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賈誼建議,為梁王劉揖立繼承人,或者讓代王劉參遷到梁國,擴大梁國和淮陽國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黃河,後者南到長江,從而連成一片。這樣一來,一旦國家有事,梁王國足以抵禦齊趙,淮陽王國足以控製吳楚,那麼,漢王朝就可以安然消除山東地區的憂患了。
文帝聽了賈誼的建議,因代王封地北接匈奴,地位重要,沒有加以變動,就遷淮陽王劉武為梁王,另遷城陽王劉喜為淮南王。從後來吳楚七國之亂中,梁王劉武堅決抵禦的作用來看,當初賈誼的這個建議和所作的部署,確實是深謀遠慮的。
賈誼認為自己未盡到輔佐親王的職責,他終日哭泣,第二年便在憂鬱中去世了,時年僅33歲。
縱觀賈誼短暫的一生,雖然他遭讒言而被貶,未登公卿之位。但是,他的具有遠見卓識的政論和建議,受到文帝的重視,這是那些身居高位而庸庸碌碌的公卿們所不能比擬的。
賈誼一生雖然短暫,但是,就在這短暫的一生中,他為中華文化寶庫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在西漢政論散文的園地中,賈誼的散文堪稱文采斐然。其最為人稱道的政論作品是《新書》、《治安策》和《論積貯疏》等。
《新書》又稱《賈子》,是賈誼的政論文集,史書《漢書·藝文誌》將其列入儒家,後存10卷58篇,其中《問孝》《禮容語上》兩篇有目無文,實為56篇。
《新書》集中反映了賈誼的政治經濟思想,開篇即為著名的《過秦論》,總結了秦朝滅亡的曆史教訓,提出了一係列政治主張。
《過秦論》是賈誼政論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全文從各個方麵分析了秦王朝的過失,故名為《過秦論》。旨在總結秦速亡的曆史教訓,以作為漢王朝建立製度、鞏固統治的借鑒。
《過秦論》是一組見解深刻而又極富藝術感染力的文章。上篇先講從秦孝公到始皇逐漸強大的原因,指出其具有地理的優勢、實行變法圖強的主張、正確的戰爭策略、幾代人的苦心經營等。在行文時,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鋪陳式的描寫方法,造成了一種語言上的生動氣勢。之後則寫陳涉雖然本身力量微小,卻能使貌似強大的秦國覆滅,在對比中得出秦亡在於“仁義不施”的結論。《宗首》、《藩強》、《權重》等篇則係統闡述了加強中央集權的思想,《大政》、《修政》等篇則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新書》中的《禮》篇,指出: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保傅》篇中指出:
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而選左右。
賈誼認為,對於太子應及早開始教育,並要選擇好太子的左右侍從,包括擔負教導職責的人員。他認為國家命運完全取決於君主個人,這當然是錯誤的,不過君主教育在古代確有其特殊重要的意義。
在《容經》篇中,賈誼提出了關於師傅之道的一些原則:
既美其施,又慎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
也就是說,教師應注重施教內容的美好,同時又要考慮到學生能夠達到的程度。掌握進度快慢、分量多少方麵要適當。要激勵、督促學生不斷有所深造,又不要逼迫學生而使其感到困苦。總之,應使教學精要適宜,使學生力所能及,這樣就可以“力不勞而身大盛”,這樣的教學方法可謂“聖人之化”。
後來,西漢經學大師董仲舒在所著的《春秋繁露·玉杯》篇中也輯錄了這段論述,表示“吾取之”,可見“聖化”的教學原則在當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