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順宗即位時的情況
（一）德宗諸子
唐德宗共十一子，即長子舒王李誼、第二子順宗李誦、第三子通王李諶、第四子虔王李諒、第五子肅王李詳、第六子文敬太子李、第七子資王李謙、第八子代王李、第九子昭王李誡、第十子欽王李諤、第十一子珍王李。
其中舒王李誼，原名李謨，本是德宗之弟鄭王李邈之子。由於李邈早死，代宗憐惜，贈其為昭靖太子，德宗遂收養李誼為己子，並排行第一。德宗親生之子，則以順宗李誦為長子。第六子文敬太子李也非德宗親生，本是順宗之子，德宗之孫，由於德宗對其特別鍾愛，遂收為己子，排行第六。因此，德宗親生一共九子。
順宗李誦，唐肅宗上元二年（761）正月生於長安大明宮。唐代宗大曆十四年（779）六月，封宣王。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正月，冊立為太子。
（二）順宗即位之爭
李誦是名正言順的太子，在其父死後即位當皇帝本不存在爭議，可是由於李誦自身的緣故，圍繞其即位問題展開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鬥爭。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李誦自唐德宗貞元二十年（804）患中風病，口不能言，行動不便。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病危，“諸王親戚皆侍醫藥，獨上臥病不能侍。德宗彌留，思見太子，涕咽久之”（《舊唐書·順宗本紀》）。由於皇帝與太子均患重病，內外之情不通，朝野一片惶恐，人心不安。同月二十三日，德宗駕崩。於是圍繞著擁立誰當皇帝的問題展開了一場爭論。
按照製度，皇帝死後太子是當然的繼承人，這一點應該是沒有疑問的，但是由於太子李誦患有重病，就為一些人提供了反對他即位的口實。那麼，為什麼會有人反對李誦呢？主要與此時的李誦身邊已經有了一個政治小集團有關。據《順宗實錄》卷1記載：“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王叔文以棋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棋。”同書卷5又載：“（叔文）以棋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間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為上言：‘某可為將，某可為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並有當時名欲僥幸而速進者：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為死交，而淩準、程異等又因其黨而進。”以王叔文、王伾為首的這一批人，他們誌同道合，經常在一起議論國家大事，雖然尚未執掌政事，然一旦太子即位，必然重用自己身邊的人，他們就會一步登天，執掌國家大政，從而對既得利益集團形成威脅。
那麼，哪些人是既得利益集團？關於這一點，《舊唐書·宦官列傳》有詳細記載：“俱文珍，貞元末宦官，後從義父姓，曰劉貞亮……乃與中官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等謀，奏請立廣陵王為皇太子，勾當軍國大事，順宗可之。貞亮遂召學士衛次公、鄭、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儲君詔。及太子受內禪，盡逐叔文之黨，政事悉委舊臣，時議嘉貞亮之忠藎。累遷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廣陵王，即順宗長子李純。可見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就是以劉貞亮為首的宦官集團，他們在德宗時期已經攫取了相當大的權力，如果不設法加以保護，將會喪失殆盡。不過上引的這段史料所述的是順宗已經即位以後的事情，實際上他們的首選計劃是阻止順宗即位，隻是在計劃失敗以後才采取上述擁立李純的行動。
