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一年（816），淮西前線的戰事仍然不能使人滿意，作為諸軍行營都統（即統帥）的宣武節度使韓弘並不積極作戰，史載：韓弘“常不欲諸軍立功，陰為逗撓之計。每聞獻捷，輒數日不怡”（《舊唐書·韓弘傳》）。與此同時，對成德王承宗的作戰也是令人憂心的，諸道軍隊互相觀望，逗留不進。正因為如此，朝廷中言和罷兵的主張再度而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叛鎮的作戰。為了盡快討平淮西，憲宗決定集中兵力，全力拿下吳元濟，然後再對付王承宗。次年八月，裴度前往前線督戰，憲宗親自餞行。裴度除了調集糧餉，保證軍需供應外，還調整了軍事部署，北線作戰主要由李光顏指揮，南線則主要歸李愬指揮。李光顏感裴度知遇之恩，對淮西軍隊發起了猛烈的進攻，迫使吳元濟把軍隊主力調至北線，全力抵禦官軍進攻，這就為李愬雪夜襲取蔡州創造了條件。
李愬是唐朝名將李晟的兒子，經裴度推薦代替高霞寓出任唐鄧節度使。他經過充分的準備後，於元和十二年（817）十月十五日夜，親率精兵九千，以降將李祐為先鋒，冒雪悄悄向蔡州進發。深夜官軍急行軍七十裏，到達蔡州城下，而敵軍卻絲毫沒有覺察。李祐親自攀緣登城，軍士隨後跟進，然後打開城門，迎接其餘軍隊入城。黎明時，官軍已經包圍了吳元濟的牙城，吳元濟還以為是囚徒暴動騷擾。當他看到官軍的旌旗後，知道大事不妙，急登城拒戰，妄圖堅守待援。官軍急攻，並且燒毀了牙城南門，吳元濟見南門失守，而援軍卻遲遲不至，隻好束手就擒，投降了官軍。十一月一日，吳元濟被押送到長安，徇於兩市，斬於長安城中獨柳樹下。
至此，曆時三年多的平定淮西叛鎮的戰爭終於結束了。此戰的勝利極大地震動了全國，各地藩鎮紛紛表示願意效忠於朝廷，如成德王承宗獻出德、棣二州，請求向朝廷輸納賦稅，由朝廷任命官吏，並且把兩個兒子王知感、王知信作為人質送到了長安。數年後，憲宗又命諸道出兵討伐淄青鎮李師道，將其斬首，以其地分為三鎮。所有這一切標誌著元和中興局麵的出現。
（三）和平解決魏博鎮
魏博鎮在河北三鎮中位於最南部，南臨黃河，北鄰成德鎮，統魏、博、相、衛、貝、澶六州之地，治所在魏州（今河北大名東）。自安史平定以來，魏博鎮為田承嗣所占據，自擅賦稅，委任官吏，不遵朝命。田承嗣之後，先後由田悅、田緒、田季安統治。元和七年（812）八月，田季安病死，諸將擁立其幼子田懷諫為節度留後。
在如何對待魏博鎮的問題上，朝廷內部有不同的意見。宰相李吉甫主張乘田懷諫年幼無知之機出兵討伐；另一宰相李絳卻認為不必用兵，待魏博內部發生變化，可不戰而自歸。憲宗綜合了兩位宰相的意見，權衡利弊，決定一麵派義成節度使薛平集中兵力，訓練士卒，嚴陣以待；一麵靜觀其變，相機而動。
就在此時，魏博內部的局勢卻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由於田懷諫年幼，軍政大權落到家童蔣士則手中。蔣士則擅自調動守邊將領，引起了其他將領的不滿，而朝廷陳兵境上，任命田懷諫為節度使的詔命也遲遲不至，使人心更加惶恐。在這種情況下，各位將領把希望寄托在牙軍兵馬使田興身上。田興是田承嗣的侄子，幼讀儒書，頗通兵法，處事穩重，在軍中頗有威望。一天清晨，田興赴軍府議事，數千軍士環繞跪拜，懇請他出任節度留後，噪呼之聲震於軍府。田興認真考慮後，決定接受大家的請求，他和士卒約定，不得侵害田懷諫，遵守朝廷法令，奏請朝廷任命官吏。然後，他率軍士誅殺了蔣士則等十餘人，將田懷諫遷於別府，上奏朝廷，請求處置。
憲宗接到奏報後，迅速做出反應。他一麵派使者赴魏州宣撫，一麵任命田興為禦史大夫、魏博節度使，並賜名弘正。
