動亂。唐武宗時，河東節度使李石被亂兵所逐，推其都將楊弁為留後，監軍呂義忠召集榆社本道兵，誅楊弁以聞。類似的事例還有很多，不再一一列舉了。
當然也有一些監軍使專橫跋扈，欺淩節帥，甚至激起了兵變。如鄭滑節度使姚南仲屢次被監軍使薛盈珍欺淩，並且多次向德宗誣告讒毀。貞元十六年（800），薛盈珍又一次派人入京誣告姚南仲，正好姚南仲的部將曹文洽也入京奏事。當他得知薛盈珍誣告的情況後，晝夜兼程追趕薛盈珍的使者，在長安城東麵的長樂驛趕上了此人。兩人同住一室，曹文洽在半夜時殺死薛盈珍所派的使者，將其奏表沉於廁中，然後自殺。德宗得知此事後，也感到非常震驚。後來姚南仲回朝，德宗問道：“薛盈珍幹擾軍政嗎？”姚南仲回答說：“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複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資治通鑒》卷235）再如澤潞監軍使劉承偕恃寵淩辱節度使劉悟，“三軍憤發大噪，擒承偕，欲殺之。已殺其二傔，（劉）悟救之獲免，而囚承偕”（《舊唐書·裴度傳》）。山南西道監軍使楊叔元貪財怙寵，怨節度使李絳不向其行賄，遂挑動士兵作亂，殺害了李絳。嶺南節度使楊於陵廉潔奉公，而監軍使許遂振悍戾貪恣，幹擾軍政，見楊於陵不奉己，遂向皇帝進行誣陷，幸虧宰相裴垍從中斡旋，才避免了一場冤案。
正因為有後麵這一類監軍使的存在，當時人及後世對唐朝的宦官監軍製度多持批評態度，王夫之說：“宦者監軍政於外而封疆危，宦者統禁兵於內而天子危。”（《讀通鑒論》卷26《唐武宗》）完全否定了宦官監軍的作用。當代一些學者也認為宦官監軍製度是唐代政治生活中的毒瘤。其實這些觀點並不完全正確，因為從本質上看，宦官勢力與皇權是相互依賴的，宦官恃皇權保持自己的地位，而皇權則需要利用宦官來控製臣下。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宦官勢力對皇權具有寄生性，他們不能也無法離開皇權。他們也許不是皇帝個人的忠實代表，但卻永遠會是一個王朝皇統的忠實代表。正因為宦官權勢具有這樣的特點，所以皇帝寧願相信家奴（宦官），而不願相信朝臣武將；宦官中雖然有不少人也貪贓枉法，禍亂政事，但卻不會取皇權而代之，從根本上他們還是會維護皇權皇統的。
在宦官監軍製度下，宦官實際上成了中央與驕藩聯係的橋梁，即驕橫如河朔藩鎮，他們也不拒絕監軍使。在這類藩鎮中，每當老節度使死亡，軍中擁立新的節度使，他們都會通過監軍宦官上奏朝廷，希望能夠獲得朝廷的確認，得到旌節，因為隻有這樣他們的地位才是合法的，否則便是非法，就不能長久維持其地位。在其他藩鎮中，監軍不僅可以對節度使的軍事行動進行幹預，而且可以幹預地方的行政與財政權。因為監軍宦官可以直接代表皇帝，對節度使有一種天然的震懾力，使其不至於貿然行事。可以說，宦官監軍製度是唐代皇權控製地方的一種工具，在時代已經永遠無法恢複貞觀、永徽時期中央控製力的背景下，這種工具無疑是最有效也是風險最小的。
（四）宮市真相
所謂宮市，是指宮中在市場上采買物品的行為，並且有官吏專門主持此事。關於設置宮市的時間，很可能早在唐初就已有之。史載：“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資治通鑒》卷235）楊國忠在唐玄宗天寶前期也曾兼任過宮市使。另據《新唐書·百官誌》載：“金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兩京市、互市、和市、宮市交易之事，百官、軍鎮、蕃客之賜，及給宮人、王妃、官奴婢衣服。”可見宮市交易之事也是金部所掌的職責之一。在這一時期由於宮市交易隻是偶然為之，交易量極為有限，加之交易尚比較公平，故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相關記載也比較少。