關於順宗即位之爭，《資治通鑒》卷236記載說：“（正月）癸巳，德宗崩；蒼猝召翰林學士鄭、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眾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塚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等從而和之，議始定。次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憂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人心粗安。”這裏沒有明確記載反對立順宗的宦官姓名。當時的宦官大體上分為兩大派，一派即以劉貞亮為首的宦官集團，另一派則是以李忠言為首的東宮係統的宦官集團，後一派絕不會反對立順宗，因為他們是即將上台的利益集團，因此反對者隻能是劉貞亮等宦官。他們當時並未決定擁立廣陵王李純，從“禁中議所立尚未定”一句可知，至於後來擁戴李純，乃是時勢所然，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從“太子知人情憂疑”一句看，太子李誦也深知此乃關鍵時刻，盡管其行動不便，還是勉強扶病而出，召見掌握禁軍兵權的諸軍軍使。上引《資治通鑒》接著記載說：“甲午，宣遺詔於宣政殿，太子縗服見百官；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甲午，指正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德宗死後的次日，就匆忙宣布了遺詔，從而確立了順宗的皇帝地位。然後在丙申日，即二十六日，舉行了登基大典，正式即位於太極宮太極殿。從“衛士尚疑之”，當他們看到真是太子即位後“乃喜而泣”的記載，可知當時的情勢是多麼的複雜，人心的向背是多麼的清晰，這也是當衛次公提出擁立太子即位時，宦官們不敢再提異議的根本原因。
二、所謂“永貞革新”
唐順宗即位之後，以王叔文為首的這個小政治集團果然獲得了重用，執掌了國之大政。不過其掌控大權的方式頗為奇特，關於這個問題，《資治通鑒》卷236記載說：
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宮中施簾帷，獨宦者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辛亥，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為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掌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己用事於中，與相唱和。
《舊唐書·王叔文傳》記載說：
時上寢疾久，不複關庶政，深居施簾帷，閹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議，自帷中可其奏……其日，召自右銀台門，居於翰林，為學士。叔文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請用為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構。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於中書，俾執誼承奏於外。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陳諫、淩準、韓曄唱和。
《順宗實錄》卷4記載說：
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群臣望拜而已，未嚐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為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
同書卷5又載：
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啟、淩準等主謀議唱和，采聽外事。
從以上這些記載可以看出這個小集團在執政過程中的運行模式。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於其首領王叔文還沒有拜相，僅是一名翰林學士，無法名正言順地掌握決策權。
以王叔文為首的這個政治集團在其掌控大政期間到底做了哪些事情？為什麼學術界把他們在這個時期的所作所為稱之為“永貞革新”？這些都是需要認真分析的。總括起來，他們主要做了以下幾方麵的事情：
第一，罷去德宗晚年的一切弊政，如宮市、五坊小兒等；下令蠲免民間對官府的一切舊欠，共計免除了五十二萬六千多貫石匹束；停止地方官和鹽鐵使的月進錢；減江淮海鹽價，每鬥自三百七十文減為二百五十文，減北方池鹽價為每鬥三百文；釋放宮女三百人，女樂六百人，招其親人使領歸之。
