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指出了此次迎奉佛骨對社會生產以及社會秩序帶來的危害。他列舉了迎奉活動中士庶百姓的種種表現，“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惜身命。所以灼頂燔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如果不加以整飭，必然會對剛剛建成的中興事業造成極大的危害，同時還嚴重影響了社會生產，敗壞了社會風俗，傳笑四方，有損於中國的聲譽和皇帝的聖德。
第三，認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穢之餘”，不足以迎奉於宮廷之中。建議將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為了使憲宗能夠醒悟，韓愈表現出了大無畏的精神，他說：“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以上見《舊唐書·韓愈傳》）
憲宗接到韓愈的上表，閱後極為惱怒，他將韓愈的表拿給宰相看，並聲言要將韓愈處以極刑。宰相裴度、崔群多方勸解，認為韓愈言辭雖然激切，但內懷忠懇，不避黜責，如果赦宥，將會鼓勵更多人積極進諫。憲宗說：“韓愈說我奉佛太過，猶可寬容。謂東漢以後，凡奉佛的帝王皆因此而短命，言之太過！韓愈作為人臣，竟敢如此狂妄，其罪不可赦。”此言一出，朝野震動，不少皇親顯貴均認為對韓愈處以極刑太重，紛紛進言，迫於壓力，憲宗隻好放寬對他的處罰，貶為潮州（今廣東潮州）刺史。
韓愈赴潮州任職後，向憲宗上了一表，主要意思是說自己被放逐到潮州這蠻荒之地後，由於不適應當地水土，以至於才五十歲就齒落發白，可能活不長久。由於自己酷愛文章、詩書，自以為水平很高，所謂“雖使古人複生，臣未肯多讓”。可見韓愈在這方麵還是很自負的。正因為如此，韓愈不想死於這蠻荒之地，希望能繼續發揮一己之所長，為國家服務。實際上是希望憲宗能夠原諒自己，調到一個環境較好的地方任職。
憲宗收到韓愈的上表後，對宰相說：“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舊唐書·韓愈傳》）可見憲宗還是能夠體諒韓愈諫佛骨的初衷的，隻是對其所說的天子奉佛享壽短促的話耿耿於懷。說明憲宗已經打算原諒韓愈了。但是由於另一宰相皇甫鎛反感韓愈，於是僅將其調至袁州（今江西宜春）任刺史了事。
一年以後，正當韓愈在袁州改革風俗，興利除弊之時，卻傳來了憲宗突然死亡的噩耗。難道韓愈的話不幸說中了？實際情況當然不是這樣，憲宗的死與他奉佛沒有任何關係，他的死似乎是一個曆史之謎，下麵還要進行詳細分析，這裏就不多說了。
唐穆宗即位後，遂召韓愈回京，曆任吏部侍郎、兵部侍郎、京兆尹兼禦史大夫等職，還是受到了朝廷的重用。他在任京兆尹時，“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資治通鑒》卷243）可見此事影響之大，連跋扈不法的禁軍也對他畏懼三分。
七、太子嗣立之爭
（一）憲宗諸子
唐憲宗共有二十個兒子，按照排行依次是：鄧王李寧、澧王李惲、穆宗李恒、深王李悰、洋王李忻、絳王李悟、建王李恪、鄜王李憬、瓊王李悅、沔王李恂、婺王李懌、茂王李愔、宣宗李忱、淄王李協、衡王李憺、澶王李、棣王李惴、彭王李愓、信王李憻、榮王李。
憲宗是一個頗好聲色的人。唐德宗貞元九年（793），他十六歲時，其父順宗李誦便為他聘故駙馬都尉郭曖之女為妃。當時順宗為太子，憲宗為廣陵王。郭氏出身於一個顯赫的家族，其祖父郭子儀是平定安史之亂的勳臣，其父郭曖為駙馬都尉，其母為唐代宗女升平公主。順宗之所以選郭氏為其妃，也是看中對方是勳臣之家。其實在郭氏與憲宗成婚前，他已與宮人紀氏生了長子李寧。次年，另一宮人也為憲宗生了次子李惲。直到貞元十一年（795），即憲宗十八歲時，郭氏才為其生了一子，即第三子李宥，後改名李恒。