在如何賞賜魏博將士的問題上，朝廷內部又有不同意見的爭執。李絳主張拿出一百五十萬貫錢重賞魏博將士，以顯示朝廷的寬宏大度和皇恩浩蕩。但李吉甫與一些宦官卻認為如此重賞必然會嚴重削弱朝廷的財力，從而影響對其他叛亂藩鎮的討伐，主張適當賞一些就可以了。李絳堅決反對這種目光短淺的做法，他向憲宗指出：田興自願歸順朝廷，是朝廷多年來少遇的大事，如果朝廷過分看重這一百五十萬貫錢物，將會使六州百姓再生離變，實在是非常痛心的情況。此外，錢財乃身外之物，用去了還可以再設法取得，如果失去了機會，將追悔莫及。假如朝廷出兵十五萬，花一年時間攻克，這已經是相當神速了，預計軍費至少要三百萬貫。此後還要賞賜立功將士，這些尚未計算在內。朝廷賞賜魏博和用兵討伐的費用孰多孰少就非常清楚了。憲宗認真權衡以後，最終采納了李絳的建議。
這年十一月，憲宗派當時尚為知製誥的裴度前往魏博宣慰，魏博百姓對朝廷威儀非常生疏，當使團到達魏州時，全城百姓空巷而觀，場麵空前熱鬧。裴度代表朝廷曉諭魏博將士嚴守國家法令，維護地方治安，然後將所帶的一百五十萬貫錢物分賜給全軍將士，並宣布免除魏博所屬六州賦稅一年。史載：“軍士受賜，歡聲如雷。”（《資治通鑒》卷239）裴度還給田弘正講解了君臣上下禮儀，田弘正又請裴度遍至所轄州縣，以宣示朝廷命令。為了取信於朝廷，田弘正奏請朝廷任命節度副使，憲宗遂任命戶部郎中胡證為魏博節度副使。同時，田弘正又將下屬各地所缺官員九十名上報朝廷，請求任命，並要求按照國家法令輸納賦稅。憲宗一一準奏。至此，魏博鎮完全歸順了朝廷。
與此同時，成德、淄青、盧龍等方鎮也紛紛派說客來到魏州，勸說田弘正繼續奉行“河朔故事”，與朝廷對抗。田弘正不聽。淄青李師道還派人遊說宣武節度使韓弘，聯合起來攻打魏博，遭到韓弘的拒絕。可見魏博的歸附在當時影響之大，引起了方方麵麵的極大震動。
魏博歸順朝廷打破了河北三鎮的割據聯盟，為唐朝中央進一步削除割據藩鎮統一全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同時，朝廷對魏博的優賞，也不同程度地加劇了那些跋扈藩鎮內部的分化與矛盾。這些藩鎮的將士看到魏博將士收受重賞，皆曰：“倔強者果何益乎！”（《資治通鑒》卷239）魏博鎮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北控鎮冀，東拒淄青，南扼宣武，具有非常重要的軍事意義。且魏博鎮兵力強大，戰鬥力強，即使在河北三鎮中也是位居翹楚，因此它的歸順不僅使朝廷減少了一個強大的敵手，而且還極大地增強了朝廷的軍事力量，從而有利於朝廷削平其他跋扈藩鎮的軍事鬥爭。
五、對宦官的重用與防範
（一）有限的防範
唐憲宗在即位之初，由於他的太子地位的獲得以及後來取代順宗登上了皇帝寶座，都與宦官不無關係，因此，使得他不得不對這些先朝宦官采取寬容的態度，而這些人也借擁立之功竭力擴大權勢，他們的爪牙分布在朝廷各機構及地方各級政府中，憲宗對這一切都聽之任之，隱忍不發。如劉貞亮在任高崇文監軍時，當時劉辟放回了被俘的東川節度使李康，劉貞亮沒有奏請皇帝同意，就將其斬首。李康乃是封疆大吏，即使有失地喪師之罪，也應由朝廷處置，對於劉貞亮的這種行為，史稱“故以專悍見訾”（《新唐書·劉貞亮傳》）。憲宗不僅沒有譴責劉貞亮，反而累遷其為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死後贈開府儀同三司。待平定西川、夏綏、浙西等鎮的叛亂後，憲宗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經穩固，遂對宦官采取了一些分化、打擊的措施，使得宦官勢力處在自己能夠控製的範圍之內。
如呂如全也是擁戴憲宗為太子的宦官之一，憲宗即位後，他曆任內侍省內常侍、翰林使，後來因為擅自取用樟木修建自家宅第，被憲宗剝奪了官職，押送東都獄，行至閿鄉縣自殺。又一宦官郭旻因飲酒大醉，觸犯夜間禁令，被憲宗下令杖殺。五坊宦官朱超晏、王誌忠放縱鷹人入民家勒索，被重杖二百，奪職。由是宦官們莫不畏懼，不敢輕易犯禁。