第二，召回久被貶黜的陸贄、陽城等人。將忠州別駕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杭州刺史韓皋、道州刺史陽城等人皆調入京師，這些人多為名臣、諫臣，德宗時被貶到地方任職。史載：“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群臣以微過譴逐者皆不複敘用，至是始得量移。”（《資治通鑒》卷236）量移是唐朝的一種製度，即被貶黜的官員在任職達一定年限後，可予以升遷或從偏遠地區調至經濟發達、文化繁榮的地區。
第三，貶黜了殘暴的嗣道王李實。李實是唐朝宗室，在德宗時任京兆尹，為政殘暴，剛愎自用。貞元二十年（804），關中大旱，他不但不設法減輕百姓賦稅，反而對德宗說：“天雖旱，但不影響秋稼。”照舊督征租稅，使百姓生活雪上加霜，很多人甚至拆屋賣田以交納賦稅。皇帝頒詔減免賦稅，可是李實照樣征收，下屬官吏因征收不力而被殺者達數十人。因此，百姓和官吏對其恨之入骨，他被貶為通州長史後，“市人爭懷瓦石邀劫之，（李）實懼，夜遁去，長安中相賀”（《新唐書·李實傳》）。
第四，奪取國家財政大權。任王叔文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杜佑為正使，實際權力卻掌握在王叔文手中。之所以任命杜佑，是因為杜佑乃是著名的理財專家，假借其名以服眾心而已。
第五，謀奪宦官禁軍兵權。任命宿將範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韓泰為行軍司馬，希望能夠將宦官掌握的部分禁軍兵權奪過來。當時，神策軍分駐於禁苑及京西北諸鎮，駐在京西北的這部分神策軍的指揮部設在奉天。可是守邊的神策諸將卻不願意交出兵權，他們紛紛上報神策中尉，宦官們起初也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至此才醒悟，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遂下令諸將曰：“無以兵屬人。”（《資治通鑒》卷236）範希朝等到達奉天後，諸將皆不來拜見，致使奪取宦官兵權的計劃流產。
王叔文集團的以上作為，主要是針對德宗時期的弊政所采取的一係列措施，改革的力度雖然不算很大，但卻使唐朝的政治出現了一些新氣象，也頗得民心的擁戴。然學術界中的一些人把這一切稱之為“永貞革新”，就有些不大確切了。至於說王叔文集團“代表庶族地主階級的新興力量”，與他們作對的則是“宦官藩鎮豪族地主階級的舊勢力”，則更是無稽之談。還有人說王叔文集團內抑宦官，外製藩鎮，也都是不確切的說法。
首先，“永貞革新”這種提法就很不準確。因為唐順宗自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六日即位，到八月四日禪位於太子，退而為太上皇，第二天才以太上皇的名義改元永貞。而王叔文集團的上述活動都是在這之前進行的，其時年號為貞元而非永貞，就算是革新，也不應叫“永貞革新”，而應叫“貞元革新”。
其次，眾所周知，在唐代，門閥政治早已不存在了，之所以還有人提什麼士族、庶族，無非是指一些家族在曆史上曾為士族，而一些家族在曆史上則為庶族，並不表示這些家族在唐朝實際地位的高低，因此討論唐代的庶族與士族問題並無多少實際意義。至於豪族更是現代新詞，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與“土豪”是同義詞，屬於庶族地主的範疇。既然如此，再侈談什麼一方代表庶族地主新興力量，另一方代表豪族地主舊勢力，就沒有任何意義。
再次，說王叔文集團內抑宦官的話也不準確，因為這個集團中也有大宦官李忠言作為主要骨幹，後來王叔文因母亡將要去職時，竟去乞求宦官劉貞亮、劉光琦等，希望他們能夠進一言，起用王叔文為相或者總領北軍。可見這個集團並不反對所有的宦官，隻是反對那些危害自己利益的宦官集團。至於說這個集團抑製藩鎮，更是沒有什麼史料依據的說法。
盡管這個政治集團並沒有在曆史上做出多大的貢獻，但是在舊史官眼中，對他們的作為已經難以忍受了，無論是《資治通鑒》，還是新舊《唐書》，無不進行嚴詞譴責。當然這些都是舊史官的一種偏見，已經受到了一些學者的批評，如宋人範仲淹就批評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河東先生集·附錄卷下》）明末清初大學者王夫之也說：“自其執政以後，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貶李實，召陸贄、陽城，以範希朝、韓泰奪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亂政，以快人心、清國紀，亦雲善矣。順宗抱篤疾，以不定之國儲嗣立，諸人以意扶持而冀求安定，亦人臣之可為者也。”（《讀通鑒論》卷25《唐順宗》）這些都是比較公正的看法。
三、順宗之死
（一）二王八司馬