雖然郭氏之子出生較晚，但順宗對他的出生卻非常重視。史載：“順宗以其家有大功烈，而母素貴，故禮之異諸婦。”（《新唐書·後妃列傳》）加之郭氏為廣陵王正妃，地位非一般嬪妃可比，也使憲宗對她不敢漠然視之。隨著順宗的太子地位不斷鞏固，時為廣陵王的憲宗出頭之日也指日可待，終將成為皇朝的儲君。在這種情況下，他終日為所欲為，與眾多的宮人嬉戲廝鬧，生下了一個又一個的子女。憲宗共有二十子、十八女，在唐代諸帝中也是名列前茅的，而且這些子女大都是在其即皇帝位之前出生的。憲宗的子女雖然很多，除了長子李寧、次子李惲外，其他子女尚不能對郭氏之子的前途構成威脅。不過在這一時期，由於憲宗尚沒有即位，因此大家基本上相安無事，矛盾並不突出。
（二）爭立太子的風波
唐憲宗即皇帝位之後，由於他生子早而多，立太子的問題很快便擺上了議事日程。在元和初年，由於忙於平定叛亂藩鎮之事，朝廷尚無暇顧及此事。元和四年（809）三月，朝廷沒有重大軍政事件發生，正好是一個空當期，於是便把立太子的問題提了出來。
憲宗的長子李寧，這年十七歲，封鄧王，據載李寧“學師訓謨，詞尚經雅，動皆中禮，慮不違仁”（《全唐文》卷60），所以憲宗對其十分喜愛。次子李惲，時年十六歲。三子李恒十五歲。這年三月，翰林學士李絳等上奏，請求早立太子，其理由是：“陛下嗣膺大寶，四年於茲，而儲闈未立，典冊不行，是開窺覦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資治通鑒》卷237）也就是如果不早立太子，則容易導致諸子爭奪，開“窺覦之端”。在這幾個年齡稍長的皇子中立誰為太子呢？按照古製，應該立嫡長子，也就是郭氏所生的第三子李恒。可是這並不符合憲宗的心願，原因就在於憲宗與郭氏的感情不和。
憲宗早在為廣陵王時就好色多內寵，這使得郭氏很不高興，從而影響了兩人的感情。憲宗即皇帝位後，照例應立一個嬪妃為皇後，郭氏是憲宗元配，照理應該冊立為皇後，可是憲宗偏偏沒有這樣做，而是於元和元年（806）八月冊其為貴妃，後來又不知何故，將郭氏改封為德妃。德妃與貴妃雖然同為正一品，然排序卻在貴妃之後。由於皇後之位長期空缺，到元和八年（813）十月時，“群臣累表請立德妃郭氏為皇後。上以妃門宗強盛，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托以歲時禁忌，竟不許”（《資治通鑒》卷239）。這就是憲宗不冊郭氏為皇後的主要原因。憲宗認為如果冊郭氏為皇後，其家族勢力又很強，勢必會幹預他廣納嬪妃的行為，多了一份對自己的束縛。但是憲宗又找不出正當的理由以拒絕群臣的請求，遂托以歲時禁忌這種很勉強的理由來回絕群臣的請求。關於這個問題，除了上引《資治通鑒》外，《新唐書·後妃列傳》亦載：“（元和）八年，群臣三請立為後，帝以歲子午忌，又是時後廷多嬖豔，恐後得尊位，鉗掣不得肆，故章報聞罷。”可見群臣請立皇後的要求並不是僅此一次，而是多次，但都不能動搖憲宗的意誌，直到憲宗死去，皇後之位都一直空而無人。
試想在這種情況下，憲宗如何肯立郭氏子李恒為太子呢？在群臣要求立太子的請求下，憲宗順水推舟，索性立長子鄧王李寧為太子。李寧母這時僅封為美人，地位低下，又沒有強勢的家族背景，自然不會對憲宗的個人生活問題有什麼幹擾。
冊立太子在唐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通常要舉行隆重的典禮。最初冊立禮儀定在元和四年（809）孟夏舉行，由於遇到連陰雨，遂又改在孟秋，又因為下雨的緣故，直到冬十月才舉辦了冊立大禮。舉辦一個冊立太子的禮儀竟然拖了半年，顯然是很不正常的，這期間到底發生了哪些波折？郭氏家族又是如何阻止冊立太子的？由於史書諱言不載，今天已不可考知了。