對一些敢於對抗宦官勢力的朝官，憲宗有時也能予以支持，不使宦官勢力過分坐大。如元和四年（809），左神策軍吏李昱曾向長安富人借錢八千貫，時已三年卻抵賴不還。富人無奈，便將其告到京兆尹許孟容那裏。許孟容核實情況後，下令將李昱拘捕囚禁，限期還錢，並說如果逾期不還，依律處死。此事震動了宦官高層，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將此事報告了憲宗。憲宗派中使宣旨，命令許孟容將李昱移交神策軍處置。許孟容抗旨不交，並且態度堅決地說：“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合為陛下彈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舊唐書·許孟容傳》）憲宗也自知理虧，隻好同意了許孟容的意見。此事極大地打擊了宦官及京中豪強的氣焰，使許孟容的威望大增。
再如嶺南監軍使許遂振貪暴橫行，經常幹擾節度使楊於陵正常行使權力，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楊於陵潔身自好，廉潔奉公，抵製了許遂振的要求。許遂振大怒，遂於元和五年（810）向憲宗誣告楊於陵。憲宗信以為真，決定召楊於陵回京，置於閑散之地。宰相裴垍卻堅決反對這麼做，他麵見憲宗說：“隻憑許遂振一麵之詞就貶黜封疆大吏，恐難以服眾。”後來憲宗查明事實，任命楊於陵為吏部尚書，將許遂振處死。
羽林大將軍孫向大宦官弓箭庫使劉希光行賄二十萬貫（一說二萬貫），希望能夠獲得節度使之職。此外，劉希光還每年接受朔方節度使管轄下的靈武庫衣糧六十萬。事情敗露後，憲宗遂將劉希光處死，並籍沒了其全部家產。
唐憲宗對宦官的打擊實際上是非常有限度的，更多的還是縱容和重用。他打擊宦官是為了控製其勢力不至於過分擴大，以至於危害到皇權；他縱容和重用宦官，是因為他從心底裏認為宦官還是比朝官可靠。有一次憲宗與李絳談起了宦官問題，李絳認為他們晝夜隨侍在皇帝身邊，花言巧語，迷惑皇帝，製造事端，並認為“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可是憲宗並不以為然，他說：“此屬安敢為讒！就使為之，朕亦不聽。”後來憲宗的親信宦官吐突承璀因受賄被貶到淮南任監軍，事後憲宗得意洋洋地對李絳說：“此家奴耳，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資治通鑒》卷238）正因為宦官與皇帝是家奴與主人的關係，所以才比皇帝與朝官的關係更加親密，這就是皇帝願意重用宦官的根本原因，也是憲宗雖然對宦官也進行一些限製，但卻比較有限的一個重要原因。憲宗自認為家奴去之甚易，是其敢於大膽使用宦官的思想根源，可是他沒有想到的是，一旦家奴權力大到主人無法控製時，便會造成極大的危害，甚至會威脅到主人的生命安全。
（二）縱容閹宦
有關唐憲宗縱容宦官為惡的記載，可以說比比皆是。早在元和初年，憲宗就頻頻派宦官外出辦事，由於一些地方官對宦官非常痛恨，多加以摧抑，使得憲宗十分惱火，認為這是對皇權的冒犯與挑釁，在處理此類案件時，往往對宦官百般庇護，而對朝官則進行殘酷打擊。如元和五年（810）正月，東台監察禦史元稹因擅自令河南尹房式停職反省，被召回長安。途經華陰敷水驛（今陝西華陰境內）時，元稹先到，遂被安排在上廳居住。宦官劉士元（一說仇士良）後至，見元稹已占上廳，大怒，將其趕了出來。元稹來不及穿鞋，隻穿著襪子，躲往廳後，劉士元還不罷休，追上前去，打傷了元稹的臉部。此事一直鬧到長安，憲宗不問青紅皂白，下令貶元稹為江陵府士曹參軍，而對劉士元卻未動毫發。這件事情在朝廷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翰林學士李絳、崔群、白居易紛紛上奏，表示不滿。其中白居易言辭最為激切，上表指出：“況聞士元蹋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禦史無過，卻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淩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為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舊唐書·白居易傳》）把問題說得如此透徹，然憲宗仍然不聞不問，堅持將元稹趕出了朝廷。
