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後期對官員的考課製度大都流於形式，尤其是地方官員更是如此。宣宗強調必須加強對地方官員的考核，按其政績分三等報告朝廷。第一等交中書門下及吏部優先任用，第二等按規定正常任用，第三等則要給予降職處分。考核要逐級進行，如對縣令的考核由刺史、錄事參事主持，觀察使複核，如發現考核不實，主持考核的各級官員就要受到相應的處罰。
宣宗還特別注重親自考察官員，一旦發現優秀官員，馬上予以提拔重用。如他在渭水之濱打獵時，路過一寺見百姓祈禱，經詢問知道他們在為醴泉縣令李君奭祈禱。此人治理有方，百姓安康，即將任滿離去，百姓不願其離去，遂向佛祖祈禱，希望能夠實現大家的心願。不久，醴泉縣所在的州刺史出缺，宣宗當即任命李君奭為本州刺史。
宣宗在涇陽狩獵時，遇到了幾位樵夫，遂駐馬詢問當地縣令為官如何。樵夫回答說：“縣令李行言為官公正，敢作敢為，有一次幾個強盜藏匿於禁軍士卒家裏，李行言知道後，派人前往捉拿，該士卒阻攔，被全部杖死。”宣宗回宮後便把李行言的名字寫在殿中的柱子上，後來便升任李行言為海州刺史，並賜紫金魚袋。
經過宣宗的大力整頓後，唐朝官吏的作風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吏治狀況比之以往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是唐朝後期吏風最好的一個時期。
（二）收複河湟
安史之亂時，唐朝為了平定叛亂，從西北地區抽調大批軍隊到內地參加戰爭，致使西北空虛，吐蕃乘虛而入，逐漸占據了隴右、河西及廣大西域地區，迫使唐朝將防禦線設在了隴山以西，都城長安也隨時處在吐蕃的威脅之下。
唐德宗統治時期，回鶻勢力強大，與吐蕃爭奪北庭地區，南詔也不堪忍受吐蕃的壓迫，轉而與唐朝和好，從而使吐蕃陷入孤立的地位。為了擺脫這種地位，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吐蕃主動向唐朝示好，於是雙方簽訂了“長慶之盟”。此後，雖然吐蕃仍不免有騷擾唐朝邊境的事件發生，但激烈程度已遠不如前。此後，吐蕃實力逐漸衰弱，已對唐朝構不成大的威脅了。
武宗會昌時期，吐蕃內訌迭起，使其勢力更加衰弱。達磨讚普死後，其妃氏立她兄長尚延力之子乞離胡為讚普。乞離胡年僅三歲，權力落到了氏及其同黨手中。吐蕃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自稱國相，起兵討伐氏，並且連戰連勝，軍事實力大增。為了奪取吐蕃王權，論恐熱又向吐蕃的另一實力派人物尚婢婢發動攻擊，欲在除去他之後再進一步奪取王權。雙方經過多次較量，尚婢婢先勝後敗，論恐熱在勝利之後，驕傲輕敵，虐殺部下將領，致使部眾紛紛叛離。由於吐蕃連年內戰，實力大損，原州、秦州、安樂三州及石門、驛藏、木峽、製勝、六盤、蕭關、石關等七關將吏紛紛向唐朝投降，使唐朝不戰而獲得了這一廣大地區。不久，唐軍又收複了維州和抉州，獲得了自安史之亂以來的最大勝利，朝野上下一片歡騰景象。論恐熱無奈，隻好入唐請求支援，唐宣宗雖然接見了論恐熱，賞賜財物，但卻拒絕了授其為河渭節度使的請求，論恐熱怏怏而返。自此，吐蕃各部的實力都走向衰落，對唐朝已無法構成大的威脅。
