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南宋時期，福建一個貧寒家庭降生了一名男童，起名叫真德秀。真德秀早年喪父，靠著母親的操勞，還有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才獲得了專心學習的機會。
真德秀聰穎好學，4歲開始讀書，過目不忘，深夜還在蚊帳中看書，以至蚊帳被蠟燭薰成黑色。當其他兒童玩遊戲時，他就把這些小夥伴的書取來閱讀。由於勤奮上進，真德秀18歲時便考上了舉人，後來做了太學正和博士官。
真德秀胸懷憂國憂民之誌，盡忠職守，希望能讓偏安江南的宋王朝振作起來，以擺脫危機。
真德秀的治國方案主要是用理學思想來指導國家和臣民。在當時的形勢下，南宋小朝廷根本談不上恢複故疆。他鑒於太師韓胄貿然出兵北伐慘敗的教訓，主張清除腐敗，嚴肅政紀，收服民心。這對當時處於危勢的宋王朝來說，不失為正確的決策。
真德秀所編撰的政治哲學著作《大學衍義》共43卷，大旨為正君心，振綱紀，明治道，肅宮闈。
《大學衍義》專為帝王而作，全書以“帝王為治之序”、“帝王為學之本”、“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齊家之要”為綱目。“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典訓，次之以古今之跡，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
真德秀認為，作為執政者須永遠牢記，“修身”是其主政施治的根本，“修身”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必須長期堅持不懈，警惕私欲萌生，放縱墮落。作為執政者必須有謹言慎行的素質，口無遮攔、放言無忌者，不適合從政。作為執政者要常提醒自己，應起表率作用。能做到這兩點，修身就有了保證。修德有多種途徑和方法，但最重要的途徑和方法是學習。執政者並非天生比別人高明，人的聰明才智歸根結底來自於後天的學習。因此自天子至百官都需要學習，即使真有所謂“生而知之”的聖人，也需要學習。他說：“雖生知之聖，未有不從事於學者。”
真德秀認為，君臣關係很容易出現上驕下諂、是非莫察的情形。君主自以為是，搞一言堂，且悅人頌己，群臣阿諛奉承，齊稱“聖上英明”，而不進忠謀，這樣就會導致國家的危亡。
君主雖然有莫大的權力，但發號施令，隻有遵循正理而行，才會為臣民所心服。否則，為所欲為，悖理行事，便會有令而不行。真德秀的《大學衍義》在南宋以後產生過較大影響，在當時和後世均受到執政者的重視。宋理宗曾稱讚《大學衍義》一書“備人君之軌範焉”。元武宗說：“治天下，此一書足矣。”明太祖曾經問什麼書可以作為帝王之學，當時著名文學家宋濂就推舉了《大學衍義》。康熙皇帝稱之為“力明正學”。
在《大學衍義》的基礎上，明代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邱浚作《大學衍義補》160卷，增加了治國平天下的內容。
《大學衍義補》是為朝廷製定施政方針提供的曆史參考書。國君遇到具體問題，可以從中查找相應的曆史事跡與典章規製。
在邱浚看來，一個執政者英明與否，不在於他的絕頂聰明，而在於他能發揮和整合集體的智慧，這不僅指大臣們的智慧，還包括廣大民眾的智慧。為政者最大的危害，就是言路壅塞，隻能聽到一小部分人的意見，聽不到多數人的聲音。執政者成了瞎子、聾子，這種時候就可能醞釀政治上的禍亂。
邱浚認為，“任人唯賢”的選官原則，說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問題是，誰有眼力判斷孰優孰劣呢？
曆史上有英明的君主，他們有知人之明，所選擇的輔弼大臣皆是一時之選，但並不能保證後繼的執政者都有這種知人之明。
因此，一種較為方便而可靠的辦法，就是參考資曆，循級晉升。但這樣做就帶來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那些出類拔萃的人永遠沒有出頭的日子，因此邱浚主張：“非不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隨才授任，因時製宜。”
邱浚認為，治國平天下以“用人”、“理財”兩事最為重要。理財，包括如何創造財富、積累財富和管理財富。國計民生的安排，乃至國家實力的提升，全以理財為根本。
《大學衍義》及《大學衍義補》成為元、明、清三代皇族學士必讀之書。其治國之道、民生之理和廉政文化很為後世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