元和九年（814）冬，有一位五坊小使到華州下邽縣放鷹，縣令裴寰給其安排了館舍，但卻沒有迎送。這位小宦官認為縣令有意怠慢，回京後遂向憲宗誣告裴寰，說他口出狂言，態度傲慢，有意褻瀆皇帝權威。憲宗大怒，下令將裴寰捉拿下獄，欲以大不敬罪論處。宰相武元衡再三開導，憲宗依然不聽。禦史中丞裴度也極言裴寰無罪，憲宗怒曰：“如卿言，裴寰無罪，則當決五坊小使；小使無罪，則當決裴寰。”裴度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為令長，愛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罪之！”（《冊府元龜》卷546）憲宗這才逐漸消除了怒氣，將裴寰釋放回縣。
翰林學士李絳因此前多次向憲宗進諫，指斥宦官，引起了宦官們的不滿。於是他們設法任命他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即掌管戶部的工作。此事表麵上看似乎是給李絳升了官，但實際目的卻在於將他從皇帝身邊調走，以免幹擾或阻撓他們的行動。後來，憲宗又拜李絳為同平章事，當上了宰相。李絳與大宦官吐突承璀矛盾甚大，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統兵征討成德鎮王承宗時李絳反對，後來吐突承璀久征無功，返回京師時，又是在李絳的堅決主張下將其貶為軍器使，後又任淮南監軍使。元和九年（814）二月，憲宗罷去了李絳的相位，接著又把吐突承璀從淮南召回，重任左神策中尉。史載：“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上召還承璀，先罷絳相。”（《資治通鑒》卷239）唐憲宗對宦官與朝臣孰親孰疏，不是一目了然了嗎？胡三省對此評論說：“李絳既罷，誰敢複以為言乎！”也就是說，憲宗此舉在於殺雞給猴看，通過貶黜李絳來打擊朝官，看你們誰還敢與宦官作對！
吐突承璀任淮南監軍時，李鄘為淮南節度使，吐突承璀回到京師後，遂於元和十二年（817）推薦李鄘為宰相。由於是宦官的推薦，在將佐為李鄘舉行的餞行宴會上，他不覺泣下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資治通鑒》卷240）到了京師，他推托有病，不入見皇帝，也不赴中書門下視事，百官到其府上拜見，皆托詞不見。李鄘的這種態度引起了憲宗的極大不滿，遂不顧時論對李鄘的讚譽，順水推舟同意其辭去相位，任命為戶部尚書，另以禦史大夫李夷簡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與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異，皆諂諛小人，多進奉羨餘以討好皇帝，其中皇甫鎛又送重賄給吐突承璀，憲宗遂拜兩人同時為宰相。“製下，朝野駭愕，至於市井負販者亦嗤之。”（《資治通鑒》卷240）裴度、崔群等大臣上書反對，不聽。裴度恥於同列，請求辭去相位，也不許，反而認為裴度大搞朋黨，排斥宦官。
正因為如此，所以在唐憲宗統治時期，唐代宦官專權的程度不是越來越輕，反而有日漸加重的趨勢。
（三）重用宦官