大中二年（848），沙州人張義潮利用民眾不滿吐蕃殘暴統治的情緒，秘密起事，率領當地漢族民眾突然起兵，將吐蕃沙州守將趕走，接管了沙州政權。此後，他領導沙州人民一邊堅持生產，一邊練兵，反擊吐蕃的進攻，並相繼攻下了甘、肅等州。大中五年（851）二月，張義潮派來的使者到達長安，帶來了歸順朝廷的表章。宣宗下詔任命張義潮為沙州防禦使。同年十月，張義潮又派其兄張義潭率領使團來到長安，進獻了瓜、沙、伊、肅、甘、鄯、河、西、蘭、岷、廓等十一州的版籍。宣宗遂改沙州為歸義軍，任命張義潮為節度使，使這裏成為唐朝在河隴地區的政治軍事中心。
至此，被吐蕃占據了百年之久的河西、隴右大部分地區又重新歸於唐朝，在這一地區廣大漢族人民的支持下，唐朝的統治得到鞏固，吐蕃的勢力更加削弱，已經失去了發動大規模戰爭的能力。唐懿宗鹹通二年（861），張義潮又收複了涼州。次年，唐朝在涼州設節度使府，下轄涼、洮、西、鄯、河、臨六州。到了鹹通中期，吐蕃在河西、隴右地區的勢力被全部肅清，唐朝已無西顧之憂。但是由於中原紛擾，唐朝衰弱，已經無暇治理河隴地區，隻是保持著名義上的管轄權而已。這些都是後話，就不多說了。
（三）抑製宦官
唐宣宗雖然為宦官所擁立，但他對宦官勢力的坐大並非視而不見，而是采取了一種抑製的態度，不使其過分強大，以至於鬧到無法控製的程度。
宣宗對於其父憲宗被殺之事，長期以來一直不能釋懷，在其即位之前，自然無能為力，即位之後，他便馬上著手鏟除這些謀逆的宦官。參與謀逆的宦官經過文宗、武宗時期的懲處後，主要凶黨已經鏟除殆盡了，然其黨羽卻沒有徹底肅清。宣宗即位後，窮治了當年謀逆之黨，除宦官之外，還包括了穆宗當太子時的東宮僚屬，死者甚多。
對於甘露之變，宣宗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除了鄭注、李訓之外，其餘諸人皆無罪，於是頒詔予以平反昭雪。這一行為實際上是對宦官亂殺朝官的一種不滿的表示。有一次，宣宗召見翰林學士韋澳等，為了躲避宦官的耳目，假托論詩，屏退左右向他谘詢說：“近日外間對內侍的權勢有何議論？”韋澳不知宣宗的本意，遂回答說：“陛下威斷，非前朝諸帝可比。”宣宗閉目搖頭說：“不對，不對，朕也對其權勢有所擔心和畏懼。”又說：“卿對此有何良策？”韋澳回答說：“若與朝官討論此事，恐怕又會導致事變（指甘露之變），不如從宦官中選擇那些有才識者與之商議對策。”宣宗說：“此乃末策，朕已試過了，宦官中的無官職及擔任中下級職務者皆對朕感恩，可是高級宦官則都是一丘之貉。”可見宣宗對高層宦官是非常失望的。在與翰林學士商議未果的情況下，宣宗又與宰相令狐綯商議這件事情，令狐綯密奏曰：“但有罪勿舍，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資治通鑒》卷249）令狐綯提出的這個方略應是一個比較穩妥的辦法，雖然耗時較長，但卻不至於引起大的動蕩，如果持之以恒，宦官專權的問題是能夠解決的。可惜的是，宣宗壽命不長，數年後就死去了。
由於宣宗對宦官權勢非常擔憂，所以對朝官與權閹的交往十分關注，一旦發現則予以堅決打擊。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元贄在宣宗即位問題上出了大力，宣宗對他也比較好，寵遇超過了其他宦官，宰相馬植遂與其攀為本家。當初馬元贄有功，宣宗賜他一條非常珍貴的寶帶，馬元贄便把此帶轉贈馬植。有一天，馬植上朝與皇帝商議政事，宣宗一眼就認出了這條寶帶，遂問此帶從何而來。馬植不敢隱瞞，如實相告。宣宗聽後，很是不悅。次日，便將馬植貶為天平軍節度使。當馬植行走到華州時，又將其再貶為常州刺史。原來在馬植離開長安赴任時，宣宗就將馬植的親信之吏董侔逮捕下獄，經審問後，“盡聞（馬）植交通之狀”（裴庭裕《東觀奏記》卷上），於是才有了再次貶官之舉。馬植事件在當時影響很大，從此朝官不敢再與宦官交往，對抑製宦官勢力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對於那些跋扈宦官，宣宗也采取了適當的措施進行壓製，使其不敢過分張揚。如大中八年（854）九月，有一敕使（宦官）路過硤石驛（位於今河南三門峽市東南），嫌驛中供給的餅黑，一怒之下鞭打了驛吏，以至於打得渾身是血。陝虢觀察使高少逸氣憤不平，便將這塊餅封送到長安，呈給了皇帝。這位敕使回京後，宣宗斥責他說：“山中艱苦，有此食豈是容易？”遂將此人貶到恭陵守陵去了。
