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宣宗其人其事
（一）宣宗曲折的經曆
唐宣宗是憲宗的第十三子，唐憲宗元和五年（810）六月二十二日生於大明宮。唐穆宗長慶元年（821）三月，封光王。其母鄭氏，潤州人，本姓朱氏。李錡任浙西觀察使時，有相麵者告訴李錡說：“此女有奇相，當生天子。”李錡遂娶回家中作妾。李錡反叛被處死後，家產被籍沒，家屬沒入掖庭為奴。鄭氏入掖庭後，被貴妃郭氏選為侍女，“憲宗皇帝愛而幸之，生宣宗皇帝，為母天下十四年”（裴庭裕《東觀奏記》卷上）。宣宗即位後，遂尊其母為皇太後，安置在大明宮，以便朝夕侍奉。
據載，宣宗幼年不慧，就是有些傻頭傻腦，在宮中常為人所戲弄。
唐宣宗像成年後，更加少言寡語，宮中聚會時從未見其說過話。文宗在位時，曾駕臨十六宅與諸王飲宴，“好誘其言以為戲笑”。武宗性格豪爽，不拘小節，對這位叔父尤其無禮。從現存的各種記載看，宣宗在即位前經曆確實比較曲折，尤其是武宗統治時期更是如此。據尉遲偓《中朝故事》載：敬宗、文宗、武宗相繼即位，他們雖然都是宣宗的侄子，但卻對他不甚尊重，尤其是武宗對宣宗非常忌憚。武宗即位初期，有一次在禁苑中打馬球，武宗命宣宗參加，然後示意宦官仇士良借機除去宣宗。仇士良不願傷害他，遂躍馬上前，告訴他皇帝有旨，要他下馬。然後命其他宦官將其抬出，並奏報武宗說：“光王落馬，已不可救！”宣宗得以僥幸活命，遂出家當了僧人，遊於江表之間。會昌末年，武宗病重，宦官便把他召回京師，並立為皇帝。
韋昭度《續皇王寶運錄》載：文宗崩，武宗擔心宣宗另有他謀，遂密令四個宦官將宣宗擒下，幽禁數日，沉於宮廁。宦官仇公武憐憫之，向武宗奏曰：“親王不應久沉廁中，不如誅殺為好。”在征得武宗同意後，仇公武取出了宣宗，載於車中，上覆糞土雜物，送回其家密養起來，然後報告已經處死了。武宗死後，才與百官奉迎於宮中，立為皇帝，仇公武也得以升任觀軍容使。
令狐澄《貞陵遺事》載：宣宗在藩時，曾跟從武宗外出，返回誤墜馬，而眾人沒有覺察。夜裏二更時，宣宗蘇醒過來。當時天降大雪，四周無人聲。宣宗感到非常寒冷，正好有巡警者過來，宣宗說：“我乃光王，不幸落在此處，又冷又渴。”巡警者取水以進，宣宗一飲而盡，身體微暖有力，便步行回到了十六宅。
以上這些記載司馬光認為皆“鄙妄無稽”，在撰寫《資治通鑒》時不予采納。其實有關宣宗曲折生活經曆的記載並不僅限於以上這些，還有一些史料也有種種不同的記載，現一一敘述如下：
《宋高僧傳》卷11《唐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傳》載：釋齊安，俗姓李氏，乃李唐皇室之後。宣宗當僧人時，齊安識得其真實身份，在舉行法會之時，齊安預先告知知事僧曰：“明日有異人到此，望你禁雜言，製止不當行為，不要帶累了佛法。”次日果有數位行腳僧前來參禮，齊安一眼就認出了宣宗，遂令其高坐，頗為禮遇。齊安與他交談後，見其言談不凡，更加禮敬。請其撰寫一份供疏，宣宗操筆一揮而就，齊安覽後非常驚異。“知供養僧齎去，所獲豐厚殆與常度不同。”齊安還對宣宗說：“時至矣，無滯泥蟠。”言下之意是，您的時運已來，不要再在社會下層混跡了。齊安還希望宣宗一定要振興佛法。與《續皇王寶運錄》記載不同的是，此書說宣宗被宦官仇公武救出後，不是密養於家中，而是縱其周遊天下，備嚐艱險。後來還擔任過江陵少尹。武宗崩，“左神策軍中尉楊公諷宰臣百官，迎而立之”。引文中所提到的這位楊公，即宦官楊欽義，其於會昌三年（843）六月接替仇士良任左神策軍中尉。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1載：“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遊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該書卷6又載：“吳湘為江都尉……宣宗初在民間，備知其屈。”
《祖堂集》卷15鹽官和尚條載：“師諱齊安……大中皇帝潛龍之日，曾禮為師。甚有對答言論，具彰別錄。”此條資料提到宣宗曾拜齊安為師，與《宋高僧傳》所載不同，顯然不是抄於此書。
《古尊宿語錄》卷3《黃檗希運斷際禪師宛陵錄》載：“師在鹽官會裏，大中帝為沙彌，師於佛殿上禮佛。沙彌雲：‘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雲：‘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常禮如是事。’”大中，乃宣宗年號，故引文所謂“大中帝”，則指唐宣宗。