從宦官製度發展的角度看，在唐憲宗統治時期出現了以下幾個方麵的變化：首先，樞密使（院）製度進一步成熟。宦官掌樞密始於唐代宗永泰年間。至憲宗時期出現了“知樞密”、“總樞密之任”的說法，這種情況的出現標誌著唐代宦官權勢進一步強化，使唐朝的中樞決策體製由一元體製一變為二元體製。關於樞密使與樞密院製度的詳細演變情況，在後麵的章節中還要詳述，這裏就不多說了。
其次，使宦官控製了六軍的兵權。唐朝有天子六軍，雖然在這一時期兵力寡弱，沒有多少戰鬥力，但總還是一種軍事力量。六軍各由統軍、大將軍、將軍統率，設左右三軍辟仗使以監其軍。憲宗時為左右辟仗使各授一印，並且剝奪了六軍統軍、大將軍的兵權，由辟仗使直接掌握其兵權。早在唐德宗時，神策中尉已經掌握了左右神策軍的兵權，此時左右辟仗使又掌控了六軍兵權，從而使全部禁軍兵權皆歸於宦官集團。此事的詳情已見前述，就不多說了。
再次，以宦官為野戰部隊的統帥，率禁軍外出征伐，開創了唐代宦官統率禁軍指揮作戰的先例。早在唐代前期，就有以宦官為統帥率軍征戰的例子，如唐玄宗時的楊思勖便是一例，但更多的宦官也隻是作為監軍隨軍出征。德宗時設立神策中尉，掌握禁軍兵權，雖為神策軍的實際統帥，但也隻是平時掌兵，並無率軍作戰的能力。唐憲宗即位不久，即在元和元年（806）十一月任命吐突承璀為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是憲宗當太子時的東宮宦官，為人機警，善於察言觀色，甚得憲宗的寵愛，故即位不久就加以重用，並且還封他為薊國公。
元和四年（809）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死，其子王承宗不待朝命便自立為節度留後。憲宗欲革除河北三鎮的這種舊習，打算另行任命節度使，如不從則出兵討伐。但是朝廷內部反對聲音頗多，其中以李絳的觀點最具代表性，他說：
“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為非。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詔。又範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今國家除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為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體，豈可遽休！須興師四麵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盡歸國家矣。今江淮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資治通鑒》卷237）
客觀地說，李絳的這種觀點是有道理的，國家興兵討伐，必須把握好時機，調整好各方麵的關係，在江淮水災，國家財政發生困難的狀況下，貿然出兵當然是不可取的。宰相裴垍也主張暫緩興兵，待國家實力形成絕對優勢，客觀條件成熟後再進兵不遲。所謂客觀條件不成熟，是指當時的客觀形勢不利於朝廷興師動眾，除了水災外，當時魏博田季安、淮西吳少誠皆重病在身，一旦亡故，朝廷既然不準王承宗繼承父位，自然也不能允許這兩鎮出現類似情況，如果朝廷任命的新節度使不被接受，勢必興兵討伐，就會出現數麵開戰的不利局麵。
憲宗即位以來的幾次平定叛亂戰爭，都是在宰相的主導與謀劃下取得成功的，皇帝不過總其事而已。憲宗自尊心極強，總想利用機會在自己親自主導下取得一次大的勝利，以樹立天子的權威。吐突承璀深知憲宗的這種心理，因而極力主張出兵討伐。於是憲宗便任命吐突承璀為行營招討宣慰使，統率神策軍及諸道軍隊進討王承宗。當時不少人都反對這項任命，如翰林學士白居易、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禦史中丞李夷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鬱等，均極言其不可，憲宗不聽。此戰從元和四年十月開始，至次年九月吐突承璀返回京師，用兵將近一年，花費了七百萬貫的軍費，動用了二十萬兵馬，結果屢戰屢敗，勞師無功，是憲宗統治時期唯一的一次以失敗告終的戰爭。