（三）李恒如願以償
事情的發展並非如憲宗所希望的那樣美滿，太子李寧不幸染病，於元和六年（811）十二月逝世，終年僅十九歲。太子李寧的死使憲宗受到很大的打擊，宣布廢朝十三日，贈諡曰“惠昭”，並在懷貞坊為其建廟，設置官吏四時祭祀。
太子李寧死後，冊立誰為太子，使憲宗又重新陷入苦惱之中。剛剛平息了兩年的爭奪太子之位的鬥爭又一次激化起來，朝廷各派紛紛卷入這場鬥爭。
本來郭氏之子李恒最應該被立為太子，而且在朝中群臣也大都願意擁立李恒為太子的時候，憲宗最寵愛的宦官吐突承璀卻力排眾議，提出立憲宗第二子澧王李惲為太子，遂使立太子的問題又複雜化了。至於吐突承璀力主立澧王為太子的原因，舊史記載說：“欲以威權自樹。”（《舊唐書·澧王惲傳》）其實這並不是吐突承璀主張立澧王的主要原因，根本原因還是吐突承璀深知憲宗的心意，不想立李恒為太子，避免使郭氏集團的勢力坐大。他既為憲宗的心腹，憲宗不便公開表達的意思，為主分憂，自然應該由自己出麵提出來。
可是由於郭氏集團勢力頗大，群臣又眾口一詞，力主立李恒為太子。在這種情況下，憲宗隻好妥協，同意立李恒為太子。關於李惲沒有當上太子的原因，舊史說：“而惲母賤不當立。”（《新唐書·穆宗本紀》）其實這種理由也是站不住腳的，如果說李惲之母地位低下，難道李寧之母地位就高嗎？不是還照樣被立為太子嘛。從下麵的史實看，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在已確定立李恒為太子後，憲宗命翰林學士崔群代替李惲寫一篇讓表，那麼什麼叫“讓表”呢？用崔群的話說：“凡事己合當之而不為，則有退讓焉。”也就是如果李惲應當被立為太子而沒有立，才會寫讓表，意思是說，李惲是不應該立為太子的。“上深納之。”（《舊唐書·澧王惲傳》）即崔群的這種說法得到了憲宗的讚同。那麼是不是存在李惲應當被立為太子的情況呢？恰恰相反，應當被立為太子的是李恒而不是李惲，認為李惲當立的隻能是憲宗本人。可見立李恒為太子，憲宗是違心的。可是在崔群的心目中，並不認為李惲當立而李恒不當立，相反他是讚同立嫡子即李恒為太子的，所以才說出了這一番話，曲折地拒絕了憲宗。憲宗無奈，也隻好作罷，所以這個讓表並沒有起草。那麼，憲宗命人代草讓表還出於什麼想法呢？這就是他想借此向擁立李惲的以吐突承璀為首的一派人作一個交代，給他們一個台階下，不至於太難堪了。
這場爭奪太子地位的鬥爭雖然落下了帷幕，但並不表示一切都風平浪靜了。上述元和八年十月群臣再三請求冊立郭氏為皇後時，憲宗想盡一切辦法，就是不予答應，可見他對郭氏及其子李恒是多麼的冷淡，也是對元和六年這場爭立太子鬥爭失意的一種發泄。憲宗在立太子問題上的這種固執，種下了非常嚴重的惡果，不僅他個人而且使卷入這場紛爭的吐突承璀、澧王李惲等人後來都死於非命。
八、憲宗之死
（一）服食仙丹
唐憲宗早在元和前期就對神仙長生之術感興趣。元和五年（810），宦官張惟則從新羅國出使返回，對憲宗說：“東海有島嶼，其上仙境縹緲迷離，花木樓台，金戶銀關，有仙人數位，戴章甫冠，穿紫霞衣，致意皇帝。”憲宗聽到此言，不知真偽，遂問宰相道：“果有神仙嗎？”可見憲宗已經對神仙之類很有興趣了。尤其太子李寧的死，對他打擊頗大，生老病死的問題始終是一團難解難分的亂麻。於是他寄希望於佛、道二教，希望能夠修得善果，從而獲得健康長壽。
為達此目的，他在元和六年（811）命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劉伯革、工部侍郎歸登、右補闕蕭潾等在醴泉寺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憲宗親自為翻譯好的佛經作序。元和十年（815）三月，長安西明寺僧將本寺的毗沙門神像移往開元寺供奉，憲宗主動命金吾衛騎士前後護衛，浩浩蕩蕩的隊伍招搖過市，引得無數善男信女燃香膜拜，數裏不絕。元和十四年（819）的迎奉佛骨之舉，就是在這種心理支配下舉行的。
