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漢建立之初，為了適應日益龐大的官僚機構對吏員的需要，漢王朝逐步的建立和形成了一套選拔統治人才的選官製度，具體包括了皇帝征召、私人薦舉等多種方式，但最製度化的是“察舉”，即由地方或中央各部門長官負責考察和舉薦人才，朝廷予以錄用為官。曹操便是因察舉製度中的“舉孝廉”，得以20歲入洛陽為官的。
察舉各科設置之初，還能體現選賢任能的原則，也的確選拔出不少濟世之材。同時極大地促進了講習儒經的社會風氣的形成和教育的發展。但延續到東漢後期，士人為了沽名釣譽，弄虛作假，或者攀附權貴，賄賂請托。因而士風日下，察舉不實。
尤其是東漢末年，禍亂四起，由官員推薦人才的察舉製度早已經漏洞百出，出現了“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可笑現象。在這種情況下，由名士品評人物的做法開始出現。
東漢末年著名賢士許劭和他的堂兄許靖，才識謀略過人，在清河島上開辦了一個講壇“月旦評”，每月初一命題清議，評論鄉黨，褒貶時政，不虛美，不隱惡，不中傷，能辯人之好壞，能分忠奸善惡，不論在朝或在野人物，都在品評之列。評後驗證，大家都非常信服。凡是得到好評的人，無不名聲大震。
當時袁紹名播海內，權貴大臣都不放在眼裏，唯獨畏懼許劭的評價。許劭在曹操年輕時，曾經品藻他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可見眼光之準。
“月旦評”講壇引得四方名士慕名而來，以能得到“二許”一字之評為榮。後來，“月旦人物”便成為品評人物的一個成語。許氏兄弟利用“月旦評”為時政舉薦了不少人才，對當時取士有著很大影響。
到了漢末魏初，社會上對人物品題由對具體人物的評論，發展到對人物才性高下標準的討論。劉劭的《人物誌》便反映了這一思想特點，書中對評論人物才性的原則和標準進行了比較廣泛深入的討論。
魏文帝曹丕稱帝前，為了拉攏士族，采納魏吏部尚書陳群的意見，製定了九品中正製，使其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重要的選官製度。《人物誌》就是在推行九品中正品評人物、選擇人才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專著，旨在為推行九品中正製在理論上提供依據，在實踐上總結經驗，以推動這一製度的發展和完善。
《人物誌》作者劉劭，官至尚書郎、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受魏文帝詔，搜集“五經”群書，分門別類，纂為《皇覽》。又與議郎庚嶷、荀詵等共同製訂律令，作《新律》18篇，著《律略論》。
劉劭糅合了儒家、道家、名家、法家各家學說，在《人物誌》中，講述了鑒定人才之術、量能用人之方及對人性的剖析。探討了人才選拔的標準原則問題，並且對人性、才能和形質等分析甚詳，這本書開創了魏晉士大夫品鑒人物的清談風氣，對後世如何觀察甄定人物，也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劉邵認為從人的外形氣質，可以觀察他的才幹和性格。人之筋、骨、血、氣、肌與金、木、水、火、土五行相應，而呈顯弘毅、文理、貞固、勇敢、通微等特質。此5種特質又分別象征仁、義、禮、智、信“五常”，表現為五德。換言之，自然的血氣生命，具體展現為精神、形貌、聲色、才具、德行。內在的材質與外在的征象有所聯係，呈顯為神、精、筋、骨、氣、色、儀、容、言等，是為九征，這相當於所謂氣質的層次。
依照不同的才性，劉邵將人物分為兼德、兼才、偏才等3種。透過德、法、術等3個層麵，依其偏向，又可分為12才，即清節家、法家、術家、國體、器能、臧否、伎倆、智意、文章、儒學、口辯、雄傑，依其才能不同，適合擔任的官職也不同。
劉劭研究人的心理現象，是為了找到這些心理現象產生和發展的規律，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自己的倫理道德和修養學說以實現人才的政治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