王叔文集團對大權的把持引起了德宗所任用的舊人舊臣的極大不滿，這些人中除了劉貞亮、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等一批宦官外，還包括了數位宰相在內。順宗即位後，宰相共有五位，除了韋執誼外，還有賈耽、杜佑、鄭珣瑜和高郢等四位，這四位都不是順宗任命的宰相，而是德宗時拜的相。《順宗實錄》卷2記載了一事，詳情如下：
（貞元二十一年三月）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慚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箸以待。有報者雲：“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閣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複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仆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
據此可知，五位宰相中除韋執誼外，其餘四相均對王叔文集團不滿，隻是有的態度比較堅決，有的比較和緩而已。除此之外，還有一批大臣也都對王叔文集團不滿，如太常卿杜黃裳、兵部尚書王紹、禦史中丞武元衡、倉部員外郎孟簡、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授、西川節度使韋皋、翰林學士衛次公、李程、鄭等。反對派勢力如此之強，是王叔文集團不能長久執政的根本原因。還有一點應該引起重視，即順宗長子廣陵王李純，此人即後來的唐憲宗，他也是堅決反對王叔文集團的一個人物，而且是一個關鍵人物。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由於順宗久病不愈，反對派便以此為借口，主張早立太子，以製約王叔文集團。史載：“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啟上召翰林學士鄭、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製。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不複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癸巳，立淳為太子，更名純。”（《資治通鑒》卷236）時在貞元二十一年三月。可見在立太子這件事上，兩派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廣陵王被立為太子是反對派的第一個勝利，王叔文預感到前途不妙，又無力反製，隻能吟杜甫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顯示出其無可奈何的情緒。此後反對派便團結在太子旗下，向王叔文集團展開了鬥爭。
反對派的第二步行動便是對王叔文的權力進行限製。這年五月，劉貞亮等宦官以王叔文已任戶部侍郎兼度支、鹽鐵轉運副使的名義，設法免去了其所任的翰林學士一職。翰林學士屬於內職，可以入宮參與機密大事的議決，正因為如此，“叔文見製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資治通鑒》卷236）後來在王伾的再三請求下，才允許王叔文每三五日一入翰林院，但學士之職還是被罷去了。
反對派的第三步便是利用外臣製約王叔文集團。西川節度使韋皋求兼領三川之地，即劍南東川、劍南西川和山南西道，被王叔文拒絕。於是韋皋便上表請求太子監國，同時又上書太子，指斥王叔文、王伾、李忠言等專權誤國，請求太子出麵上奏皇帝，貶逐三人。接著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又相繼上表，內容與韋皋相同。韋皋的上表極大地鼓舞了反對派的士氣，史載：“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資治通鑒》卷236）極大地增強了反對派的勢力，形勢對王叔文集團更加不利。
第四步利用王叔文母喪徹底罷去其本兼職務。這年六月，王叔文之母突然死亡，按照唐製，王叔文必須丁憂去位。王伾等謀劃為其起複重新任職，本打算任以威遠軍使、同平章事，三上其疏，都沒有結果，於是王伾隻好稱病不出。其集團骨幹陳諫被趕出朝廷，外任河中少尹。至此，王叔文集團大勢已去，失敗的命運已不可避免了。
第五步請太子監國，以便徹底鏟除王叔文集團。反對派深知隻有請太子監國，執掌軍國政事，才能徹底鏟除王叔文集團。早在這年四月，杜黃裳勸其女婿宰相韋執誼率群臣奏請太子監國，遭到韋執誼的拒絕。六月，韋皋再一次奏請太子監國。王叔文丁憂罷職後，大宦官劉貞亮等又屢次請求太子監國，順宗不得已，隻好同意。與此同時，劉貞亮等還推薦杜黃裳、袁滋為宰相，進一步控製了大權。八月四日，順宗退位，自稱太上皇，太子即皇帝位，史稱唐憲宗。
