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帝統治晚期舉措失當之處更多。如不顧天下災荒頻仍，催科捐稅，加派三餉日甚一日，把全國人民推入苦難深淵；為加強防邊和鎮壓各地起義，督飭巡撫、總兵奮力剿討，也不顧條件如何，敵我形勢是否許可，凡邊將失事敗陣者，非係即殺，從不與廷臣商討。因此很多鎮將遭敵圍襲，隻能戰死疆場，以報效朝廷，致使名將越來越少。尤甚者，偏信中官，總以中官鎮撫、監督各要害，以致邊將鎮卒難以獨立運作，手腳被縛。如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明朝覆亡在即，清兵與李自成起義軍都逼近京師，崇禎帝仍“遣內臣高起潛、杜勳等十人監視諸邊及近畿要害”。關鍵時刻京城守備至關重要，崇禎帝竟令“太監王承恩督察城守”。然而太監並不完全忠心於崇禎帝，如李自成兵至宣府時，“太監杜勳降”。當李自成兵臨居庸關時，崇禎帝又遣他認為可靠的唐通“偕內臣杜之秩守居庸關”。不料，起義軍一到，“唐通、杜之秩降於自成”。李自成入居庸關。在這個生死存亡的關頭，他一向寵信的貼身太監王承恩，應在京城守衛戰中大顯身手。不料，李自成軍剛到，未及交手，“京師京營兵潰”。這時，隻能把崇禎帝逼上煤山與王承恩同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京城麵臨危急時，左都禦史李邦華、右庶子李明睿“請南遷，及太子撫軍江南”，皆不準。當李自成起義軍兵臨居庸關時，李建泰亦請南遷，崇禎帝卻“召廷臣於平台，示建泰疏曰：‘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李邦華等複請太子撫軍南京，不聽”。既無充足準備，又根本不具備必勝條件，不思采取靈活變通之計，死守京城。自己不思轉機，又不肯放權於皇太子，那麼京城的文武重臣、皇親國眷就隻能隨這個糊塗皇帝一起殉葬了。在國家危亡，迫在眉睫之時，崇禎帝的措置之誤，更是難以令人理解到崇禎帝縊死煤山前，在禦書衣襟中還說：“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麵目見祖宗。”崇禎帝自信自用如此，至死不覺己非，將一切罪過都推給諸臣，其剛愎自用則可想而知！但，他畢竟不能算是個荒淫暴君。史論說：崇禎帝“端居深念，旰食宵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馴致敗亡，兒與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貶”，其主要原因是“化導鮮術，貪濁之風成於下，股肱乏材，孤立之形見於上”。倒還頗有些功過分明的兩點論味道。比起崇禎帝的怨天尤人來要高明得多；《明史》的評論說：“崇禎帝雖每臨朝浩歎慨然，思得非常之材。”但十分可惜的是他“用匪其人，益以債事。乃複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製置乖方”。這樣的評論似乎更近乎公允。因此講述崇禎帝，宜應區別前後兩期，前期誅滅權閹，不近聲色，不殖貨利，宵衣旰食，勵精圖治，大有中興氣象，因此“天下翕然稱是”。但到了後期，剛愎自信，不納忠言，用匪其人，以至於達到“舉措失當，製置乖方”的程度，最後落得個國破身死、求告無門的悲劇下場，也就不足為怪了。
注釋
①②③④⑤《明通鑒》卷八，熹宗天啟七年。
⑥⑦⑧⑨⑩《明史紀事本末》卷七二《崇禎治亂》。
《明史》卷三八《奸臣傳》。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二《崇禎治亂》。
《明通鑒》卷八二，莊烈帝崇禎八年。
（明史》卷二六○《袁崇煥傳》。
《明史》卷二五五《劉宗周傳》。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二《崇禎治亂》。
《明史》卷二四《莊烈帝記》。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二《崇禎治亂》。
《明史》卷二四《莊烈帝記》。
第19站晚明民變
明朝後期，在統治集團內部爭鬥愈演愈烈的同時，社會矛盾也愈發激化，明朝統治更加腐敗。
土地兼並在明朝中後期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皇室宗族憑借特權瘋狂掠奪土地，以“皇莊”為名的占田不斷擴大。萬曆年間，神宗朱翊鈞的皇莊占田竟達214萬畝。其子福王朱常洵封藩河南，一次便得賜田200萬畝，由於河南土地不足，又“並取山東、湖廣田益之”①。受封湖廣的潞王朱翊謬，其莊田亦有400萬畝。到明熹宗朱由校時，僅一次賜予惠王朱常潤和桂王朱常瀛湖廣田就多達300萬畝，而此時湖廣土地已被兼並殆盡，隻湊得60萬畝，於是熹宗便勒令向各州縣百姓分攤租銀，謂之“天地之租”。
皇室宗族強奪土地，官僚地主更是巧取豪奪。天啟七年（1627），大官僚魏良棟一次便得熹宗賞田40萬畝。而大宦官“魏忠賢一門，橫賜尤甚”②，前後受賜田產竟逾百萬畝。加之地方上豪強、庶族地主的搶掠霸占，百姓所有耕地少得可憐。山東地區“民間田土搜刮殆盡”③。四川成都地區州縣土地，“為王府者十之七，軍屯十二，民間僅十一而已”④。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數權貴、地主手中，而多數農民則因喪失土地而淪為無地可耕，甚至無家可歸的流民和饑民，出現了“有田者十一，為人佃作者十九”⑤的嚴重社會問題。
土地兼並加劇，農民大量破產，亦使朝廷收入急劇減少。然而明朝統治的腐敗，尤其是明帝的恣意揮霍，更加劇了朝廷財政的危機。為了解決入不敷出的財政危機，滿足統治者窮奢極欲的需要，明朝政府極力將危機轉嫁到百姓頭上，變本加厲地盤剝和苛征。搜刮民脂民膏，侵占了大量土地的權貴豪強們，憑借手中的權勢，或享有免稅的特權，或減免賦稅，於是出現了“富者種無糧之地，貧弱者輸無地之糧”、⑥的情景，富戶大家產無賦，身無徭，田無糧，屋無稅。明初全國有稅田850多萬頃，到弘治年間僅存420多萬頃，減少近一半。嘉靖初年，湖廣地區的稅田已由220萬頃減至23萬頃，河南地區的稅田也由144萬頃減至41萬頃，減少額競占絕大比重。這些流失的稅田多為官府侵占，或被地主強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