以上這些記載，如果以曆史資料細細考校，則會發現有不少不實之處，並為一些學者所指出；但是也有不少方麵的內容與史實相合，尤其反映了宣宗與文宗、武宗等人的關係非常緊張，曾一度被迫流落民間，備嚐艱辛，這一點已為古今許多學者所讚同。至於他是否真的出家為僧，雖不好論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他在民間時曾多與僧人往來，因而對佛教有著不同於其他唐代皇帝的密切關係，故其即位之始，馬上著手恢複佛教，也就不難理解了。
（二）複興佛教
唐宣宗即位之初，馬上下令杖殺趙歸真等道士數人，又將一些術士流放嶺南。與此同時，允許長安在兩街各留兩寺的基礎上各增加八寺，從而使長安的佛寺達到了二十寺。唐武宗會昌二年（842）曾規定僧尼歸主客司掌管，至此仍歸兩街功德使管理，所度僧尼由祠部發給度牒。這一切僅僅是宣宗複興佛教的開始，大規模的行動還在後麵。
宣宗曾對宰相說：“佛者雖異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孫光憲《北夢瑣言》卷1）可見宣宗認為佛教在政治教化方麵還是具有較大作用的。正是出於這種看法，於是在大中元年（847）閏三月全麵開始恢複佛教的行動，他頒敕說：“會昌季年，並省寺宇。雖雲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厘革過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複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舊唐書·宣宗本紀》）在皇帝的鼓勵下，全國各地掀起了興建佛寺的熱潮，所到之處斤斧之聲不絕，不僅使武宗限製佛教發展的成果毀於一旦，而且使全國的佛教寺院數量有了進一步的增長。
為了複興佛教，宣宗還為已經去世的高僧宗密等人恢複法號，邀請大德高僧到京師設法壇，宣講佛法。他還把僧人從晦數次請入宮中，與其高談闊論。從晦不但精通佛法，而且善於寫詩，其所寫應製詩多次得到宣宗的稱讚。據說佛教禪宗的發展就與宣宗大有關係。從玄宗、肅宗朝起，佛教禪宗分為南北二宗，從南禪中發展出來的五家七宗，其主要派別溈仰宗、臨濟宗以及曹洞宗大體上都是在大中後形成的。據《傳燈錄》記載，南宗溈仰宗是由百丈懷海弟子靈祐以潭州溈山為據點開始創立的，遭會昌滅佛的澄汰，於大中初得以複興。靈祐的弟子慧寂在袁州大仰山開拓，遂成此一家。懷海的另一位弟子黃檗希運，居洪州高安黃檗山，門下聚徒常千餘人，會昌滅佛時得裴休保護，於大中二年（848）重新聚徒，由他的弟子義玄於大中八年（854）在鎮州建臨濟禪院，形成勢力很大的臨濟宗。此外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開派的一些主要人物的成長，大都活動在大中年代，這一時期可以說是禪宗的鼎盛期。與唐宣宗有直接關係的禪宗人物主要有黃檗希運、齊安等人，已見前述。齊安與懷海是同門師兄弟，死後宣宗追諡其為悟空禪師。
宣宗複興佛教的行為也招來了不少反對的聲音，大中五年（851）六月，進士孫樵上言：
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發十七萬僧，是天下一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複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複其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言，遽為罷役。今所複之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東門之勞乎？願早降明詔，僧未複者勿複，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資治通鑒》卷249）
宰相們對大興佛寺也頗有微詞，他們認為大規模地興修佛寺，耗費了大量的財力，為了籌措修寺經費，不免有滋事擾民的情況發生。度僧不精，應該加以選擇。至於鄉村佛舍，希望能在戰爭結束後（當時唐與吐蕃之間有戰事）再興修不遲。後來因為財力實在難以承受，改為大縣距州城遠者可以興建一座寺院，鄉村不再建寺。在這些壓力下，宣宗也隻好采取妥協態度，同意了宰相們的主張。
