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朱元璋在《大誥》裏描述了當時各地官員的對策。例如大名府開州州判劉汝霖，明明知道本州官吏羅從禮手中寄存有一萬七千貫贓款，卻發了一個通知，要求老百姓各家各戶攤派，包賠贓款。由此可以知曉，地方官吏並沒有吐出贓款，而是將虧空又再次轉嫁到老百姓的頭上。
朱元璋極為憤怒，跟著發了一道文：許多地方官員借此機會在全縣範圍內科斂百姓，等於加征了一道稅。收稅的總額之中，大約上繳百分之一就足以補償贓款，其餘部分便落入自己的腰包。原來收藏的贓款自然還是自己的。要求各地耆民赴京麵奏，揭發地方官的犯罪事實，下決心嚴厲懲處各級官員和牽連案件的富民。
《大誥》中寫道：在浙江西部，府、州、縣的官吏們像“虎狼”一樣科斂老百姓。譬如折收秋糧，府州縣官不收糧食，要百姓折鈔票交納，每石米折鈔二貫（引者注：即2000文，而市場價格不過500文），他們巧立名色，另外索取“水腳錢”100文，“車腳錢”300文，“口食錢”100文。管倉庫的衙役又要“辨驗錢”100文，“蒲簍錢”100文，“竹簍錢”100文，沿江“神佛錢”100文。根據朱元璋提供的數字，我們可以測算出，正額二千文，竟有額外索取九百文，多收了45%。如果從源頭算起，每石米的價值不過500文，官吏們竟然收2900文，多收了5.8倍。
郭桓等人幾年之內連貪汙帶盜賣再加上摻水毀掉的官糧，給大明朝造成了2400萬石糧食的損失，而這相當於當時整個國家一年的收入。如此一來，出身貧民的朱元璋焉有不怒之理。他如果再不出手，任由事態這麼發展下去，後果將變得不堪設想。朱元璋成立了以國家檢察院副院長（右審刑）吳庸為組長的郭桓案專案組，不光要查，而且要一查到底。
現在這個案子已經不是郭桓和幾個主犯們的問題，而是朱元璋要將這個案子的牽連度擴展到什麼程度。郭桓隻是戶部的一個副部長，在朱元璋剛剛處理完胡惟庸，又剛剛增設了錦衣衛的大背景下，郭恒竟敢以身試法，貪汙如此巨額的國家財產，的確讓人感到不可思議。朱元璋的特務網絡遍及全國，許多官員白天貪汙，晚上就被揭發，郭桓卻能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私吞幾個省的公糧，這也不正常；更何況朱元璋自廢除丞相之後，大事小事都事必躬親，成百上千萬石的糧食沒有按期入庫，難道朱元璋自己竟會沒發現，還需要等著禦史來揭發？疑點歸疑點，既然朱元璋已經表明這是一起極其惡劣的貪腐案件，一切莫須有也就成了合理的存在。這張巨型大網已經撒下，對郭恒同黨的追查在全國範圍內陸續展開。為了保證除惡務盡，朱元璋堅持走“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嚴酷路線。對於他來說，不見血的權力運行，根本無法保證大明朝的長治久安。
在嚴格的追查之下，朱元璋很快發現，六部的所有官員幾乎都成了郭桓的同犯，當然這個結果也是朱元璋事前應該能夠想到的。其中涉案官員包括兵部（國防部）侍郎王誌、禮部（禮法）尚書趙瑁、刑部（司法部）尚書王惠迪、工部（建設部）侍郎麥至德等，據《刑法誌》記載，當時除了上麵所列的六部高級官員外，所有侍郎（副部長）以下官員都卷入其中，成為刀下之鬼。
兵部侍郎王誌職務犯罪獲得贓款總額是22萬貫，相當於今天的500萬元人民幣。事情敗露後，朱元璋親自審問王誌，問：“王誌，你怎麼貪汙受賄了那麼多？”
王誌回答：“財利迷其心，雖君親亦忘之。”
朱元璋又問“現在有什麼想法？”
王誌的回答與所有臨行的貪官如出一轍：“臣臨刑方覺悔不及矣！”
這也就是說當時的六部，每個部除了尚書（部長）一人，侍郎（副部長）兩人（上文已列出者除外），所有的辦事官員都被殺掉了。當時的部長真的成了光杆司令，官員們陷入了恐懼之中，見麵的第一句話應該就是“你們今天死了幾個？”其實到後來這個問題也不用回答，因為一個部裏最多隻剩下三個人
這是中央官員，還有地方的經辦官員，糧食是由省裏送來的，往下查，就是各個府縣，府縣再往下，就是那些所謂的富戶、糧長。這些人也大多被殺掉。古語雲“法不責眾”。但朱元璋根本不相信這一套，他下令：該殺的都得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