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出身貧苦農民，幼年“家貧親老，無資求師以問業”①。《皇朝本紀》謂其遊方“三載，複入皇覺寺，始知立誌勤學”，可能其啟蒙識字即在此期間。從軍以後，有了權力、地位，由於事業的需要，大量吸收了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在眾多儒生的影響下，努力學習文化，經常談古論今，因而知識大長，學問益進。從渡江到稱帝，他和幕府中的儒生，如陶安、範常、夏煜、孫炎、楊憲、葉儀、戴良、劉基、宋濂等人，朝夕討論，講述經史，經過十幾年封建文化的學習，中年以後，朱元璋不但了解一些儒家的經義，能寫作通俗的文字，並且還能吟詩、作賦，評論文學作品的短長。初下徽州時，朱升請他題字，朱元璋親寫“梅花初月樓”匾額②。和陶安論學術，親製“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門帖子送給他③。鄱陽湖之戰打敗了陳友諒，高興之餘，和夏煜等草檄賦詩④。宋濂不會飲酒，在朱元璋麵前，勉強飲了幾杯，不覺酩酊大醉，朱元璋送以白馬，作《白馬歌》⑤。
做了皇帝以後，更加喜歡文墨，毛騏、陶安死，朱元璋為其親撰祭文⑥。桂彥良出作晉王傅，特撰文送行⑦。張九韶告老還鄉，又作文送行⑧。朱元璋為文質實，主張文章應該寫得明白清楚，通道術，達時務，也就是要適應政治上的需要。他曾著文辯論韓愈訟風伯之失審，謂：“今也韓愈既逝，文已千古，吾辯為何？欲使今之儒者，凡著筆之際，勿使高而下，低而昂。當尊者尊，當卑者卑，”⑨即根據事實，不可隨心所欲。
早在吳元年（1367）正月，朱元璋尚未稱帝時，就曾對中書省官員說：“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群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詞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箋文隻令文意平實，勿以虛詞為美也。”⑩洪武二年（1369）三月，他對翰林儒臣說：“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均《尚書》中之篇名）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嚐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詞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司馬）相如、楊雄，何裨實用？”故令：“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這是他關於整頓文風的第一次明令。洪武四年（1371）閏三月，朱元璋審定翰林所撰武臣誥文有“佐朕武功，遂寧天下”之句，即提筆改為“輔朕戎行，克奮忠勇”。並召詞臣指示：“此言大過……自今措詞，務在平實，毋事誇張。”再次強調其關於文風的主張。
唐、宋以來的政府文字，無論從上而下的製誥，從下而上的表奏，照例使用駢儷四六文體，華而不實。唐代韓愈提倡的古文運動，雖然在民間起了作用，但是以後的政府公文依然是因循舊章。對於同時代使用兩種文體，朱元璋很不以為然。洪武六年（1373）九月，朱元璋從製度上采取措施，頒布《文書式》，“詔禁四六文詞”。在此之前，他令翰林院儒臣選唐、宋名家所著“表”、“箋”中之可為法式者，作為標本。諸臣遵照選出唐柳宗元《代柳公綽謝上表》、韓愈《賀雨表》進上，朱元璋認為符合其宗旨，即“命中書省錄二表，頒為天下式”，規定以後各衙門進表，皆仿此。並諭各部官員：“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詞，質宴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尤為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儷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盡變。近代製、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常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諭臣下之詞，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不但發布禁令，而且頒布樣板，以供仿效，較前之僅為禁令者更進了一步。
洪武九年（1376）閏九月發生“五星紊度，日月相刑”的特殊天象，時稱“星變”，封建時代人們認為這是上天示警。勵精圖治的朱元璋，對此非常重視，特“詔告臣民，許言朕過”。為時一月，即有中、外臣民十五人應詔上書言事。繼而刑部主事茹太素上書陳五事，全文一萬七千字。朱元璋“命中書郎中王敏立而誦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乃雲：‘才能之士，數年以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不過應答辦集。’又雲：‘所任者多迂儒俗吏。’言及至斯，未睹五事實跡”。朱元璋不願再聽下去，以為“妄言”。遂召茹太素人，問：“爾為刑部之官，彼刑部官吏二百有餘，爾可細分迂儒俗吏乎？”茹不能答。必欲令其分別，茹回說：“無法指實其人。”朱元璋大發脾氣，命人施以杖責，以警“妄言”。次日深夜，朱元璋臥榻上，想起茹太素上書事，又令人接著往下讀，“直至一萬六千五百字後，方有五事實跡。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朱元璋認為其中所言四事可行，即於早朝時命中書省、都督府、禦史台依茹太素所言施行。因而感歎：“籲，難哉！古今上書陳言者，未嚐不為國、為民，而為君而言者，雖有責人以難，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厭聽繁文而駁問忠臣，是朕之過。有臣如此，可謂忠矣。”“嗚呼！為君難，而為臣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