宮市的大規模舉行是在唐德宗統治時期，由宦官主持此事，以貞元年間為害最烈。關於宮市的情況，以《舊唐書·張建封傳》的記載最為詳細，現錄之如下：
時宦者主宮中市買，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複行文書，置白望數十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複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銀。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嚐有農夫以驢馱柴，宦者市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而後食；今與汝柴，而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使擒之以聞，乃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不為之改，諫官禦史表疏論列，皆不聽。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著名詩篇《賣炭翁》描寫的也是宮市禍害百姓的情況。從現有記載來看，在宮市中巧取豪奪、強取強拿雖然有之，但存在的主要弊病是交易不按市值進行，大體上是按商品價格的十分之一給付，或者“以鹽估敝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有齎物入市而空歸者”（《新唐書·食貨誌》）。因而嚴重地破壞了商業交易的規律，給百姓造成了極大的危害，被視為洪水猛獸，以至於每有宦官外出，商賈皆藏其好貨，甚至京中沽漿賣餅之家也關門撤市，唯恐避之不及。
關於宮市的弊病與危害，在當時就引起了許多正直官員的反對，他們紛紛向德宗提出勸諫，希望能夠糾正這些弊端。如貞元十四年（798），關中大旱，穀價飛漲，百姓流亡。德宗不自省，反而諉過於京兆尹韓皋，將其罷官，以吳湊任代其職。吳湊是唐代宗的舅父，唐德宗的舅爺，為官正直，不擾百姓。他仗著皇親國戚的地位，力勸德宗革除宮市之弊。吳湊主要提出了兩條辦法：一是徹底罷去宮市，宮中所需物品由京兆府采辦供給；二是如果認為外官采買不便，可選宦官年紀較大、老成可靠者任宮市令（使），平價采買，以免騷擾百姓。德宗對吳湊的意見十分讚賞。徐州節度使張建封覲見皇帝時也極言宮市之弊，德宗嘉納之。宦官見此情況，遂指使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入宮，由於蘇弁是主管財政的官員，德宗在這件事情上自然會征求他的意見，蘇弁說：“京師遊手墮業者數千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德宗聽信了蘇弁的謊言，此後，“凡言宮市者皆不聽用”（《舊唐書·張建封傳》）。宦官們還對德宗說，吳湊的這些言論都是右金吾府吏趙洽、田秀嵓的主意，致使兩人被流放。
後來監察禦史韓愈也上書極言宮市之弊，德宗非但不聽，反而將他貶為連州陽山縣令。貞元十七年（801），浙江布衣崔善貞詣闕上章，言宮市及鹽鐵之弊，又反映諸道鹽鐵轉運使李錡種種不法之事，德宗不悅，命人將崔善貞押回交給李錡，李錡遂將其活埋。因此終德宗朝，宮市之弊始終沒有罷去。