憲宗的即位，標誌著王叔文集團的徹底失敗。八月六日，貶王叔文為渝州司戶，王伾為開州司馬。次月，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為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曄為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為邵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為連州刺史。反對派認為對他們的處罰還不夠大，於是再貶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曄為饒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陳諫為台州司馬，淩準為連州司馬，程異為郴州司馬，韋執誼為崖州司馬，合稱“二王八司馬”。
王叔文集團執政前後七個月時間，由於缺乏堅實的社會根基，所依靠的僅是一位身患重病的皇帝，麵對勢力強大的反對派，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二）順宗駕崩之謎
順宗退位以後，移居到興慶宮。在這裏僅僅居住了五個半月，就於唐憲宗元和元年（806）正月十九日死於興慶宮鹹寧殿，終年四十六歲。
關於順宗的死，史書僅記其“崩”或“晏駕”，並沒有記載因何而亡，因此便引起了後人的疑慮。
唐人李複言撰《續玄怪錄》一書，其中有《辛公平上仙》一篇，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曾撰《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一文，認為篇中所說的“上仙”即被殺的皇帝乃是唐憲宗，然黃永年先生卻認為應是指唐順宗，見其所撰《〈辛公平上仙〉是講憲宗抑順宗》一文，現將《辛公平上仙》的主要內容簡介如下：
洪州高安縣尉辛公平與吉州廬陵縣尉成士廉同居於泗州下邳縣，於元和末一同入京參選，在途中遇一綠衣吏，名叫王臻，相見甚歡。行至閿鄉，王臻告訴他們說，自己乃是一陰吏，前來迎天子上仙者，即迎接將要死去的皇帝，並說與自己隨同而來的，有甲馬五百、將軍一人。一路走來，行至灞上，王臻遂告訴辛公平，可以觀看一個非常場麵，成士廉由於命薄，所以不可觀也。
到了約定的那天夜裏，辛公平前往灞西古槐下，見王臻乘馬隨一隊甲馬而來，引辛公平見一大將軍，身長丈餘，壯貌甚偉，遂一同進入長安通化門。來至大明宮光範門，入門後直至宣政殿，各路人馬從諸門而入。將軍金甲仗鉞，立於殿下，跟隨而來的軍卒五十人，皆手執兵器，環立於殿庭四周，以備非常。殿上正在舉行宴會，歌舞正歡，燈燭輝煌。三更四點，有一人手執金匕首，長尺餘，拱送於將軍之前，說：時間已到。將軍走到皇帝的禦座後，跪獻匕首。皇帝感到頭眩，音樂驟停，扶皇帝入西閣，久之未出。將軍催促道：“升雲之期，難違頃刻，上既命駕，何不遂行！”裏麵回答說：“皇帝正在沐浴，事畢就可上路。”一會兒，隻見皇帝乘碧玉輿，由身穿青衣之士六人抬下殿來。將軍上前迎接，宮內官員及門吏莫不嗚咽，與皇帝告別，不忍離去。過宣政殿，前有二百騎兵開道，後有三百騎士跟從，如風如雷，颯然東去，出望仙門。
將軍命王臻送辛公平返回，來到成士廉所居之處，告別而去。原書寫道：“（辛公平對此事）秘不敢泄。更數月，方有攀髯之泣……元和初，李生疇昔宰彭城，而公平之子參徐州軍事，得以詳聞。故書其實，以警道途之傲者。”
以上簡要地敘述了《辛公平上仙》一文的故事梗概，可以看出這是以小說的形式描寫一位唐朝皇帝的死亡情況。從小說中所述的情節看，這位皇帝顯然是非正常死亡，從而引起了後世研究者的興趣。
陳寅恪先生的文章認為此篇小說是“假道家‘兵解’之詞，以紀憲宗被弑之實”。從篇首“元和末”三字來看，陳先生的觀點似乎是很有道理的。但黃永年先生的文章指出，在小說末尾有“元和初”的字樣，又說明其所敘的皇帝絕不會是唐憲宗，而隻能是唐順宗。另外，從“更數月，方有攀髯之泣”一句看，也不似指唐憲宗，而應是指唐順宗。“攀髯”是一典故，是說有龍下迎黃帝，黃帝騎龍而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持龍髯跟隨而去，實指皇帝之死。何以既兵解上仙，卻要“更數月”，即過了數個月後“方有攀髯之泣”呢？從順宗晚年的情況看，他於貞元二十一年（805）八月退位當了太上皇，元和元年（806）正月十九日駕崩，正好相隔數月。這期間除了元和元年正月一日，百官赴興慶宮朝賀，並向太上皇上尊號外，再沒有見到順宗活動的任何記載。很可能因此而產生順宗早在退位後不久即被殺害的傳說，而在元和元年正月一日赴興慶宮朝賀並上尊號隻不過是製造出來的煙幕而已，李複言根據此傳說遂寫下了這篇《辛公平上仙》。因為順宗早在退位當太上皇時已被殺死，所以“更數月”，即到元和元年正月十九日才公布死訊。
