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時期，“詩仙”李白和他的老師趙蕤被稱為蜀中的“二傑”。李白對趙蕤極為推崇，曾經跟隨他學習帝王學和縱橫術，時稱“趙蕤術數，李白文章”。
趙蕤自幼好帝王之學，讀百家書，博於韜略，長於經世，並且“任俠有氣，善為縱橫學”，聞名於當世。唐玄宗多次征召，他都辭而不就，過著隱居的生活。
趙蕤的代表作為《長短經》，又稱《反經》，成書於716年，共9卷64篇，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雜家和陰陽家思想之大成，以謀略為經、曆史為緯，記述國家興亡，權變謀略、舉薦賢能、人間善惡4個方麵的內容，又以權謀政治和知人善任兩個重點為核心。此書振聾發聵，警世懲惡，是難得的謀略全書。
趙蕤站在萬物正反相生這一哲學高度，從反麵考慮曆史上的人和事，以精辟獨到的立論，豐富深刻的曆史事例，從容敘述。
《反經》的“反”是“正反”之“反”的意思。唐宋以來，有兩本書曆來作為曆代統治者的必修書目，一本是從正麵講謀略的《資治通鑒》；另一本是從反麵講謀略的《反經》。
對於前一本書，治國者不但學習、運用，而且不斷地宣傳出版；對於後一本書，治國者往往隻用不說，避而不談。
因為《長短經》充滿著奇謀妙計，與帝王將相的統治理念相違背。而從實際應用來說，《長短經》在某種意義上比《資治通鑒》更具指導與實用價值。人類增長智慧的途徑之一就是“以史為鑒”。生存智慧是各類成功者必備的要素。曆史上，無論是統治階層、達官貴人，還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他們的生存經驗、生存智慧對後人都是可資鏡鑒的財富。
《長短經》是一部糅合儒、道、法、兵、雜、陰陽諸子思想，闡述王霸謀略、長短之術的曆史哲學著作。《長短經》的整體結構框架以曆史為經，謀略為緯，交錯縱橫、蔚然成章。
《長短經》全書囊括上至堯舜、下至隋唐的曆史風貌，圍繞國家興亡、權變謀略、舉賢用人和人間善惡四個重點，時而讚揚王道，讚美堯舜；時而斥責曆代末世，君德敗壞，家破國亡，罪有應得。時而妙論察相，相人外表，笑談貴賤；時而告誡統治者，務必重視人才，得人則興，失士則崩；時而曆數各代帝王，縱論滔滔，話其短長；時而攻擊光天化日下的虛偽“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
《長短經》既是對唐以前曆史的多角度、全方位的審視，也是精準的曆史經驗教訓總結；既是一部高深奧妙、天人合一的曆史哲學名著，也是治國、齊家、修身的曆代謀略之集成。
全書分為大體、任長、品目、量才等多方麵內容，對治國之術、任人之術、用兵韜略、權變之謀等進行了具體的闡釋。
經過分析，趙蕤認為古人治國主要有3種方式：王道的統治采用教育的方法；霸道的管理采用威懾的手段；強國的管理采取強迫的辦法。之所以要這樣，各有各的原因，不能隨便更換。
春秋時齊國的名相管仲說：聖人隻能順應時勢而不能違背時勢。聰明的人雖然善於謀劃，但總不如順應時代高明。戰國時的鄒忌說：一切政治文化都是用來匡正時弊、補救失誤的。如果適合於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就運用它，一旦過時了就舍棄它。
據此來看，在應當實行霸道的管理時，卻推行王道的教化，就會適得其反；應當實行強國的統治時，卻施行霸道的威懾手段，則將謬誤百出。如果時逢天下大亂，人心詭詐，傳統的道德觀念受到破壞，而要遵從先王的傳統，廣泛推行倫理道德教育，這就好像是等待遠處識水性的人來救落水的人，請求那些尊貴的人來救火一樣。好是好，可難道這符合我們所說的“通於時變”嗎？
書中還指出，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無形的東西，才是有形之萬物的主宰；看不見源頭的東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鼓不幹預五音，卻能做五音的統帥。掌握了君道真諦的人，不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負責的具體事情，才可以成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做帝王的嚴守他的這一準則，官員知道他們自己應當做的事情，這才是曆史和社會的分工。
《長短經》既是對唐以前曆史的多角度、全方位的審視，也是曆代政治創意與謀略之集，後世帝王非常重視。清代《長短經》付印後，乾隆皇帝親自加注，還親自為書題詩，可見其重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