（三）起用舊人
唐宣宗的用人一反武宗時的政策，大凡武宗重用的人物他都棄而不用，首先遭到拋棄的便是武宗時的名臣宰相李德裕。宣宗即位之日，李德裕奉冊，站在其身邊。隆重的儀式結束後，宣宗對左右說：“剛才站在旁邊的是李太尉嗎？他看我一次，都使我毛骨悚然。”可見宣宗對李德裕厭惡之深。會昌六年（846）四月二日，即宣宗即位後的第六天，就將李德裕貶為荊南節度使，不久又改任東都留守，此後一路走低，先後貶為太子少保分司、潮州司馬、崖州司戶，後死在了崖州貶所。與此同時，又把武宗時得到重用的與李德裕關係密切的官員，不問賢愚，大都予以貶黜，如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京兆少尹、權知府事薛元龜等。
幾乎與此同時，宣宗又拜白居易的弟弟白敏中為宰相。白敏中進士出身，先在藩鎮幕府任職，後又在洛陽任職，經李德裕的推薦被召入朝中任翰林學士。李德裕失勢後，白敏中落井下石，史載：“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鹹訟德裕罪。”致使李德裕一貶再貶。不僅如此，“凡德裕所薄者”，白敏中“皆不次用之，以盧商為武昌節度使。以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韋琮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資治通鑒》卷248）。武宗時貶黜的五位宰相也開始起用，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為衡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為郴州司馬，恩州司馬崔珙為安州長史，潮州刺史楊嗣複為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玨為郴州刺史，然後再逐步提升重用。
唐代自憲宗以來，在朝廷中有所謂“牛李黨爭”，牛黨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李黨以李德裕為首。通常認為唐宣宗支持重用牛黨，打擊排斥李黨，其實並非如此，宣宗並非刻意支持牛黨，他打擊排斥的隻是武宗所重用的人物，對武宗所排斥的人物由於逆反心理作怪，往往也能得到他的重用。
宣宗在用人方麵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重用憲宗時的舊臣或者舊臣子弟。如他用令狐綯為宰相，就是出於這種心理。據載，有一次宣宗對白敏中說：“當年朕參加憲宗喪禮，途中遇到風雨，百官及宮人四散避雨，唯有長著長胡須的山陵使攀住靈駕不去，那人是誰？”白敏中告訴他是令狐楚。宣宗問道：“有子乎？”回答說：“長子令狐緒今任隨州刺史。”宣宗又問：“堪為相乎？”白敏中說：“此人患風痹病，不如次子令狐綯有才器。”宣宗遂提升令狐綯為考功郎中、知製誥，後來竟拜為宰相。可見令狐綯的拜相並非因他是牛黨中人，而是因其父是憲宗的宰相。
再如刑部員外郎杜勝麵見宣宗時，宣宗問其家世，回答說：“臣父杜黃裳，當年首請憲宗監國。”於是馬上提拔為給事中。翰林學士裴諗，乃憲宗時宰相裴度之子。宣宗到翰林院，見到裴諗後，遂提拔他為翰林承旨學士。故史書記載說：“上見憲宗朝公卿子孫，多擢用之。”（《資治通鑒》卷248）宣宗讀《憲宗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相誰是韋丹之子？宰相周墀告訴他河陽觀察判官韋宙為其子。宣宗吩咐說：“速與好官。”（裴庭裕《東觀奏記》卷上）於是升為侍禦史，後來做到了嶺南節度使。
宣宗用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特別喜歡科舉出身的人。李德裕當政時，不許進士在杏園宴集，不準在雁塔題名。宣宗在大中元年（847）頒敕曰：“自今進士放榜後，杏園任依舊宴集，有司不得禁製。”（《舊唐書·宣宗本紀》）同時，他還鼓勵公卿子弟參加科舉考試，與李德裕對科舉的冷漠態度形成鮮明對照。《盧氏雜說》載：“宣宗酷好進士及第，每對朝臣問及第，苟有科名對者，必大喜，便問所試詩賦題目，拜主司姓名；或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歎惜移時。嚐於（宮）內自題鄉貢進士李道龍。”（《太平廣記》卷182引）可見其對科舉之製已經著迷到何種程度。