內園使李敬實外出，遇到宰相鄭朗而不回避，鄭朗不平，遂奏報宣宗。宣宗把李敬實召來，當麵詰問。李敬實回答說：“供奉官照例不必回避。”宣宗說：“你奉命出使，自可通行無阻，豈能因私外出，遇宰相而不回避？”遂命剝去其袍服，送到南衙充役。
宣宗對外戚要求也較嚴。即位之初，先後任其母舅鄭光為平盧、河中節度使。後來鄭光入朝奏事，語多鄙淺，宣宗不悅，遂把他留下來任右羽林統軍。鄭太後數次對宣宗說其舅家貧，希望到地方任職，宣宗遂厚賜金帛，而不再授其實職，尤其不授親民之官。在鄠縣及雲陽縣（今陝西涇陽）有鄭光莊園各一所，均為宣宗所賜。鄭光莊吏倚仗其主是皇帝的親母舅，拒不交納租稅。京兆尹韋澳剛正不阿，遂將這些人抓了起來。宣宗問他如何處置，韋澳說要依法懲處。宣宗又說如果鄭光幹預，又該怎麼辦。韋澳說：“陛下把臣從翰林學士提拔為京兆尹，就是要臣清理京師之弊，如果鄭光之吏多年積欠不補而寬貸不治，那就是法律隻針對貧戶，而不治貴戚，臣不敢奉詔。”宣宗又說：“本應該如此，隻是鄭光糾纏於我，不如痛杖一頓，不要處以死罪。”韋澳說：“臣將其關押起來，待其補足欠稅，然後再釋放不遲。”宣宗對自己為鄭光求情表示歉意。後來，韋澳將鄭光莊吏重杖一頓，責令其補足欠稅，然後才交給鄭光嚴加管束。
宣宗對子女的管束也頗為嚴格。其愛女萬壽公主下嫁起居郎鄭顥，鄭顥之弟鄭病危，宣宗遣使探問。使者返回後，宣宗問公主何在，答曰：“在慈恩寺戲場看戲。”宣宗大怒，歎息說：“怪不得士大夫之家不願與我家聯姻，原來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急召公主入宮，命其立於階下，不理不睬。公主恐懼，涕泣謝罪。宣宗責備說：“豈有小叔子患病不往探視，而去觀戲的道理！”經過這一事件，終宣宗之世，貴戚之家皆謹守禮法，不敢有絲毫越軌的舉動。
但是宣宗也不是全然不顧親情，他的親妹妹安平公主下嫁駙馬都尉劉異，宣宗命宰相授劉異為節度使，初步擬定授其為平盧（即淄青，治所青州，今山東青州）節度使。宣宗對宰相說：“朕隻有一妹，時欲相見，淄青去京夐遠，卿別思之。”（裴庭裕《東觀奏記》卷上）宰相遂改授其為邠寧（治所邠州，今陝西彬縣）節度使。不僅如此，宣宗還允許公主可以使用驛站的交通工具隨時入京。
正是由於宣宗的這些作為，後世史家稱其為“小太宗”，並稱讚他“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資治通鑒》卷249）。
三、太皇太後郭氏死亡之謎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五月，太皇太後郭氏在興慶宮突然死亡。
關於郭太後的死因，《資治通鑒》卷248主要列舉兩個方麵的原因：其一，宣宗懷疑郭太後參與了謀殺憲宗的陰謀；其二，宣宗的母親鄭太後本是郭太後的侍女，兩人素有仇怨，因此宣宗即位之後待郭太後禮薄，郭氏因此而鬱鬱寡歡。有一天，郭氏登上了興慶宮中的勤政樓，欲跳樓自盡，被左右之人急忙拉住。宣宗得知此事後大怒，“是夕，（郭太後）崩，外人頗有異論”。言下之意是說郭氏的死與宣宗有直接關係。
關於這一事件，唐人裴庭裕所撰的《東觀奏記》卷上亦有記載，錄之如下：
