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科給事中吳執禦說：理財加派不得已而用之，這種事怎可逾年而不廢止？他認為，捐募和搜刮，兩者很難取法。崇禎帝則認為，加派是向富人加派，連累不了窮人，捐募是憑人們的正義感，至於搜刮固然會滋養奸邪，但如果得到循吏，依法行事，難道還會給百姓帶來不利嗎？這時崇禎帝已經露出剛愎自用，不納嘉言的本性。是年（1631），浙江海盜擾害沿海，湖廣民變後樹幟與朝廷對抗。宣大兵餉需數十萬，責成兩廣解納，實際隻納銀七千兩遠不及酬，崇禎帝責其玩忽職守。山、陝饑民起事，見官兵即散，官兵退則又聚。崇禎帝認為，“寇”也是朝廷子民，可撫就撫。廣西靖江王府，因爭繼位內哄。四川鄉紳褒挾禦史事發生。雲南、貴州亦生民變。朝廷麵臨多事之秋，吳執禦上疏說：現在朝廷每年收入四百萬兩，今天又加到七百萬兩，但仍缺額一百六十萬兩，朝廷仍覺糧餉不裕。吳執禦認為，加派則害民，不加派則害兵。過去寧遠、錦州兵變，袁崇煥集數百萬金消解，耗費浩大。他認為沿邊各城邑，應令吏部選補賢能，用本地錢糧訓練本地土著，這個辦法一實行，糧餉可以不取償於司農，兵不借助於戍卒，當屬方便可行之策。崇禎帝認為，錢糧留截本地，國稅將從何而出？不聽。不久，吏科給事顏繼祖又諫減催科事，嚴遭斥責。此後，吏部考選官員，先看稅糧能否完足，不問如何撫民。朝廷選官又專於催科。這一切都導致了明朝法製的明顯變化。
崇禎帝於多事之秋，惟思急功近利，不思納諫革弊，摧舊立新。山西提學僉事袁繼鹹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絏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異於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終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為太息也！且皇上所樂聽者讜言，而天下誤以攻彈貴近為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披靡不止。”崇禎帝認為袁繼鹹是越職言事，痛加斥責。這時崇禎帝益加剛愎自用，不納忠言，再也不像初登極嘁那樣謙恭謹慎了。
崇禎後期，邊關戰事日緊，山陝農民起義日熾，全國災荒頻仍。在危難之中，崇禎帝還要經常遊獵，性格也變得喜怒無常，苛責直言忠鯁之士，親信重用佞俸之臣。為應付後金進攻，加強薊遼邊防，加派遼餉；為鎮壓農民起義，加派剿餉；為操練士馬，再加派練餉。三餉負擔已超過農民—之半，再加上其它京用雜項催征，百姓苦不堪言。荒年饑歲則人相食。以致朝野臣民均斥崇禎帝為暴主昏君！終於在內外交困之下，陷大明王朝於覆亡之地。
崇禎十五年（1642）十一月，左都禦史劉宗周上言六事：一、建道揆，他認為京城是首善之地，先臣馮從吾曾建“首善書院”，請求迅速恢複，以表明朝廷致治之本；二、貞法守，太祖讀《老子》，深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之理，立即焚毀錦衣刑具，要求一切訴訟，聽法司決斷，不必下錦衣，今應恢複此事；三、崇國體，大臣三品以上獲罪應該讓九卿、科、道會審後，交付刑法部門，依法收係，不可濫係無辜。即使在刑戮之時，也不能忘記禮遇之意；四、清伏奸，凡是朝廷收到匿名文書，請求立即毀掉；五、懲官邪，京城士大夫與地方官員交際愈多，奸巧愈深，要求臣屬聽到消息後，就馬上彈劾告發。再遇中外官勾結之事，皇上要嚴斷；六、飭吏治，他認為當今吏治腐敗，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鍰，已成定例。至於營升謝薦，賄賂之風就更加厲害。請求嚴懲貪贓枉法，以清吏治。不難看出，劉宗周所言六事，活生生勾勒出崇禎末年明朝官場腐敗，弊端叢生、風教敗壞的黑暗政治概貌。崇禎帝對這六條建議雖深感痛切，但已無力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