除了崇佛外，憲宗還迷信道教，其癡迷程度甚至超過了佛教。元和八年（813）七月，憲宗下令修建了興唐觀。賜予內庫錢、絹、茶等巨額錢物作為修建費用，並且修建了一條複道，作為皇帝行幸此觀的專用線路。次年，又將《道教神仙圖像經法》賜給了興唐觀。他還下詔廣征天下術士，宗正卿李道古與宰相皇甫鎛給他介紹了術士柳泌。此人原名楊仁晝，年輕時學習醫術，自言能煉仙丹、製方藥。憲宗得到此人後非常欣喜，安置在興唐觀為其煉製丹藥。
關於服食丹藥的風氣，早在戰國時期就已有之。到了西漢初期已經有了服食方法的各種記載。魏晉時期服食之風大盛，不少士大夫都喜服丹藥，稱之為服餌。在這一時期的服餌人群中，大都服食一種叫寒石散的丹藥，又稱五石散，它是用丹砂、雄黃、雲母、石英、鍾乳石等礦物質混合煉製而成的丸狀藥物。不過服食此藥後的死亡率很高，於是解除因服食此藥而發病的藥方也應運而生，如道洪的《寒食散對療》、《寒食散論》等書，都屬此類。
在唐代也有不少人喜服丹藥以求長生，如唐太宗、唐代宗、顏真卿、元載等，均屬此類人，唐太宗的死也直接因此而起。唐憲宗與他的祖先一樣，在其晚年也迷戀上此物，他寵信的術士柳泌就是一位願意為他合製丹藥的人。不過柳泌是一個騙子，他對憲宗說：“浙東天台山自古以來多有神仙出沒，那裏靈藥頗多，丹石累累，也是曆代煉丹之士經常涉足的地方。隻是由於路途遙遠，臣隻身難以前往，如果授臣以台州長吏之職，還有什麼仙藥丹石不能得到呢？”憲宗急於獲得丹藥，竟然不顧群臣的反對，立即授予他台州刺史之職，專門負責采集丹藥。柳泌上任後，馬上驅使當地百姓進山采集藥物，燒煉丹石，搞了一年多，竟一事無成。在這種情況下，他害怕皇帝降罪，遂攜妻帶子潛逃於深山之中。浙東觀察使見此情況，擔心皇帝追究自己的責任，馬上派兵追捕，將柳泌捕獲，並押送京師。由於有皇甫鎛與李道古的保護，再三為其開脫，憲宗便釋放了柳泌，命他在興唐觀為自己繼續煉製丹藥，參與此事的還有一位術士韋山甫。
憲宗服食了柳泌等人煉製的丹藥後，燥熱焦渴，極感不適。元和十四年（819）十月，起居舍人裴潾上書諫曰：“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岩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炫奇技驚眾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之所能勝也。”（《資治通鑒》卷241）他建議由煉製丹藥者自服其藥一年，如果安全且有效，再由皇帝服不遲。這樣一個為皇帝身體處處設想的人，非但沒有得到皇帝的褒獎，反而引起憲宗大發雷霆，將裴潾貶為江陵縣令。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敢出麵諫阻其服食丹藥了。
（二）暴崩之謎
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唐憲宗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上朝會見臣僚的次數越來越少，甚至連正月一日舉行的大朝會，即所謂元會，也沒有照例舉行。一時間京師流言四起，人心不安。這月二十五日，新任義成軍節度使劉悟來京，憲宗在麟德殿接見了劉悟，劉悟退出後對人談起了他與憲宗的對話情況，人心始安。史書沒有記載劉悟與憲宗的談話內容，但是卻提到了憲宗的身體情況，所謂“上體平矣”（《新唐書·王守澄傳》）。也就是說劉悟認為皇帝的身體並無大礙，於是惶恐的人心才平靜下來了。可是出人意料的是，三日之後，即二十八日，宮中突然傳出了皇帝駕崩的消息，時年僅四十三歲。於是人們惶恐不安的心情又一次緊張起來了，皇帝前幾天還好好的，怎麼會突然駕崩呢？因此在臣民的心中不免產生了很大的疑團。