唐順宗為太子時深知宮市之弊，即位後，遂於永貞元年（805）二月罷去宮市使及宮市行為。但是從唐後期的情況看，宮市不但依然存在，而且仍然有一定弊端存在。如唐文宗大和五年（831）二月，“上命（王）守澄捕豆盧著所告十六宅宮市品官晏敬則及（宋）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資治通鑒》卷244）。引文中所說的這位晏敬則便是專門負責為十六宅采買物品的宮市宦官。再如開成二年（837）五月，唐文宗駕臨十六宅，與諸王宴樂，並杖決十六宅宮市宦官範文喜等三人，“以供諸王食物不精故也”（《舊唐書·文宗本紀》）。另據《唐會要》卷86《市》載：“（會昌）六年七月敕：如聞十六宅置宮市以來，稍苦於百姓，成弊既久，須有改移。自今以後，所出市一物以上，並依三宮直市，不得令損刻百姓。”可見十六宅宮市仍然存在壓低物價、少付錢財的現象。從“三宮直市”一句看，說明長安城中的皇宮仍然存在宮市現象，隻是支付價錢時可能稍微公平一些而已。所謂“三宮”，是西內太極宮、東內大明宮、南內興慶宮的合稱。
四、激烈的朋黨鬥爭
唐德宗時期朋黨之爭接連不斷，其激烈程度不亞於任何曆史時期，並且導致君臣關係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最早的朋黨鬥爭發生在宰相常袞與崔祐甫之間。常袞早在代宗時期就已拜相，而崔祐甫隻是一個中書舍人，兩人誌趣相投，關係融洽。兩人的關係交惡，起因於常袞想兼任中書侍郎一職，由於崔祐甫在這個問題上堅決反對，遂使兩人的矛盾逐漸明朗化。後來常袞利用德宗剛剛即位，諸事對自己尚有借重的時機，將崔祐甫排擠出朝，貶為河南少尹。當時同為宰臣的郭子儀、朱泚厭惡常袞專權，聯合起來共同對付常袞，將常袞貶為潮州刺史，另行任命崔祐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當上了宰相。
崔祐甫拜相後，由於政務繁重，難以應付，推薦時任道州司馬的楊炎為宰相，德宗遂任命其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另以懷州刺史喬琳為禦史大夫、同平章事。不久，崔祐甫患病不視事，喬琳因年邁耳聾被罷相，楊炎實際上獨掌了相權。
楊炎是難得的理財專家，上任伊始就將國家財賦由內庫收歸左藏庫，使國家財賦製度回到了正常的軌道上。接著又主持製定了兩稅法，並頒行於天下，使安史之亂以來唐朝緊張的財政狀況得到較大程度的緩解。但是楊炎心胸狹窄，“專以複恩仇為事”（《資治通鑒》卷226），對觸犯自己的僚佐殘酷打擊，毫不寬容。尤其是他對劉晏的陷害打擊，不僅使劉晏死於非命，而且也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劉晏也是唐朝有名的理財專家，在唐代宗時多建功勳，為朝廷重臣。兩人的矛盾始於代宗時期，當時劉晏任吏部尚書，楊炎為吏部侍郎，兩人不但不能相互配合，反而互相排擠，鬧得不可開交。劉晏久掌國家財政大權，許多重要官員多出其門，具有一定的政治勢力；而楊炎投靠當時的宰相元載，也具有一定的實力。後來，隨著元載的被鏟除，楊炎也被貶為道州司馬，劉晏快意異常，“昌言於朝”，使楊炎對劉晏更加恨之入骨。
劉晏在楊炎重新拜相時任東都、河南、江淮等道轉運使及租庸、鹽鐵等使，仍然掌握著很大的權力。為了打擊劉晏，楊炎倡言恢複舊製，在德宗的支持下，將財權收歸尚書省金部、倉部，罷去了劉晏所任的各種使職，僅保留了左仆射的閑職，取得對劉晏鬥爭的初步勝利。德宗為太子時，傳說宦官劉忠翼與兵部侍郎黎幹陰謀以韓王李迥取代其地位，劉晏也讚同之。後來德宗即位後，便處死了劉、黎二人。建中元年（780）二月，楊炎上奏說劉晏與劉、黎二人為同黨，應該予以嚴處。德宗本來猜忌之心頗重，於是便以劉晏奏事不實為借口，將其貶為忠州刺史。