而憲宗臨死時的情況與此情節完全不符，他死於元和十五年（820）正月二十八日，而在這月二十五日，憲宗還在麟德殿召見義成軍節度使劉悟，與“更數月，方有攀髯之泣”的寫法不符。
至於《辛公平上仙》篇首所雲的“元和末”，黃先生認為隻是“貞元末”之誤。何以“貞元”會誤為“元和”呢？則與宋人避諱有關，“貞元”之“貞”是宋仁宗趙禎的嫌名，照例可以改為“正”，“無如書棚本隻是不甚謹嚴的坊刻，何況刻的又是無關緊要的前朝小說，於是轉而采取了把‘貞元末’改成‘元和末’的辦法，不曾想到會和篇末的‘元和初’發生衝突。這種改‘貞元’為‘元和’的例子在書棚本《續玄（幽）怪錄》裏並不止一處”。這些觀點都是很有道理的。
持此觀點的並不僅此一家，王汝濤所撰的《唐代小說與唐代政治》一書（嶽麓書社，2005年）中收有一篇名為《宦官殺皇帝的秘錄探微——讀〈辛公平上仙〉》的文章，也持這種觀點，並且進而認為是宦官殺害了唐順宗。
四、元和中興
（一）聚集財賦
唐憲宗在唐朝的皇帝中是一位有作為的皇帝，他在位期間經過努力，在削除跋扈藩鎮方麵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使中央政府的威望空前提升，因為其年號為元和，史稱“元和中興”。
憲宗親眼目睹了其祖父德宗統治時期藩鎮跋扈囂張的情況，決心鏟除這些跋扈藩鎮。他深知如果沒有充足的財力支持，欲想達到這一目的是根本不可能的。於是他首先整頓了財政體係，將德宗時期收入宮中貯於“別庫”的資財全部轉歸國家正庫即左藏收管，統一調節支用，以備急需。接著他又加強了對江淮財賦的整頓，接受杜佑的推薦，任命李巽為鹽鐵轉運使掌管此項工作。李巽非常稱職，史稱“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資治通鑒》卷237）。另據《冊府元龜》卷493《邦計部·山澤》載：元和元年（806），收入糶鹽虛錢1128萬貫；元和二年，收入13057300貫；元和
唐憲宗像三年，收入達17815807貫。可見李巽對財稅的整頓還是頗有成效的。在元和初年，地方稅收分為三部分，即上供、送使、留州。元和四年（809），宰相裴垍建議改革賦稅製度，主張諸道節度、觀察使府所需用，就地征取使府所在州的賦稅，如仍不夠支用才可以征收管內其他州縣的賦稅，並且規定“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舊唐書·裴垍傳》）。這一政策實施後，使得諸道管內支郡的送使錢物全部上交給了中央財政，對加強中央財政實力，削弱諸道財力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憲宗在即位之初曾頒詔罷諸道進奉，但實際情況卻是諸道進奉從未間斷過。元和三年（808），原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入京述職，同時進奉財物。禦史中丞盧坦彈劾說他們違詔進奉，應給予處罰。憲宗卻認為自己已經赦其罪，不可失信。盧坦不同意憲宗的說法，堅持認為應該維護皇帝詔敕的大信，而不應拘泥口頭小信，迫使憲宗將進奉的財物交出，轉歸度支庫收藏。此後，凡有藩鎮進奉，憲宗大都照收不誤，如果有人反對，充其量將其轉交國家庫藏收管而已。關於憲宗接收諸道藩鎮進奉錢財的次數及收取的數額，《冊府元龜》卷169《帝王部·納貢獻》有較詳的記載，就不一一列舉了。需要指出的是，憲宗的這些行為雖然有增強中央政府財力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諸道對百姓的盤剝。
為了籌措充足的財力，憲宗除了廣開財源外，節流省用也是其采取的措施之一。元和初期，他多次拒絕了四方藩鎮進貢的歌舞伎樂，認為這類人過多，將會消費巨額的資財，“豈可剝膚搥髓，強娛耳目焉”（蘇鶚《杜陽雜編》卷中）。他曾經與宰相李藩論及足用與節儉的關係，李藩認為足用來自於節儉，並且說皇帝如果不以珠玉為貴，專心號召百姓廣植農桑，發展生產，那麼奇技淫巧也就沒有市場了。百姓富足，陛下豈有不富足的道理？反之，百姓饑寒交迫，陛下要富足又怎麼可能做到呢？憲宗非常讚同李藩的觀點，說：“儉約之事，是我誠心；貧富之由，如卿所說，唯當上下相勖，以保此道。”（《舊唐書·李藩傳》）
（二）武力平定叛鎮