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後，誅除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後無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慚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二侍兒同升勤政樓，依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即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太後暴崩，上誌也。
這段記載較之上引《資治通鑒》有兩點不同，一是說郭氏跳樓的目的是“欲成上過”，即造成因宣宗所逼而不得不死的事實，使宣宗背上惡名；一是明確記載了郭太後之死是宣宗指使的結果，即所謂“上誌也”。可見這件事的發生實際上是憲宗之死的繼續發酵，正因為宣宗認定郭氏參與了謀殺憲宗的陰謀，但卻沒有直接證據，不便明正典刑，隻好采取這種隱秘的手段來結束郭氏的生命，為其父複仇。
關於郭氏的死因問題，還可以通過其死後在葬儀方麵的爭執見其一端。《新唐書·後妃列傳》載：郭太後崩，“有司上尊諡，葬景陵外園。太常官王皞請後合葬景陵，以主祔憲宗室，帝不悅，令宰相白敏中讓之”。景陵是唐憲宗的陵墓。宰相白敏中召王皞斥之，王皞不服，義正詞嚴地指出：“郭太後是憲宗春宮時元妃，汾陽王孫，迨事順宗為新婦。憲宗厭代之夜，事出暗昧，母天下曆五朝，不可以暗昧之事黜合配之禮！”（裴庭裕《東觀奏記》卷上）從王皞的這一段話可以看出，當時人均把郭氏不能與憲宗合葬的原因與憲宗之死聯係了起來。所謂“厭代”，即死亡的委婉說法；所謂“母天下曆五朝”，是指郭氏作為國母，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五朝。從古代禮法的角度看，郭氏是憲宗為廣陵王時的王妃，也就是憲宗的元配，其死後自然應該與憲宗合葬，並且配享憲宗廟室。宣宗之所以寧願違背禮法而不願讓郭氏與其父合葬，根本原因就在於他不願讓一個謀殺其父的女人享受這樣的待遇。
王皞此舉為自己招來了禍患，很快他就被貶為潤州句容縣縣令。直到宣宗死後，唐懿宗即位，王皞才被召回朝中。他又舊事重提，這才將郭氏神位移至憲宗廟內配享。
四、宣宗死因辨析
大中十三年（859）八月七日，唐宣宗駕崩，終年五十歲。關於宣宗的死因，新舊《唐書·宣宗本紀》均未記載。另據《資治通鑒》卷249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八月條載：“上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則宣宗亦死於服食丹藥。
然而從現存史籍所記載的種種情況看，宣宗似乎也是屬於非正常死亡，而且謀害宣宗的凶手很可能就是部分宦官。據《新唐書·宦者列傳》載：嚴遵美之父嚴季實，大中時任掖庭局博士。有一天夜裏，嚴季實在鹹寧門值宿，忽聞“有宮人謀弑宣宗”，嚴季實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宣宗召見嚴季實，勞之曰：“非爾，吾危不免。”當場提拔其為宣徽北院副使，後升任樞密使。這次未遂的謀殺行動隻是宣宗最終被謀害的一次預演，這次行動的失敗並不等於陰謀者會就此罷手，隻會促使他們采取更加隱秘的手段對付宣宗。