劉晏不死使楊炎覺得終不為美，於是他起用舊友庾準，任命其為荊南節度使，成為劉晏的頂頭上司。然後兩人一唱一和，共同栽贓陷害劉晏。庾準上奏說劉晏與朱泚有勾結，私自擴大本州之兵，欲拒朝命。德宗不辨真偽，於同年七月派中使到忠州，將劉晏賜死。楊炎沒有料到的是，劉晏之死引起了朝野震動，許多人都認為劉晏身為朝廷重臣，功勞甚大，又沒有證據，殺之無理。麵對這種局麵，楊炎為了把自己解脫出來，遂派遣心腹分別前往諸道，公開的理由是進行撫慰，實則是為自己開脫，把殺劉晏的責任全部推到德宗頭上，說什麼“晏之得罪，以昔年附會奸邪，謀立獨孤妃為皇後，上自惡之，非他過也”（《舊唐書·楊炎傳》）。獨孤妃是韓王李迥之母，立其為皇後就可以動搖德宗的太子地位。此事很快就有人報告給了德宗，並指出楊炎的這種行為就是諉過於皇帝，引起了德宗對楊炎的極大憤慨，從而種下了日後殺楊炎的根苗。
建中二年（781）二月，德宗拜盧杞為相，以牽製楊炎。楊炎不知大禍將要臨頭，反而看不起盧杞，甚至不願與之在中書省共同進食。凡盧杞提出的動議，楊炎必然反對，反之亦然。德宗遂在這年七月，以二相不和為借口罷去了楊炎的相位，改任左仆射。盧杞為了打擊楊炎，起用楊炎的政敵嚴郢為禦史大夫，兩人聯合起來，先查楊炎同黨河南尹趙惠伯之罪，然後誣陷楊炎與趙惠伯同謀，暗蓄異誌，給德宗殺楊炎提供借口。這年十月，德宗貶楊炎為崖州司馬，然後縊殺之。
楊炎死後，盧杞獨掌大權，他結黨營私，排擠正人，是一個非常陰險毒辣的人物。可是德宗卻對盧杞非常賞識，始終信任如一。涇師之變後，李懷光利用德宗對其倚重之機，迫使他貶黜了盧杞。後來德宗還想起用盧杞，因為眾臣堅決反對而作罷。有一次，德宗與李泌談起了盧杞，德宗說：“人們都說盧杞奸邪，可是朕並不覺得是這樣的。”李泌說：“讓陛下不覺得奸邪，這正是他的奸邪之處。如果陛下早就覺得，何至於有奉天之難呢？”其實盧杞正是利用德宗自以為是的弱點，利用皇帝的意圖來實現自己的目的，這是奸臣得寵的一個秘訣。
在這之後，又先後有宰相韓滉、張延賞、竇參等人的專權擅政。其中張延賞危害最大，他力主與吐蕃講和，使唐朝吃了很大苦頭。他還誣陷功臣李晟，說李晟與吐蕃勾結，圖謀不軌。德宗信以為真，致使李晟日夜哭泣，請求出家為僧，德宗雖然不許，卻罷去了李晟的兵權。另外兩個功臣馬燧、渾瑊，因為與吐蕃和議的失敗也失去了皇帝的信任。這三名功臣的相繼失寵，使武臣們非常憤怒，人心離散，不願為唐朝出力。在這種情況下，張延賞被迫辭去相位。德宗無奈，隻好請李泌擔任宰相。李泌拜相時，與德宗相約說：“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如果加害他們，將會導致中外叛亂，大禍立刻臨頭。陛下能誠心對待功臣，功臣自然也就安心，國家有事，他們去征伐，無事在朝中任職，這不是很好嗎？隻要陛下做到這一點，天下就無事了。”德宗答應不害李、馬二人，二人涕泣拜謝。
李泌死後，竇參拜相，竇參被貶後，德宗遂拜兵部侍郎陸贄、尚書左丞趙憬為宰相，當時的宰相還有董晉。德宗雖然拜他們為相，可是又擔心他們弄權，於是又拜竇參的同黨裴延齡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授予大權，以牽製陸、趙等人。此項任命受到了陸贄等人的反對，但德宗的本意並不是任用賢才，而是出於對相臣的猜忌，怎麼會接受他們的意見呢？然而這麼一來，就使朝臣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了。此後，雙方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後來由於陸贄與趙憬不和，趙憬暗中支持裴延齡，導致了陸贄的罷相。裴延齡得意洋洋，做了許多排擠異己的事情。為了阻止裴延齡拜相，陸贄一派的許多人聯合起來，並得到太子李誦的支持，廣造輿論，極論其奸邪，導致裴延齡拜相之事成為泡影。
自陸贄罷相後，德宗對大臣不再相信，索性親自掌握行政大權，官吏選用皆出帝意，中書隻是行文書而已。宰相徒具相名而無實權，並且造成了政體失衡，行政效率低下等許多弊病。尤其是貞元後期，政事混亂，矛盾叢生，社會動蕩，唐朝政治的腐敗與黑暗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