在中央政府擁有了充足的財力後，憲宗開始對跋扈藩鎮發動了一係列的戰爭，並且接連獲得勝利，與德宗時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首先平定的是西川劉辟之亂。劉辟本是西川節度使韋皋部下的支度副使，韋皋突然暴卒，劉辟不待朝廷之命便自稱留後，進而慫恿部下聯名上表，要求任命他為西川節度使。憲宗為了解決德宗姑息藩鎮的問題，自然不能同意劉辟的請求，他於貞元二十一年（805）十月任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召劉辟回京任給事中，劉辟拒不奉詔。在如何對付劉辟的問題上，朝廷內部意見分歧，為了解決分歧，爭取解決叛亂的時間，憲宗於這年十二月答應劉辟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暫時將他穩住。然後任命右諫議大夫韋丹為劍南東川節度使，籌備討伐劉辟的戰事。元和元年（806）正月，劉辟得寸進尺，公然要求兼領三川，在遭到拒絕後，派兵攻打梓州，囚禁原東川節度使李康，公開叛亂。在這種情況下，憲宗力排眾議，任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為統帥，宦官劉貞亮為監軍使，率大軍征討劉辟。官軍分路通過斜穀和駱穀道，克服了道路險阻，順利入川。經過一係列的戰役，終於擊敗劉辟的軍隊，攻占成都，劉辟倉皇逃竄，被追上俘獲，押送長安，斬首示眾。從元和元年正月二十三日下詔討伐，至九月二十一日攻破成都，前後用時不滿九個月，就取得了討伐跋扈藩鎮的第一場勝利。
永貞元年（805）八月，夏綏節度使韓全義自請入京朝覲，以其外甥楊惠琳為夏綏留後。元和元年（806）三月，憲宗另行任命神策軍將李演為夏綏銀節度使，並令韓全義致仕。楊惠琳聞訊，勒兵抗拒，在夏州（今陝西靖邊北白城子）自稱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上表請求出兵討伐叛亂，憲宗遂命嚴綬為統帥，調發河東、天德的軍隊聯合進攻。當月，楊惠琳被其部將張承金斬殺，傳首京師，楊惠琳之亂很快就平定了。
鎮海軍（治所潤州，今江蘇鎮江）節度使李錡先前因為解除其所兼任的鹽鐵轉運使而鬱鬱寡歡，西川、夏綏被平定後，李錡迫於形勢，上表請求入朝。憲宗同意了他的請求，任其為左仆射，並遣中使至京口（今江蘇丹徒）慰撫將士。李錡表麵上裝出願意歸朝的樣子，命其判官王澹為留後，主持軍政，實則無歸朝之意。王澹與監軍多次催促，李錡大怒，唆使部下軍卒數百人殺死王澹及牙將趙錡，並將監軍囚禁起來。元和元年（806）十月，李錡又命部將五人分赴管內五州，令他們殺死五州刺史。憲宗聞訊後，嚴令李錡歸朝，李錡不聽，於是便下詔削去其官爵和屬籍。所謂削去屬籍，是指將其從宗室籍中除名。又任命淮南節度使王鍔為統帥，調發宣武、義寧、淮南、宣歙、江西、浙東等道軍隊，聯合進剿。在官軍的強大壓力下，李錡部下將領人心思變，其部將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率三千軍隊倒戈，與李錡外甥裴行立聯合，包圍了李錡的住所，抓獲李錡，押送長安。十一月，與其子一同斬殺於長安，並將其家財充作當年浙西百姓的賦稅，獲得了民心的擁戴。
元和四年（809）十一月，淮西節度使（治所蔡州，今河南汝南）吳少誠病死，申州刺史吳少陽偽造吳少誠的遺書，自稱節度副使、知軍州事。憲宗此時正忙於討伐成德節度使王承宗，遂任命吳少陽為節度留後，不久又正式任命其為節度使。元和九年（814）閏八月，吳少陽病死，其子吳元濟隱瞞不報，自任為節度留後，並發兵攻略周圍州縣，屠殺百姓，搶掠財物，發動了旨在對抗中央的軍事叛亂。十月十八日，憲宗任命嚴綬為申、光、蔡招撫使，督率諸道軍隊討伐淮西鎮，並下詔削去了吳元濟一切官爵。
討伐淮西的戰爭進行得並不順利，由於統帥嚴綬缺乏才略，指揮不力，戰爭打了五個多月而戰績平平，諸道軍隊十數萬齊集淮西境上，互相觀望，不願出力，隻有忠武節度使李光顏有所進展，斬敵數千，取得了小勝。正在憲宗調整部署，準備再戰之時，京城中卻發生變故，致使憲宗不得不中斷部署。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吳元濟為了對抗官軍，遂向淄青節度使李師道求援。李師道認為朝廷堅決削平藩鎮，全是出於宰相武元衡的主張，於是決定刺死他，以幹擾朝廷平藩的決心。他夥同王承宗擬定了暗殺計劃。
元和十年（815）六月三日，武元衡照常帶家人兩名，騎馬從靖安坊的家中出發赴早朝。主仆三人走出坊東門不遠，突然從街邊水溝的樹後躥出一人，一箭射倒了一個仆人，另一刺客從樹後閃出，用大棒猛擊武元衡的左腿，並將另一馬夫擊倒。然後刺客把武元衡掀下馬來，割下了頭顱，從容逃走。當眾人聽到武元衡仆人的呼救後紛紛趕來，發現武元衡倒在其宅東北角坊牆之外的血泊中。此事極大地震動了長安全城，憲宗聞訊下令免除當日早朝，並召其他宰相商議對策。正在這時，又傳來消息，主戰的禦史中丞裴度上朝時，在通化坊門也遭到刺客的襲擊，傷勢頗重。武、裴二人的被刺使京城人心惶恐不安，各城門戒備森嚴，宰相出入皆由金吾衛騎士護衛，朝廷其他官員也多帶家仆兵仗自隨，以備不虞。不過這種暗殺活動並不能阻止憲宗將平定藩鎮的戰爭進行到底，不久，憲宗正式拜裴度為相，並命裴度赴前線督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