當時有一個叫軒轅集的人，他是廣東羅浮山的道士，武宗時被召入長安。武宗死後，他被宣宗流放到嶺南。宣宗晚年，迷信長生之術，遂將其又召到長安。據蘇鶚《杜陽雜編》卷下載：“（上）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軒轅集）即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腳。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關於此事，《舊唐書·宣宗本紀》載：“季年風毒，召羅浮山人軒轅集，訪以治國治身之要，其伎術詭異之道，未嚐措言。集亦有道之士也。十三年春，堅求還山。上曰：‘先生少留一年，候於羅浮山別創一道館。’集無留意，上曰：‘先生舍我亟去，國有災乎？朕有天下，竟得幾年？’集取筆寫‘四十’字，而‘十’字挑上，乃十四年也。”可見宣宗與軒轅集的往來是確有其事。眾所周知，生死壽夭，非人所能預知，為什麼軒轅集卻能預知宣宗的死期呢？這本身就很值得懷疑。
軒轅集曾受寵於武宗，被宣宗所流放，應該說他與宣宗是有仇怨的。據裴庭裕《東觀奏記》卷下載，他又是宦官吳德鄘推薦給宣宗的，這僅是一種巧合還是有意的安排，就很值得玩味了。宣宗既然酷好仙道，召軒轅集到長安自然免不了要為皇帝配製藥石，會不會在藥中做了手腳，這本身也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從軒轅集在大中十三年春堅決要求歸山的舉動看，他似乎已經預感到將會發生什麼事情，其歸後數月宣宗便一命嗚呼了，說明他的預見是非常準確的。宣宗從會昌六年（846）即位到大中十三年（859）死去，正好在位十四年時間，而軒轅集事先就預計他隻能當十四年的皇帝。其堅決要求歸山，顯然是為了避免因皇帝的突然死去而受到牽連，這一舉動隻能說明軒轅集很可能參與了對宣宗的謀殺，或者其已經洞察到有人對皇帝將要下手了。關於軒轅集堅決要求歸去的原因，胡三省分析說：“懲會昌末年之事也。”（《資治通鑒》卷249胡三省注）可見是為了躲避殺身之禍。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宣宗死後，懿宗即位，參與給皇帝配製丹藥的其他道士均未逃脫殺身之禍，而軒轅集卻躲過了這一劫。
宦官們之所以要謀害宣宗，與他對宦官采取的政策有關，從而引起了部分宦官的恐慌。實際上宣宗在位的大中時期，距憲宗之死已經過去三十多年，參與此事的宦官已經死亡殆盡，宣宗所鏟除的對象大多為這些宦官的養子和穆宗的親信，甚至包括對穆宗的清算。大中八年（854）正月，宣宗頒詔說：“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搜擿餘黨，流竄已盡，其餘族從疏遠者，一切不問。”這裏所謂的“亂臣賊子”，指哪些人呢？關於這一點司馬光說：是指宦官、外戚及穆宗當太子時的東宮官屬。此文中所說的“族從”，胡三省解釋說：“從，一從、再從、三從兄之親。族，袒免以外之親也。”可見牽連之廣。關於宣宗之所以頒此詔的原因，司馬光說：“慮人情不安。”（《資治通鑒》卷249及胡三省注）說明宣宗關於“亂黨”的追查已經危及政局與社會的穩定。然而實際情況是，宣宗並沒有放棄對這些人的清算，直到大中十二年（858）時，他還下令罷去公卿朝拜穆宗光陵及忌日行香，又把為光陵守陵及負責灑掃的宮人全部移到其他諸帝陵。說明宣宗並沒有放棄對所謂“亂黨”的追究，大中八年的那紙詔書不過是一紙空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