關於憲宗的突然死亡，史書中均有詳略不同的記載，其中《舊唐書·憲宗本紀》載：
時以暴崩，皆言內官陳弘誌弑逆，史氏諱而不書。
《新唐書·憲宗本紀》載：
（元和）十五年正月，宦者陳弘誌等反。庚子，皇帝崩，年四十三。
《資治通鑒》卷241載：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誌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雲藥發，外人莫能明也。
《舊唐書·王守澄傳》載：
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弘慶（誌）等弑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秘之，不敢除討，但雲藥發暴崩。
《新唐書·王守澄傳》載：
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誌弑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
根據以上記載，可以看出諸書均把宦官陳弘誌作為謀殺憲宗的凶手。那麼陳弘誌為什麼要謀害憲宗呢？他區區一個內常侍竟敢謀害皇帝，是誰給了他這樣的膽量，換句話說，誰是幕後的主使者？他既然是謀害憲宗的凶手，為什麼事後沒有被誅殺，反而堂而皇之地到山南東道節度使那裏任監軍去了？因為山南東道（治所襄陽）是唐朝後期江淮財賦的重要中轉地之一，唐中央所需的一部分財賦通過這裏源源不斷地輸送到長安，同時它也是控製廣大兩湖地區的重鎮，所以陳弘誌到這裏任職，一是可以避開長安之人的耳目，躲避風頭；二是可以掌握山南地區的軍政財大權。通過這種跡象可以看出，有人對陳弘誌進行了十分妥善的安排，這些都是令人十分疑惑的問題。
為了撥開重重的曆史迷霧，尋找出正確的答案，我們首先要看憲宗的死，誰是最大的實際受益者？史載：“內官陳弘慶（誌）等弑逆……內官秘之，不敢除討，但雲藥發暴崩。時（王）守澄與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劉承偕、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皇帝。長慶中，守澄知樞密事。”（《舊唐書·王守澄傳》）可見憲宗死後，最大的受益者乃是唐穆宗，其次是以王守澄為首的一批宦官。眾所周知，憲宗最寵信的宦官是吐突承璀，王守澄等宦官在元和時期並不受寵，所以他們也想推倒吐突承璀，以獲得最大的政治利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隻有改換皇帝才可能做到，否則隻要皇帝不換，他們便永無出頭之日。謀害老皇帝，擁戴新皇帝，是唐代宦官獲取權勢的常用手法，這一次也不例外。因此，憲宗剛剛被害，吐突承璀就被殺死，這一情況的出現便是宦官階層內部鉤心鬥角的反映。正因為如此，王守澄才是謀害憲宗的主要凶手，很可能是主要策劃者，陳弘誌隻不過是執行者而已，所以《新唐書·王守澄傳》說：“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誌弑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關於王守澄是主要凶手的觀點，唐文宗也是這樣認為的，史載：“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製。”（《資治通鑒》卷244）可見文宗已把王守澄視為殺害憲宗的主要凶手。與吐突承璀相對立的這樣一些宦官們之所以急於害死憲宗，除了為獲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外，還有一個直接的原因，就是憲宗有可能威脅到他們的生命安全。在這一段時間內，“憲宗服（柳）泌藥，日益煩躁，喜怒不常，內官懼非罪見戮，遂為弑逆”（《舊唐書·皇甫鎛傳》）。憲宗因喜怒無常而誅殺宦官，當然不會殺自己寵信的宦官，而隻會殺那些自己並不喜歡的宦官，這些宦官為了自保，遂采取了先下手為強的辦法。
