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劉化鎮這樣的鄉間能人，他們並不甘心長期居於鄉紳大戶之下。他們熱衷於公眾事務並不是學雷鋒，主要還是想通過這樣一種方式實現自己民間話語權的最大化，當然並不排除他對於聯莊會首領一職的向往。
聯莊會首領雖然算不上正式權力係統的官銜，但至少是民間社會身份的一種象征。
與劉化鎮這樣的鄉間能人相比，那些大戶對於擔任聯莊會這種武裝組織首領卻表現得很是糾結。首先擁有鄉紳的社會身份已經證明了自己在民間社會的影響力，這個身份也讓他們成為溝通民間與官方的中介人。危急存亡之際，官府讓他們挺身而出成立聯莊會，以保家的名義保衛國家現有的權力機製。對此他們也是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隻要是動刀動槍的事都會有風險，而且是隨時會要人命的大風險。那些“流寇”殺來的時候，做為抵抗武裝力量的帶頭大哥，肯定要比一般老百姓所要承擔的風險更大。這種風險來自於政治與人身安全兩方麵，前者的風險性要大於後者。一旦己方在戰鬥中潰敗，那麼就會受到對方的懲罰。就算戰爭結束後找替罪羊，隻清算一個人，作為落敗方的領頭人必然首當其衝。家破人亡也未可知。
鄉紳大戶支持官府在民間設立聯莊會，並不代表他們就想站出來當這個帶頭大哥。
他們對聯莊會的熱心還是源於利益上的考量，對於出任聯莊會首領一職，他們內心的糾結也同樣源於利益。
當劉化鎮在鄉民前麵斥責大戶不公時，大戶並沒有做出過多的反駁，就勢辭職。
當這件事傳播開來，其他裏甲大戶好像找到了一條自我救贖的路經，也跟著紛紛辭職。
由劉化鎮事件所引發的“蝴蝶效應”很快在禹州以及周邊地區的鄉紳大戶中掀起一股辭職風潮。有人說這是大戶之間抱團博利的一種表現，也有人說這是富人之間講究“圈子”義氣。但是問題是，這種由大戶“圈子”所表現出來的援助方式，不是聯合，不是抱團對抗自己的競爭對手，而是采取了一種決絕的方式——辭職。也就是說，如果這個富人“圈子”走的是抱團博利的路子，或者結有政治和利益聯盟的話，那麼他們就不應該是以退職的方式來應對這種局麵，而是與劉化鎮這樣的鄉間能人死磕到底。
為了保護個人豐足的家資，這些大戶們對於建立地方武裝以自衛的積極性是有的。但是他們對於擔任地方武裝的帶頭大哥這件事還是很糾結的，畢竟當帶頭大哥的風險性在那裏擺著。他們並不願意將自己的身家性命作為賭注押在利益博弈的台麵上，自己寧願守著既得利益苟安於世。黃金雖值錢，生命價更高。這是一項非常現實的利益考量與選擇。
地方的鄉紳大戶以劉化鎮事件作為借口，紛紛辭職。沒有辦法，官府隻好將劉化鎮這樣經濟實力一般，社會地位不高，具有公道和俠義之心的人推向前台，更主要的是這幫人有承擔社會公共事務的強烈願望。當時有一大批像劉化鎮這樣的鄉間能人成為各地聯莊會的新帶頭大哥，比如嶽三教、武宣文、李賢、袁西成、王自修、王化純等等。這些人共同推舉劉化鎮為會首，並且將聯莊會的總部設在了紫金裏的高廟。
劉化鎮等人就這樣由鄉間能人轉型為鄉間強人，而聯莊會也由鄉紳大戶領導的地方團練，轉型為普通民眾為骨幹的地方武裝組織。應該說，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即使沒有劉化鎮事件的發生，聯莊會的轉型也是必然會發生的。其實這種轉型隻是形式上的變化，並非實質性的身份轉換。從表麵上看，鄉間能人接過了聯莊會的權柄就有成為鄉間強人的可能。可現實卻並不是這麼簡單，作為底層權力結構中的博弈三方，無論是普通民眾、鄉紳大戶，還是地方官府都沒有意識到這種轉型帶來的禍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