究其原因，除了上麵提到的客觀因素外，吐突承璀無統帥之才，指揮不力，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既然如此，唐憲宗為什麼要一意孤行，決心發動這場戰爭呢？關於這一點，幽州牙將譚忠說得非常透徹，他說：此次用兵天子不用耆臣宿將而專用宦官，不調天下之兵而出動神策禁軍，是什麼人作的決策呢？“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資治通鑒》卷238）皇帝爭強好勝，不聽諫言，失敗自然是不能避免了。既然是皇帝自作主張發動的戰爭，失敗後也就不便對吐突承璀給予什麼處罰了，如果處罰，豈不等於皇帝承認自己的決策錯了？因此，吐突承璀返朝後，仍任左衛上將軍、左神策中尉。宰相裴垍、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皆力請斬吐突承璀以謝天下。憲宗隻是將其降為軍器使，仍寵信如故。後來因為劉希光受賄之事牽連到吐突承璀，不得已才外任其為淮南監軍。
六、法門寺迎奉佛骨
（一）法門寺與佛舍利
法門寺位於今陝西扶風縣城北十公裏的法門鎮，始建於東漢，從東漢到北魏均叫阿育王寺。寺裏有磚塔一座，“因塔置寺，寺因塔著”。隋文帝開皇三年（583），改天下佛寺為道場，此寺便改名為“成實道場”。唐高祖武德八年（625）改為今名。原寺規模很大，寺內建築麵積在百畝以上，唐時有僧尼五百餘人，擁有二十四院。傳說佛祖釋迦牟尼涅槃後，佛法篤信者天竺阿育王將佛祖遺骨分成八萬四千份，分葬世界各地，每份建塔一處，法門寺塔就是其中之一，法門寺因此而著稱於天下。法門寺曾多次遭到焚毀，隋文帝仁壽末年，右內史李敏曾進行過一次修葺。唐太宗貞觀五年（631），由於岐州刺史張亮的奏請，法門寺又一次得到維修，並先後度僧八十多人。此後，唐代諸帝大多佞佛，對該寺的賞賜極多，遂使寺院不斷擴大，僧眾逐漸增加。唐代宗大曆十三年（778），給法門寺立《大唐聖朝無憂王寺大聖真身寶塔碑》，為後世研究法門寺留下了珍貴資料。
此後法門寺多次被毀，又多次重修。唐末五代初，李茂貞重修寺宇、寶塔。隨著唐朝的滅亡，長安失去佛教弘傳中心的地位，法門寺也開始衰落，寺院規模逐漸縮小。至明代時僅剩塔院一隅之地，唐代法門寺塔
法門寺出土的佛指影骨所建四級木塔亦於隆慶年間（1567—1572）崩毀，萬曆七年（1579）改修十三層八棱磚塔，高四十七米。第一層東南西北四麵分別題額“真身寶塔”、“美陽重鎮”、“舍利飛霞”和“浮圖耀日”，一至十二層共有八十九個佛龕，雕飾華麗。清光緒十年（1884），“複崇遺址”。抗戰開始後，朱子橋等重修寶塔和寺宇。新中國剛成立時，寺院已經殘破不堪。
1981年，因連陰雨原塔崩坍。1987年重修寶塔，清理塔基時發現了地宮。法門寺地宮是中國迄今發現的最大佛教地宮。地宮由磚砌踏步、隧道、前室、中室、後室組成，均用石頭砌成，宏偉壯觀，為唐代所建。地宮正室以收置釋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八重寶函為中心，構成密宗曼陀羅佛式。發現的珍貴文物有四枚佛指舍利（其中一枚真身佛舍利，三枚影骨）、金銀器皿一百二十一件組、玻璃器十七件、瓷器十六件、石質器十二件、鐵質器十六件、漆木及雜器十九件、珠玉寶石等約四百粒，還有大批紡織物品，其中包括武則天等唐朝帝後繡裙、服飾等，均是稀世珍寶。這些奇珍異寶數量之多、品類之繁、等級之高、保存之完好是極為罕見的。這些均為唐代宮廷禦賜物。
