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隋煬帝後來對參與謀殺的楊素和張衡的態度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過河是需要拆橋的。楊素死後，隋煬帝曾說：“使素不死，終當滅族。”楊素是幫助他奪取儲君之位的首要人物，為何他反要夷其族呢？而張衡在隋煬帝時一再遭貶，最後被賜死於家中。張衡臨死時大喊：“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嚇得捂住耳朵，趕緊將他弄死。
隋煬帝對楊素、張衡的態度，其中必定有見不得人的大陰謀。
另外一種版本，隋文帝並非是楊廣所殺，他是自己病死的，怨不得別人。
這個觀點，沒有激烈的戲劇衝突，沒有令人窒息的宮闈陰謀，沒有這些，也就沒有了買方市場，就無法去成全一個一惡到底的隋煬帝。
持這一觀點的人基本上是在《大業略記》和《通曆》這兩種史料中發現破綻。他們發現這兩本史書本身存在一些常識性的錯誤，比如《大業略記》不但把緋聞案的女主角搞錯了，而且將二十一日發喪錯寫為十八日。甚至說殺文帝的首犯是宰相楊素，次犯為左庶子張衡，用的是毒藥，但這一點沒有任何一本史書能夠提供證據。《通曆》也是如此，試想在文帝與百官訣別的莊嚴時刻，身為太子的楊廣怎麼可能跑到其它房間裏去非禮陳夫人？而且隋文帝明知楊素是楊廣集團的核心人物，怎麼可能讓他去召楊勇來廢楊廣？我們再來看看凶殺現場，從凶案現場來看，這個殺手有點蠢，蠢得毫無技術含量。行凶的手段不是摁倒捂住口往死裏捶，而是拉過來砍（拉殺），砍得隋文帝哇哇亂叫（冤痛之聲聞於外）。插一句，既然殺文帝時左右沒有人，冤痛之聲怎麼會聞於外？這還是暗殺嗎？簡直是用殺豬手法，來殺皇帝。
需要提醒的是持暗殺觀點的兩本書的作者，都是唐朝時期的人。在唐朝的特定曆史環境中，人們普遍認為，隋王朝是萬惡的舊社會，隋煬帝更是惡之花。在記述文帝死因問題上不可避免要摻雜個人的思想感情，以期引起人們對隋煬帝的憎恨。
司馬光在《通鑒》中引用了《大業略記》的記載，並且還正兒八經地注明“今從《隋書》”，這說明司馬光對這一點也是持保留意見，不敢隨便下定論。至於《隋書》卷36《後妃·宣華夫人陳氏傳》的記載，也隻是宣華夫人的一麵之詞，並不是來源於檔案材料。北朝隋唐時期受胡俗影響，存在收納父妾的風氣。後來唐高宗李治不是就納了父親李世民的女人——武則天，因為這個還差點掀翻了帝國百年的基業。聯係之前發生的一些事，我們可以肯定陳夫人與楊廣早有“淵源”，有可能這時兩人的感情已經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所以陳夫人被調戲一事的可信度還有待商榷。
自仁壽四年（604年）春，隋文帝楊堅已退出政治舞台，這時隋煬帝雖然還在太子學院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但實際上已成為“攝皇帝”。朝廷的大小事情，除了讓隋文帝處理，也同時要聽取太子的意見，楊廣犯得著冒殺父罪名嗎？七月，隋文帝病情越來越重，開始修煉閉氣大法，氣若遊絲，眼看就要挺不下去了。楊廣繼位隻是時間問題，沒有必要再頂著弑父的罪名。況且一個生命垂危的病人，已對楊廣構不成任何威脅；此外，根據文獻的記載，自楊廣繼太子之位起與其父的關係一直很融洽。他的才幹和魄力受到文帝的賞識，兩人之間沒有利害衝突；再就仁壽宮所處的地理位置而言，楊廣與楊素的衛兵一旦控製宮禁與交通，則一切盡在掌握之中。楊廣應該不會愚蠢到謀殺垂死的父親，授人以致命的把柄。
隻要我們稍微留意一下，後來口口聲聲以隋為鑒的唐太宗君臣，也沒有人去指控隋煬帝弑父。當年，如火如荼的隋末大起義，成千上萬的民眾揭竿而起，不少隋朝官僚也趁勢反叛，在全國上下一派聲討聲中，也沒有人站出來指責隋煬帝弑父這一頗具煽動性的罪狀。被後人指控為殺害文帝的凶手張衡，史書上稱他“幼懷誌尚，有骨鯁之風”。雖然他曾為隋煬帝奪得太子之位出謀劃策，但是後來由於他反對隋煬帝建造汾陽宮和謗訕朝政而被賜死於家中。唐高祖李淵認為他“死非其罪”，替他平反，並賜給他“忠”的字號。如果張衡果真是弑君凶手，唐高祖決不會傻到要替他平反，因為這關係到國家賴以維持秩序的倫理道德問題。
那麼，文帝不是死於他殺，又到底是怎麼死的？持這種觀點的同誌們認為，隋文帝的確是像史書所說是因病而死，死之前已經做好了後事的安排。也有人認為是因晚年縱欲過度而亡。獨孤皇後死後，文帝沉迷於宣華、容華這兩個大美人的溫柔鄉，身體每況愈下。病重期間，文帝才發出感歎：“如果有皇後在，我老楊不會走到今天這種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