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跡官場多年的程佶對此也是心知肚明，這也是促使程佶伸手向老百姓刮地皮的根本原因。作為知縣程佶的政治經驗還是很有一套的，但是他信奉的那套順民可欺的定律並不是在任何條件下都能夠成立。比如說當鄉民抱團與官爭利時，這個定律就會失去作用。
這時候的禹州就遇到了這樣一件事的兩個方麵：一麵是以程佶為首的官府與民爭利；一麵是以劉化鎮為首的聯莊會與官府爭利。當然這裏的兩個“利”，性質是不同的。前者是灰色收入，後者是自己的應得之利。
禹州還是那個禹州，鄉民也還是那些鄉民。不同的是，作為個體的鄉民已經不複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鄉民組織——聯莊會。當官府派出的胥吏拿著雞毛當令箭踢開門催糧時，鄉民們去尋求組織的庇護。聯莊會本來就是鄉民組織，隨著那些鄉紳大戶從領導層退出，聯莊會比以往更具有平民化。尤其是劉化鎮、嶽三教這樣的帶頭大哥成功上位後，完全是以民間英雄的姿態出現在鄉民麵前。隻要鄉民有難，就會激發他們身上那股江湖兒女的俠義熱情，路見不平一聲吼。做為帶頭大哥，他們覺得自己有責任也有義務為鄉民伸張正義。當然這也是鄉間能人成為鄉間強人所必需要經曆的一個階段，不然他們拿什麼讓鄉民信服。
如此一來，聯莊會就成了鄉民維護個體利益不受侵害的民間組織，類似於我們今天的基層工會。鄉民要維護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就必然要動用力量與侵害者對抗，也就是抗糧。這也是清朝建製以來，禹州農民第一次以民間組織的形式與官府直接對抗，這就是組織的力量。從一個人的戰鬥，到一幫人的抗爭，這是底層社會權力形式由量變到質變的一個過程。這種變化是禹州知縣程佶始料未及的，他遇上了超出自己政治經驗之外的權力困境。
那些準備動用暴力機器的胥吏，在麵對一個民間組織時，就像是一條狗圍著一個刺蝟打轉，卻不知道從何處下嘴。這種局麵如果打破不了，最後的結局不是狗瘋狂了，就是狗與刺蝟兩敗俱傷。
無所適從的程知縣就這樣陷入騎虎難下的境地，他希望能夠盡快找到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來改變目前的困境。不然的話，民眾沸騰的情緒將有可能釀出更大的禍端。這是程佶最為擔心的事，當務之急穩定才是最重要的。為了撈取灰色收入，結果卻激起了民憤，釀出了民變。禹州城外，太平軍虎視眈眈；禹州城內，官民碰撞對抗。對於程知縣來說，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要想真正擺脫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修改征糧方案，尤其是降低強加於老百姓的賦稅標準。但這也從另一個側麵說明，地方官員在這場利益博弈中的主動權正在逐步喪失。
對於地方官員來說，還有一種可能的選擇。那就是以官府的暴力機器作為製度的開道手段，繼續向鄉民施加壓力，強製征賦，為此不惜激起民變，然後再用一場血腥的殺人遊戲來鎮壓那些抗糧到底的鄉民。
雖然程知縣是個財迷加官迷，可是他此時卻沒有繼續再走下去的勇氣和膽量。對於程知縣來說，他既不想重新修改已經頒布的規章製度，免得世人以為官家製度是鬧著玩的兒戲。更重要的是，一旦他廢除或者降低修改標準，那麼他就等於是破壞了官員生存遊戲的潛規則，等待著他的還有來自於權力係統上遊的懲罰。這真是一道讓人糾結的選擇題，可他又不敢豁出去放手一搏火中取粟。此時此刻，知縣程佶必然會為當初加派浮收的舉動追悔不已。經過內心的百般糾結之後，他做出了一個令人感到意外的決定：辭官。既然沒有更好的辦法，索性撂挑子不幹，至少在現實世界裏可以做到明哲保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