從1987年9月至九十年代末，法門寺重建、重修、擴建工程連續不斷。現在的法門寺由兩院組成，主院中軸線及兩旁的主要建築有：山門、天王殿、真身寶塔、鍾鼓樓、大雄殿、二層樓房式僧舍數十間、天王殿後及東、西兩側凹字形回廊等。殿堂像設莊嚴，寶塔下地宮供奉佛真身指骨舍利。東院南北中軸線及兩旁的主要建築有：左右排列的玉佛殿與臥佛殿、放生池、千佛閣、左右排列的數幢樓閣式學舍上百間。與寺院相鄰，建有法門寺博物館，其主體為兩層亭子式仿唐建築，專門收藏、展出法門寺寶塔地宮出土的珍貴文物，故稱珍寶閣。
（二）憲宗迎奉佛骨
法門寺在唐代屬於皇家道場，不僅唐憲宗迎奉過佛骨，其實在他之前已經有多位皇帝從法門寺迎奉佛骨到長安供奉。這是一種非常隆重的禮佛儀式，把佛骨從法門寺迎到長安城，先供奉於皇宮，再遍送諸寺，然後再奉還法門寺，耗資巨大，影響也極大。
早在唐太宗貞觀五年（631），經岐州刺史張亮的奏請，開塔取出佛舍利，“遍示道俗”，以至於“京邑內外，奔赴塔所，日有數萬。舍利高出，見者不同”（道世《法苑珠林》卷38《敬塔篇》）。貞觀時期出現的這種情況，是由於當時社會經濟尚處於恢複之中，統治階級並未過分佞佛，故花費並不很多，而且還有兆示歲豐人和的積極作用。唐高宗顯慶四年（659），皇帝又一次下令開塔迎佛骨，把佛骨舍利一直送到東都洛陽，沿途令兩都各名寺供奉，直到龍朔二年（662）才送回法門寺。武則天長安四年（704），女皇命人迎佛骨入洛陽，敕令王公以下、佛教徒製作華美的幢蓋，令太常寺奏樂迎奉，武則天本人則身心護淨，請高僧法藏捧持，普為善禱。唐中宗景龍二年（708），也曾取出佛骨瞻仰禮拜，並改題名寺名、塔名。由於有每三十年才可開塔迎奉的說法，此時尚未滿三十年，所以又很快地將佛骨放入塔內。除此之外，在唐肅宗上元初年、唐德宗貞元六年（790），兩次開塔迎奉佛骨。不過以上這些迎奉佛骨的活動，無論是規模還是花費的錢財以及造成的社會影響，都不足以與唐憲宗在元和十四年（819）迎奉佛骨的活動相提並論。
憲宗迎奉佛骨的行動是在他取得削平藩鎮的一係列戰爭勝利之後舉行的。在這些戰爭進行期間，尤其是平定淮西叛鎮的戰爭中，由於戰爭殘酷而進展緩慢，憲宗心急如焚，除了調兵遣將，調整部署外，為了緩解緊張的情緒，他隻有每日禮佛，希望佛祖保佑，盡快取得戰爭的勝利。為了禮佛的方便，他在元和十二年（817）四月，令右神策中尉第五守進率兩千軍士，從雲韶門、芳林門西至修德坊修築夾城，直通到興福寺。夾城修成後，憲宗可以直接從大明宮，經西內苑，然後通過夾城直達興福寺，拜佛求福。在取得戰爭的勝利後，憲宗認為這是佛祖保佑的結果，因此對佛教的尊崇更是達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元和十四年的迎奉佛骨活動，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發生的。
元和十三年（818）十一月，功德使進奏說：“法門寺的所藏佛骨舍利，相傳三十年一開，供官民瞻仰，寺院供奉，可以使歲豐人和。明年就是開塔的時間，請陛下頒詔開塔迎奉。”此奏正和憲宗的心意，遂於十二月初命中使籌辦迎奉儀式，並詔告京師百姓。隨著各種迎奉事項籌辦的完備，次年正月，派往法門寺迎接佛骨的長安各寺院僧眾迎到佛骨後，到達了長安以西的臨皋驛。佛教自傳入中國以來，至唐代已經發展到鼎盛時期，信眾愈來愈多，尤其是京師地區幾乎無人不信佛。為了表示對佛祖的虔誠，不少人傾其多年積蓄，一些人甚至變賣家產，準備用來供奉佛骨，以求得佛祖的保佑。整個長安城處在一種躁動狂熱的情緒之中。憲宗為迎奉佛骨，出動神策禁軍護衛，命宦官杜英奇率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皋驛迎佛骨。這一行人從臨皋驛迎到佛骨後，經過西內苑，從光順門進入大明宮。這時長安全城沸騰起來，全城王公貴族、士庶百姓出動，爭先恐後地施舍錢物，希望能夠得到佛祖的福佑，死後能轉入樂土。更有甚者，除了獻出錢財外，覺得還不足以表達對佛祖的虔誠，於是“燒頂灼臂”，割其肌膚，以求供奉（《舊唐書·韓愈傳》）。以至於出現了爬滾街市，痛楚號叫的混亂場麵。
