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莊會的鄭州之戰雖然一敗塗地，但是卻驚動了遠在京城的鹹豐皇帝。如果說聯莊會殘餘勢力攻打鄭州是一種非理性的軍事行動，那麼驚動皇帝這件事就像是經過策劃的理性之舉。從劉化鎮舉兵造反到遭受重創，聯莊會一路走來就像是誤打誤撞的孩子，根本不按套路出牌，沒有章法可循。其實聯莊會本可以與外圍的太平軍呈呼應之勢，實現更大的戰略意義。
聯莊會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沒有軍事人才的輔佐，雖然李賢和袁西成率領的聯莊會殘餘勢力贏得了一次伏擊戰的勝利，可隨後又接連遭到打擊。因此那樣一次勝利，也就讓人感覺像是瞎貓碰見死耗子的意外。
無論怎樣，這件事還是能夠驚動了當今的皇帝。鹹豐五年（1855年）二月，鹹豐皇帝下了這樣一道詔書：“密、鄭密邇省城，突有土匪竊發，何至如此披猖？據府縣稟，又無起釁根由，顯係地方官辦理不善，意存諱飾。著英桂查明具奏。”
在這裏，我們可以做一個大膽的假設。如果禹州聯莊會不是選擇造反起事，而是選擇告狀，遵循體製規則一層層告上去，一直告到鹹豐皇帝那裏，鹹豐皇帝必然會拍案而起，痛治那些貪婪無狀的地方官，然後下詔免除浮收，安撫百姓。
但問題是，這條在體製內告禦狀的道路能不能走通呢？或者說，這條帝國體製安排的向上管道究竟能有多大的作用呢？
在帝國的金字塔形社會裏，從塔底通往塔尖的路是一條遙遠而曲折的過程，或者說，在理論上它是客觀存在的，也可能會走得通。隻是說有可能，而這種可能性幾乎為零。對於底層民眾來說，就如同在玩一場闖關遊戲，一路上阻力無數，險關重重。險關就是各級衙門，阻力則來自於各級官員。
在權力集團內部，每一個層麵上的食權者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皇帝忌諱造反，而官員們則忌諱上告，因為他們的劣跡傳到自己上司那裏，他就很可能會被治罪，從而喪失手裏現有的特權。
為了防止自己的惡行在老百姓的越級上訪中敗露，他們往往會采取非常規手段阻止地方鄉民赴省、赴京告狀，尤其是告禦狀。對於底層民眾來說，當他們受了壞官員的欺負而求告無門之後，終極的願望就是希望能夠通過告禦狀，將自己的屈辱遭遇上達天聽，讓皇帝為自己當家作主，下旨懲罰那些做惡多端的壞官惡吏。
告禦狀的成本極高，不是一般小老百姓能夠負擔起的。告禦狀往往告的是官，不是告官員貪汙腐化，就是告他們濫用公權力。老百姓之間的利益糾紛，是絕對不會去請皇帝仲裁的。
自古以來就有“民不與官鬥”的說法，其實這裏說的是一種結果而不是原因，原因是民與官鬥的成本實在太高，尤其是告禦狀。其它不說，光是赴京的交通成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夠負擔起的。過去沒有寶馬、奔馳這樣的交通工具，普通老百姓進京，隻有徒步或者騎驢騎馬。等到他們耗費一年半載的時間晃悠到京城，告狀成功的幾率是微乎其微，連黃花菜也涼了。
另外在中國民間傳說中的告禦狀可以說是恐怖的地獄式考驗，按照史家所言，普通老百姓去刑部申冤或者當眾攔轎首先要掌嘴五十，如果敲響皇宮前的“登聞鼓”，則是要滾釘板。民間傳說就更加玄乎，滾釘板不算，還要在滾動中背出訴狀的內容，一個字都不能錯才能被受理。就算皇帝肯為你出麵，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當年慈禧過問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前前後後下了十幾道旨才擺平此事。
在封建製度下，民告官能夠取得最終勝利的，幾乎不可能。除非有兩種情況的出現，才有可能成功，不然告了禦狀也等於白告。一種情況是，被告官員的行為本身損害了統治階層內部規則，或損害了其他多數統治階層內部人員的利益。另一種情況是，被告官員的行為本身雖然沒有損害統治階層內部利益，但卻激起了被統治的百姓中大部分人的不滿，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整個統治階層為了維護整個階層的統治利益，出於無奈的犧牲掉這個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