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佶就這樣被迫退出這場利益博弈遊戲，準確地說是逃離了眼前的生存困境。一個做著升官發財夢的知縣，就這樣因為一場隨時可能爆發的官民衝突而選擇逃出官場，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巨大的諷刺。此時的禹州在程佶看來，就像是坐在了火山口上，隨時有噴發的可能。他可不能為了升官發財，而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搭進去。
在程佶逃離禹州官場之後，朝廷很快就派了一個叫朱光宇的官員來接替他的位子。本來就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官，有人的地方就不缺當官的人。
根據《禹州縣誌》記載，這個叫做朱光宇的官員，堪稱“健吏也。”就是說，朱光宇是個非常有能力的官員。既然上級能夠在官民衝突一觸即發的關鍵時刻將其遣派過來，就是看中了他身上具有滅火隊員的潛質，能夠為領導分憂。在這樣的一種局麵下，也是最考驗一個官員的時候。無論是對官員處理問題的能力，還是應對困境的精神能量，都將是一次嚴峻的考驗。
程佶是個十足的膽小鬼，他的臨陣脫逃，一半是被那些鬧事的群眾嚇得，一半是被自己嚇得。雖然禹州之前的曆任地方官吏也同樣收刮民資民膏，可收刮得程度和手段並沒有今天這麼厲害，鄉民雖有怨言，但是還沒有釀成激烈的社會矛盾衝突。程佶的逃離更多是因為聯莊會的異軍突起，鄉民有了聯莊會這個組織撐腰，就不再是個體與官家的對抗，而是集體與權力的博弈。又加上聯莊會有了劉化鎮、嶽三教這樣敢於公然為鄉民伸張正義的帶頭大哥，像程佶這樣膽小的地方官員又怎能不有所忌憚？事態的發展雖然還沒有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麵，但是有著豐富政治經驗的程知縣還是嗅出了不祥的氣息，民間與官府的對立情緒開始蔓延。
無法走出博弈困境的程佶隻好選擇離開，用未知的前途來賭未知的命運，他沒有足夠的勇氣。
對於新任知縣朱光宇來說，他所接手的這盤沒有下完的棋雖然不是一盤死棋，但是要想走活這盤棋又談何容易？他要想真正走活眼前這盤棋，唯有將前任知縣濫加的浮收全部減免掉。隻有這麼做，才能夠消解民怨，緩和官民之間的緊張氣氛。
本來鄉民抱團就是源於利益上的訴求，一旦官府做出讓步，那麼他們對抗官府的理由和動力就會隨之動搖。如果官府再尋找機會改組或者取締聯莊會，那麼抱團的村民就會從鄉團組織的母體上被生生剝離出來。失去組織庇護的鄉民陷入單兵作戰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也就失去了向官府和官員叫板的實力，失去了他們在底層社會好不容易爭取到的那點話語權。其實底層社會的話語權並不是一個或者幾個鄉民發出的聲音，而是一幫人，一群人，一個地方的人集體吼出來的聲音。
如果朱光宇接受了上麵的這個建議，也就贏得了事態發展的轉機。可是朱光宇好像與鬧事的鄉民在較勁似的，他偏偏沒有選擇妥協。他不但沒有妥協和讓步，反而沿著前任知縣開辟的錯誤道路準備一條道走到黑。如此一來，鄉民們實在坐不住了。
鹹豐四年（1854年）九月，嶽三教等鄉民代表在聯莊會帶頭大哥劉化鎮的帶領下，前往縣衙向新任知縣朱光宇請願，希望朱知縣能夠體諒民眾的疾苦，能夠將前任程佶加派的那些浮收減免。鄉民們的願望是美好的，可是這場請願行動並沒有取得他們想要的實際效果，新知縣朱光宇根本就不願意做出半點讓步。真是讓人搞不明白，朝廷怎麼會安排這麼一個油鹽不進的人到禹州地界來充當救火隊員。
這難免會讓人懷疑他到是來救火的？還是來澆油的？如果是救火的，他應該想辦法暢通官民交流的渠道，不應該將其堵死。在綜合各方利益的基礎上，隻有一個解釋能夠說得過去。那就是為了個人的利益。那些加派到老百姓頭上的稅賦，是一筆不菲的收入。更何況這個收入，基本上都會化為地方官員的灰色收入，進了個別人的腰包。不要小看了這筆灰色收入，他通常是正俸的好多倍，當時官員發財就是發的這部分財。朱光宇既然被時人評價為“健吏”，就說明他不是一個草包，他在權力運作方麵還是有一套的。
朱光宇不願意向鄉民妥協，並不能說明他這個新知縣就不知道如何去平息這件事。他不願意妥協，是因為他舍不得放棄那些唾手可得的灰色收入。正因為他是一個“健吏”，他才覺得自己有不妥協就能夠擺平一切的能力。其實在此之前，他的前任程佶又何嚐不是如此這麼想的。這是大部分官員的通病，他們的自負雖然是基於自身實力的考量，說到底還是公權力壯了他們的慫人膽。
他們在大部分時候的狀態就像是一個被打足了氣的足球，而權力就像是充實在他們身體內的氣體。一旦權力喪失，他們就會瞬間變為一隻癟足球。他們始終認為自己擁有了公權力，就等於是擁有了對普通民眾的合法傷害權和利益索取權。在官與民的權力博弈中，雙方實力懸殊。作為官家製度的履行者，無論是昨天的程知縣，還是今天的朱知縣，他們在走馬上任之時，都堅信自己有能力掌控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