佛骨舍利在宮中供奉了三日，憲宗奉獻了大量的錢帛金銀，每天虔誠地禮拜誦經。然後，又將佛骨送到各寺院供奉，這些寺院借此機會廣泛地接受京城士庶的施舍，獲得了大量的錢物。由於此次迎奉佛骨的規模較大，參與的人數較多，還有一個原因，即大詩人、文學家韓愈的卷入，遂使其影響大大地超過了唐代曆次迎奉活動。
在憲宗之後，唐朝還有皇帝舉行過類似的迎奉佛骨活動，如唐懿宗鹹通十四年（873）四月，皇帝將佛骨從法門寺迎到了長安。史載：“廣造浮圖、寶帳、香輿、幡花、幢蓋以迎之，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裏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這是指迎奉時的情況。到了長安之後，皇帝下令“導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亙數十裏；儀衛之盛，過於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為彩樓及無遮會，競為侈靡。上禦安福門，降樓膜拜，流涕沾臆，賜僧及京城耆老嚐見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寺。宰相已下競施金帛，不可勝紀”（《資治通鑒》卷252）。其規模之大已經超過了憲宗時期，但是此時唐朝的經濟狀況大不如憲宗時期，所以危害之大也超過了憲宗時期。
（三）韓愈諫佛骨始末
韓愈，字退之，郡望昌黎（今遼寧義縣），故人稱韓昌黎。實際上韓愈是潁川人，即今河南許昌人，因為昌黎韓氏是大族，故韓姓之人多稱其出自昌黎韓氏。韓愈是進士出身，早年曆任節度使府巡官、四門博士、監察禦史等官。德宗時，因為上表論宮市之弊被貶為陽山縣令，後又在江陵府任僚佐。元和初，調入京師任國子博士、都官員外郎、太子右庶子、刑部侍郎等職，其間也被貶到地方任職，但為時不久又調回京師任職。他在刑部侍郎任上時，正值憲宗大搞迎奉佛骨的活動，於是便在佛骨被迎入宮中的當天向憲宗上了一道《諫佛骨表》，對這種狂熱的崇佛活動提出了措辭嚴厲的指責。
韓愈在《諫佛骨表》中主要提到以下幾個方麵的問題：
第一，他指出佛不過是一種來自“夷狄”的宗教。在東漢以前，中國並沒有佛教，可是上古諸帝王壽命都很長，如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禹等，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此後，殷湯、太戊、武丁等，史書沒有記載其壽命，“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至於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尚未傳入中國，因此他們的長壽肯定與佛教沒有任何關係。
然後，他筆鋒一轉，指出漢明帝引入了佛教，可是他在位僅僅十八年，其後東漢亂亡相繼，國無寧日。魏晉以來，皆崇尚佛教，可是國祚短暫，社會混亂，沒有一位皇帝能夠長久在位。唯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曾三度舍身事佛，最後竟然餓死在台城，國家也隨即滅亡了。“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韓愈想通過這種對比，來證明信奉佛教非但對延長帝王壽命和國家命運沒有任何積極的作用，相反倒有許多不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