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庫從順治初年建立時起，銀庫官員的正式編製數基本上就在20—30人之間浮動。他們分別是：郎中，員外郎，司庫，大使，筆帖式，驗匠、庫使等等。其中郎中、員外郎和司庫三個職位之間在品秩上雖然有高低之分，但是崗位職責卻大致相同，都是掌管銀錢的出納。與此同時，郎中、員外郎和司庫這四個人分成四班輪流值宿銀庫。大使負責文批的收發、餉鞘的點驗和劈鞘。筆帖式和庫使的職掌則從事文字工作，統計文本。
從出身和升遷來說，郎中、員外郎在任上滿三年或提前調到其他各部院，其員缺由六部及內務府等各部院自滿洲郎中或員外郎中遴選保送，由皇帝親筆圈定。司庫以下各職位的任期也是三年，其調補之權歸管庫大臣所掌。司庫任滿後升任主事即用，其缺在各部院滿洲正七品、從七品的小京官內遴選保送，由管庫大臣負責調補。庫大使年滿後在各部院滿洲筆帖式內遴選保送。筆帖式也同樣如此，但是每員缺均有二人候保。庫使則來自各部寺的庫使。
驗匠、庫兵這樣的非正式官員的任期也同樣是三年。驗匠負責入庫、出庫銀兩的成色，庫兵則負責銀庫內銀兩的搬運。一旦驗匠缺出，則從能辨銀色的庫兵中挑選補缺。由於庫兵是銀庫的第一道關卡，所以他的選拔程序也是相當嚴格。作為一個傳統的權力機構，銀庫的就職人員中絕大部分屬於胥吏，而非正式官員。
清朝中下層官員的薪水就算加上養廉銀，也不算高，京官比地方官的日子更難過，以致於一些“部曹家平常不舉火”。當然這裏有誇張的成分，堂堂京官窮到揭不開鍋也是不現實的。與其他權力機構的官員相比，銀庫官員的幸福指數顯然要高很多，過著富足的生活。
正因為銀庫官員的幸福指數比較高，所以才會吸引那麼多人趨之若鶩。光緒末年，曾經有禦史就一語道破其中玄機，“（銀庫）郎中一缺任滿，輒挾貲數十萬，員外郎以下次之。此款率取之庫書之手，庫書之下有庫丁，又有保護庫丁者，無不以財自豪”。
作為一名中下級京官和吏役如果僅靠正式俸祿是無法做到“以財自豪”的，在這裏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對於這些直接與銀錢打交道的人員，清政府在待遇方麵是有所優待的。根據《清會典事例》記載，道光二十五年，國家每年撥付給銀庫銀匠、庫兵的工食獎賞銀是3200兩，即使按14個人計算，平均每人也達220兩左右，遠遠高於同級別官吏的收入。
我們從見諸史料的陋規來看，記載最清晰的應該是平餘銀和解費。雖然說自雍正之後有耗羨歸公之說，但是銀庫中的平餘銀向來是沒有留存的，全部被銀庫人員瓜分殆盡，其數量每年不下二萬兩。另外外省解餉到銀庫的銀子，銀庫人員也要從中抽取一定比列作為勞務費（解費），大致比例是每萬兩銀子提取六十兩。如果按每年解交一千萬兩計，抽取的解費就高達六萬兩。僅此兩項，銀庫人員人均每年所得銀兩應該在一千兩左右。是一個七品官員所得正俸的二十五倍，盡管如此，這些陋規還遠遠無法滿足銀庫官吏們的胃口。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帝國的財政係統出了一件大事。經過皇帝欽點禦史的清查，戶部賬麵上的一千多萬兩銀子，有九百二十五萬兩白銀去向不明。這件事對於節儉得近乎吝嗇的道光皇帝來說，無異於要了他的半條命。
這件事的起因是銀庫的官吏們在分贓過程中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事情傳到了道光皇帝的耳朵裏。道光皇帝極為震怒，借著這樣一個機會諭令刑部尚書惟勤等人前往盤查銀庫。結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
這件事的起因是一個銀號的張姓老板想給自己的兩個兒子捐納，也就是拿錢賣官。
捐官現象並不是始於清朝，隻是到了至清朝更加發揚光大。朝廷將官職明碼標價，並自稱體係，形成製度。除了科舉取士，捐納成為當時許多有錢人進入官場的終南捷徑，清廷更是將這項製度作為國家一項重要的財政來源。
我這裏有一組數據，可以讓我們見識到捐納的盛行程度。康熙十三年至十六年三年間，全國有五百餘名知縣捐錢得官，計捐二百餘萬，人均花四千兩。乾隆時期規定捐大米二十石可當縣丞，當時北京城幾乎所有的旗人都拿發給的老米換了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