二、人稱“小太宗”
（一）整頓吏治
唐宣宗未即位時，平日裝傻，其實是一個非常有主見的人。他自即位以來，大力排斥武宗所用的大臣，又起用了一批大臣，初步形成了自己能夠放心的朝廷班子。為了表示新皇帝即位以來的新氣象，大中元年（847），宣宗因天旱的緣故，宣布減膳撤樂，釋放宮女五百人，又釋放五坊鷹犬，停止營建，並且下詔梳理京師係囚。所有這一切，不過是新皇帝即位後的通常舉動，不足為奇。
唐朝中央政府的文武官員人數，元和時為2788員，大中時為2796員。人數微有增加，與元和基本持平。為了掌握官員人數，宣宗命宰相撰《具員禦覽》，常置於案頭，以便隨時瀏覽。此舉一為熟悉了解百官情況，二為親自控製百官人數，不使官員人數有所膨脹。以上所述大中時百官人數的數據，便是宣宗加強控製的結果。
宣宗非常重視吸取曆史上興衰成敗的經驗，他令人將《貞觀政要》一書的主要內容抄在屏風上，在聽政之暇佇立屏風前反複閱讀。此書記錄了唐太宗貞觀時期如何治理天下的經驗和君臣之間的對話，對唐初統治政策的形成和貞觀之治局麵出現的原因做了總結。他又閱讀了臣下所撰的《帝王政纂》、《統史》等書，這些書都對他治理國家有著直接的借鑒作用。宣宗還加強了對地方官員的控製，他規定凡被任命為刺史的官員，赴任前必須入朝接受皇帝的當麵考察，隻有證明他確有行政能力，可以勝任刺史之職，才會正式任命。令狐綯當宰相時，曾任命了一個友人為刺史，並允許他就近直接上任。宣宗知道此事後馬上詢問令狐綯是怎麼回事。令狐綯回答說：“因為其所居之地距任職之所甚近，這樣做既可以節省時間，又可以免去迎來送往的費用。”宣宗對他的回答很不滿意，甚至說出了宰相權力太大，令人可畏之類的話。當時把令狐綯嚇得出了一身冷汗，連連叩頭認錯。從此之後，令狐綯做事更加謹慎，對皇帝的決策不敢稍有改變，總是百分之百地執行。令狐綯曾對朋友說：“我當宰相至今已十年，應是皇帝最信任的人，可每逢在延英殿與天子麵對麵商議國事時，心裏總是非常緊張，不敢稍有鬆懈，每次都是汗濕衣衫。”
宣宗還對朝廷大臣要求很嚴，希望他們忠於職守，不要辜負皇帝對大家的期望，否則君臣之間就很難相處了。在任命節度使、觀察使、刺史等地方軍政大員時，他都要反複考察，慎重對待，不輕易任命任何一位官員。對於新任的地方長官，他也要召見麵談，要他們勤於職守，愛惜民力。他還要求地方長官把他們了解的任職地區的風俗、人情、物產、地理等情況一一告訴自己，要求翰林學士也要注意收集這方麵的資料，編成書籍，供自己瀏覽閱讀。後來翰林學士韋澳撰成了一本名為《處分語》的書麵呈皇帝，內容包括全國十道的地理、風俗、物產等情況。
此外，宣宗還經常微服私訪，騎一頭毛驢，帶少數隨從，往往是清晨出宮，至黃昏回宮，以至於引起了諫官和左右近臣的勸阻。宣宗卻認為要了解民間風俗，體察百姓疾苦，隻有親自出去巡訪才可以查知真情，並且表示自己這麼做也是學習明皇即位前的做法。從宣宗察訪的實際效果看，也的確發現了不少問題。如宣宗微行訪察寺觀時，發現有女道士盛服濃妝，大怒，回宮後立即命令兩街功德使將這些女道士全部驅逐，另擇男道士主持道觀。唐後期的社會風尚，士人與僧尼交往自由，或狎妓，京師僧尼宮觀常常是藏汙納垢的場所，所以出現上述宣宗所看到的情況就不足為怪了。
宣宗非常重視官員的奏章，閱讀十分仔細。即使對各地官員所上的所謂謝表，他也認真地進行閱讀。通常來說這些表章的內容都是無關大局的文字，所以宣宗的左右就勸他對這類表章不要太認真了，也不會有什麼重要的事情。但宣宗卻不這樣認為，仍然不改這種習慣。宣宗還能虛心納諫，凡諫官奏論或門下省封駁，隻要言之成理，他都會誠心接受。他的這種作風，受到了曆代史家的稱讚。
宣宗對吏治也進行了整頓，希望能夠造就一支忠於職守、勤政愛民的官吏隊伍。他強調要加強對官員政績的考核，規定觀察使、刺史在任期滿後，如果能夠增加一千戶的，可以破格予以升遷；如果轄區內戶口減少七百戶，不但要罷官，而且在三年內不得授予新的官職。他還規定沒有任過刺史、縣令等地方官職的官員，不能升任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等職務。還規定地方長官離任時，不得收取資送錢物，也不可向百姓攤派，如果違反，按貪贓論處。對於地方上的一些閑散之職，如州一級的別駕、長史、司馬，縣一級的丞、主簿等官職，以往都是隻拿俸祿不領公事的閑職，規定今後必須參與當地公事的處理，如有違反，致使政事失誤者，這些官員要與州縣長官一起連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