除了陳弘誌、王守澄外，其他宦官如梁守謙、馬進潭、韋元素、劉承偕等人，在這個事件中發揮了什麼作用呢？史書中沒有明確記載，但是通過對一些史料的分析，仍然可以知道他們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史書中在提到以上諸人時，說：“（王）守澄與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劉承偕、韋元素等定策立穆宗。”（《冊府元龜》卷668）可見他們是掌管禁軍兵權的宦官。陳弘誌與王守澄謀殺憲宗，即使得手，如果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做後盾，其生命仍然不能保全，隻有和這些握有禁軍兵權的宦官聯手，才有可能做到萬全。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隻有兩員，已知左神策中尉此時由吐突承璀擔任，而王守澄此時尚沒有任神策中尉，他是在穆宗即位後升任知樞密，文宗時任神策中尉的。因此以上所提到的馬、梁、劉、韋諸人中，隻能有一人為右神策中尉，這就是梁守謙，其餘人等可能掌握著其他禁軍的兵權，如六軍、威遠營等。這一點從憲宗剛剛死去，穆宗尚未正式即位時，禁軍軍士就已經獲得了賞錢一事中知悉，所謂“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六軍、威遠人三十緡，左右金吾人十五緡”（《資治通鑒》卷241）。這些禁軍之所以獲得賞賜，是因為他們是這次事變堅強的軍事後盾，同時他們也參與了誅殺吐突承璀、澧王李惲的行動。在這次事變中很可能爆發過小規模的戰鬥，須知吐突承璀也是掌握禁軍兵權的宦官，他絕不會在對方殺來時引頸就戮，一定會進行武裝對抗，隻是由於猝不及防，被對方打了一個措手不及。至於左右金吾衛的軍士也獲得賞賜，並非是他們一定參與了戰鬥，而是隨例賞之，以免引起不穩情緒，同時也有掩人耳目的作用。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唐憲宗實際上是死於一場宮廷政變，具體策劃者和實施者就是這些宦官。那麼，作為最大受益者的唐穆宗及其母郭氏，是否隻是被動地被他人擁戴，事先沒有參與這次政變的謀劃，或者事先根本就不知道任何消息呢？這是需要進一步分析的。
（三）陰謀集團
唐穆宗以太子身份繼承皇帝之位，本是順理成章之事，無須對誰感恩戴德。如果有臣下做出不利於皇室的事時，也敢於懲處，這才符合正常情況。可是從穆宗即位之初的一些現象看，情況卻不是這樣的，這就使人不能不懷疑他與這些發動政變的宦官之間保持著某種默契。
如憲宗被害後，對外宣示皇帝因服食丹藥而暴崩。穆宗即位後，很快便將宰相皇甫鎛貶逐，本來是要誅殺的，由於一些大臣出麵營救，遂將其驅逐出京師。又“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司馬”（《資治通鑒》卷241）。以上這些人或是為憲宗煉製丹藥的術士，或是推薦過術士的大臣。穆宗對這些人的懲處，等於對外宣示憲宗就是死於服食丹藥，其掩蓋憲宗真實死因的目的已經很明顯了。
