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城的大小京官，很多人都是出自翰林院。我們就拿翰林來說事，對於一個初涉官場的人來說，能夠混上一個翰林身份應該說是無上的榮耀。一方麵可以得到時下知識界的認可，另一方麵也可以得到皇帝的賞識和恩寵。這兩方麵可以使得自己獲得官場升遷的資格。
翰林作為皇家人才的儲備基地，成天與皇帝和高級大臣們打交道，經常出席朝廷各種重大典禮，是個讓人感覺很有麵子的職業，地位顯赫自不必說。然而與此相對照的是，翰林們的收入卻與自己地位極不相稱，時人常有“窮翰林”之謂。在清朝的俸祿體係中，一個七品京官的年俸是四十五兩。乾隆體恤京官們的日子過得有些捉襟見肘，就將京官的工資標準大幅度提高，實行的是例支雙俸。就是說，每個月為京官開雙份工資。這樣七品京官的工資就增加到了每月九十兩。另外再發一些糧食，“每正俸銀一兩兼支米一斛”，還有四十五斛（二十二點五石）“祿米” 。錢和糧食加在一起就是七品京官的全部收入。按照當時一石糧食值一兩五錢四分銀子換算，他們的收入也不過就是一百二十四兩六錢五分。這些錢糧放在一起，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幣也就二萬五千多塊錢。
作為一個七品京官一年收入二萬五千多塊錢，那麼他一年需要花去多少錢呢？張之洞在《請加翰林科道津貼片》為七品京官們算了一筆賬：“計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須一金。歲有三百餘金，始能勉強自給。”這話就是說，一個很會過日子的七品京官每天也需要花一兩銀子，一年算下來要花銷三百多兩銀子。收支對比，一個七品京官每年要欠下二百多兩的債務。如果真是這種境況，做京官成了一樁賠錢的買賣。而在這一點上，似乎也不難找到佐證。光緒年間的京官李慈銘在日記裏記載他一個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住的房子漏水，因為缺乏營養臉有菜色。當時也有翰林做詩來哭窮：“先裁車馬後裁人，裁到師門二兩銀。師門三節兩生日，例饋賀儀銀二兩。唯有兩餐裁不得，一回典當一傷神。”京城的老百姓中也流傳這樣一句話：“上街有三厭物，步其後有急事無不誤者：一婦人，一駱駝，一翰林也。”這句話形象地道出了小京官的嘴臉，走路上班，還要邁八字步擺架子造成交通堵塞，急壞了跟在後麵有急事要辦的主，隻有在心裏詛咒他們。
其實“低薪製”對於官員們來說隻是繡花枕頭，中看並不中用。雖然打著為朝廷節約開支的旗號，但是作為一把雙刃劍，它傷害到的往往是那些奉公守法的清官。清官們買不起房，住在京城外圍的棚戶區，一個個麵有菜色。
對於那些貪婪的食權者而言，“低薪製”無疑給了他們一個搜刮灰色收入的充分借口。朝廷俸祿如此低，“不取之百姓，勢必饑寒”。這話就連皇帝聽了，也覺得有七分道理。在這種心理驅使下，皇帝也不得不對官員們的“灰色收入”保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由此使得明清時期的官員貪汙舞弊成為可以原諒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