與此同時，穆宗還提拔重用了一批參與政變之人。關於對陳弘誌、王守澄的重用，前麵已經論到，至於梁守謙在憲宗末年已經爬到了右神策中尉的高位，他參加政變集團是為了與吐突承璀爭寵，在爭寵不利的情況下隻好另投新主，並親自率軍誅殺了吐突承璀與澧王李惲。梁守謙出了如此之大的力，穆宗投桃報李，自然對此人十分倚重。試看，元和十五年（820）十月，吐蕃進逼涇州，穆宗成立了左右神策京西北行營，任命梁守謙為行營都監，統率駐京軍神策軍數千人及神策八鎮的全部軍隊前往援救。授予如此之重的兵權，自然出於對其的信任。穆宗不僅對梁守謙十分信任，愛屋及烏，對其直接統率的右神策軍也格外垂青，他除了在鏟除吐突承璀之初曾幸左神策軍觀看過一次手搏雜戲，以安反側外，此後便再沒有到過那裏，對右神策軍卻格外青睞。不僅穆宗如此，就連其子唐敬宗也深受其父影響，特別偏向於右神策軍。史載：“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於上，每兩軍角伎藝，上常佑右軍。”（《資治通鑒》卷243）左神策中尉自吐突承璀死後，先後有馬存亮、魏從簡相繼接任，可是梁守謙的右神策中尉一職曆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初期卻始終不動，直至致仕為止。
至於韋元素在穆宗即位後擔任何種官職，史書中無明確的記載，《冊府元龜》卷665《內臣部·恩寵》載：“文宗以寶曆二年十二月即位，增右軍中尉梁守謙食實封三百戶……飛龍使韋元素進弓箭庫使。”韋元素很可能在穆宗時已任飛龍使，至此進位弓箭庫使，後來又升任左神策中尉，直到文宗大和九年（835）才被另一大宦官仇士良取代，外放為淮南監軍。在一段時間之前，韋元素默默無聞，不見於史書記載，自其參與謀殺憲宗的政變後，才頻頻見於記載，可見其顯赫地位的取得與此次政變的關係是多麼的密切。
參與政變的另一宦官馬進潭，《舊唐書·王守澄傳》載：“時守澄與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劉承偕、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皇帝。”似乎馬進潭在政變前已經是神策中尉了。眾所周知，在此之前左右神策中尉是吐突承璀與梁守謙，因此馬進潭絕不可能在這時已經擔任了神策中尉。《資治通鑒》卷241唐憲宗元和十五年（820）正月條載：“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雲雲。可知上引《舊唐書》的記載是錯誤的。政變之後，馬進潭升任什麼官職？史書上也有明確的記載，《舊唐書·穆宗本紀》載：元和十五年三月，“左右軍中尉馬進潭、梁守謙、魏弘簡等請立門戟，從之”。這是政變後馬進潭在史書中首次出現，說明其已取代吐突承璀擔任了左神策中尉。《冊府元龜》卷667《內臣部·將兵》亦載：“馬進潭，元和末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
至於劉承偕，他與穆宗及其母郭氏的關係更加密切，《冊府元龜》卷323記其為太後郭氏的養子，新舊《唐書·裴度傳》、《資治通鑒》卷242的記載與此同，故其支持穆宗與郭氏，參與政變就不難理解了。關於他在政變前後的任職情況，史書缺載，但從穆宗在一件事情的處理上，亦可見其受寵程度及雙方之親密關係。長慶二年（822）二月，時任昭義鎮監軍的劉承偕被節度使劉悟囚禁，此事很快就引起了穆宗的極大關注。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劉承偕倚仗自己的擁立之功，非常驕橫，經常淩辱節度使劉悟，又放縱其部下違法亂紀。他與昭義鎮下屬的磁州刺史張汶關係密切，密謀將劉悟抓捕起來送到長安，然後以張汶取代其地位。有一天，朝廷派中使來到昭義鎮，劉承偕設宴款待，又請劉悟赴宴。其實劉承偕的陰謀已為劉悟所偵知，於是便縱容其部下軍士衝入監軍使府，殺死了張汶及劉承偕的兩名部下，還要誅殺劉承偕本人，被劉悟製止。劉悟深知劉承偕與皇帝的關係，雖不敢殺他，但也不敢輕易釋放，於是便囚禁起來，觀察局勢的變化再做進一步決定。
穆宗得知劉承偕被扣的消息後，下詔令馬上釋放，劉悟借口軍心激憤，擔心馬上釋放會生出變故，並不奉詔。於是穆宗便與裴度商量如何處理此事。裴度說劉承偕驕縱不法，臣早已知之，不如乘此機會公布其罪狀，命劉悟招集三軍，當眾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死！非獨（劉）悟也”。穆宗聽後，俯首想了很久，說：“朕不惜承偕，然太後以為養子，今茲囚縶，太後尚未知之，況殺之乎！卿更思其次。”（《資治通鑒》卷242）他要裴度另外再想一個辦法出來。裴度與宰相王播商議後，奏請穆宗頒詔給劉悟，嚴厲譴責劉承偕，並聲言要將其貶到遠州，令劉悟將此詔書宣示於三軍。“悟得詔，月餘始放承偕歸。”（《冊府元龜》卷405）穆宗費盡心機才使劉承偕得以回到長安，然此事的影響並不僅限於穆宗放縱與親近宦官方麵，而在於他為了劉承偕一再對劉悟的行為妥協，助長了藩鎮的跋扈氣焰，史載：“然（劉）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新唐書·劉悟傳》）他效法河北三鎮，卒後表請其子劉從諫為節度留後，劉從諫死，又以其侄劉稹為留後，造成了很不好的曆史影響。
穆宗在即皇帝位的當天，在思政殿召見翰林學士段文昌、兵部郎中薛放、駕部員外郎丁公著等人，後兩人均為太子侍讀。“上未聽政，放、公著常侍禁中，參預機密，上欲以為相，二人固辭。”（《資治通鑒》卷241）薛放、丁公著二人既然為太子侍讀，必是太子親信，太子即位後又如此重用，說明二人很可能也參與了政變密謀，否則穆宗怎麼可能把他們從從五品上的郎中和從六品上的員外郎直接拜相呢？隻是這兩人是聰明人，知道如此一來將會把他們參與謀害憲宗的陰謀暴露無遺，為了避嫌，故堅決不願接受宰相之位。至於時任翰林學士的段文昌，很可能是參與了憲宗“遺詔”的起草，也算是有功之臣，當薛、丁二人不願拜相時，穆宗遂改拜段文昌為宰相，提拔之快，也是很少見的。
為什麼選在元和十五年初發動政變呢？原因就在於穆宗的太子地位又一次發生了動搖。前麵已經論到，當年太子李寧死後，吐突承璀力主立澧王李惲為太子，雖然沒有得逞，但並不等於他放棄了這一努力。這年正月初，吐突承璀見憲宗病危，遂又一次提出改立澧王為太子之事，使得時為太子的穆宗李恒更加憂心忡忡。他遂向其舅父司農卿郭釗問計，郭釗隱而不露，隻是告訴他慎重地對待其父憲宗，“勿恤其他”（《資治通鑒》卷241）。也就是說你不要擔心，事情很快就會起變化。
在當時“吐突承璀恩寵莫二”（《舊唐書·皇甫鎛傳》），欲正麵爭取憲宗的支持，他們這一派人肯定不如吐突承璀，想要改變這種不利的形勢，唯一的辦法便是憲宗突然死去。在沒有別的更好的選擇的情況下，政變集團隻好鋌而走險，一舉置憲宗於死地。關於穆宗、郭氏是此次宮廷政變的後台和主要策劃者，唐人裴庭裕的《東觀奏記》卷上《郭太後暴卒》記載說：“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所謂“上”，指唐宣宗，他是唐憲宗的第十三子。光陵指唐穆宗，商臣指楚穆王，他殺死了其父楚成王。可知穆宗的弟弟宣宗認為其兄是這次政變的後台。王夫之在仔細考察了這段曆史後指出：“則弘誌特推刃之賊”，“憲宗之賊非郭氏、穆宗而誰哉！”（《讀通鑒論》卷25《唐憲宗》）也認為陳弘誌是殺害憲宗的具體凶手，穆宗母子則為後台指使者。
需要指出的是：唐憲宗在立太子與皇後問題上率意而為，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宮廷內部的矛盾。晚年又服食丹藥，脾氣暴躁，無故濫殺宦官，加速了宮廷政變的到來。第五章唐朝後期的宮廷
第五章唐朝後期的宮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