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她說，她的丈夫是浙江的一個財產家（王廷鈞是湖南汀潭人。），比秋瑾小兩歲，二十五歲，他們有兩個孩子，一個五歲，一個四歲。比她年小的丈夫是個善良溫和的人，他從不幹涉秋瑾的意誌和行動的自由。我握著秋瑾的手笑了，說；“那麼，在你的家庭裏，你是男子，你丈夫是女子，你真是個和平家庭中的女王，不，女神。中國有句舊話，叫‘怕老婆’，有在家庭中施威的女神，你就是這種模範，你丈夫是這個女神的崇拜者。”秋瑾說：“夫人，我的家庭是過份的和平了。我希望丈夫能更強暴一些，強暴而壓迫我，因為如果這樣的話，我就會以更加堅強的決心對抗男子。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事，為了所有婦女，我定要叫男子屈服。夫人，我想幹男子也不能幹的事!”
…………
讀到這裏，除了應該佩服服部繁子夫人描述的功力之外，我想這一段也許可以幫人了解秋瑾的丈夫以及他們真實的婚姻情況。因為在以前的各種資料中，總是說秋瑾的丈夫是個惡棍，吃喝嫖賭全來，何況當個官還是買來的，等等，竭盡能事地把這個男人說壞，好像以此就能襯托秋瑾的偉大和不易。但這樣的觀點，從來就沒有得到過王秋一家後人的承認（作為讀者也是可想而知的），因為按常識論，如果丈夫不支持妻子，一個有孩子的母親是不可能出國的，而且也不可能那麼輕易地拋家別子去參加革命活動。在秋瑾死後，這個王官人也沒有再娶妻妾，而是承擔著“罪名”，要把她葬在湖南老家的土地上，他臨終前還要求與妻子合葬在一起。誠然，夫妻沒有共同語言或貌合神離這是存在的。也許作為一個丈夫，王廷鈞不夠強悍不夠新潮，這有服部繁子夫人的記述為據，但你要知道，姓王的當時是公務員啊，他得擔心一家老小的性命安全啊。即使如吳芝瑛，跟秋瑾同結金蘭之好，但她僅僅是思想新潮，她本人也並不是革命黨人啊！當然，我們也可以對服部繁子夫人的描述存疑，但如果從秋瑾的行為邏輯來看，倒還是比較可信的。服部繁子夫人繼續這樣寫道——
我看著她，有點可憐她，說：“秋瑾，你過份地沉溺於空想，渴求理想。家庭不是兒戲。丈夫越強暴越好，這是對家庭婦女的嘲弄。男子，強是其本分，但是有些是弱的，女子，弱是其本分，但有時是強的。你勉強地想戰勝男子，正顯示了你弱的本分。”秋瑾說：“但是，夫人，我難以忍受平平淡淡的生活，……”又說：“請問夫人，在萬世一係的天子的日本國，對革命，您怎麼看？”我說：“革命？秋瑾，我們日本是擁戴萬世一係的天皇的國家，我們討厭聽到革命這種口號！”我臉顯難色。秋瑾握著我手說；“不，我不是說日本。在我們中國，擁夷族為天子，我認為這是一種卑屈。”
談到這兒，我停止了話頭，我看出這個婦女有過激的思想，革命是在中國的一種流行病，看來這個婦女也患了這種流行病。
“革命是在中國的一種流行病”，這個話還是很準確的，如果換一種表述，那就是“革命是在中國的一種潮流”，如果我們想想1919年前後，再想想我們經曆過的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想想當下的物質和娛樂潮流的革命，的確，秋瑾就是那個時代的弄潮兒，她具備了弄潮兒的一切標簽，比如長相俊美，比如才華橫溢且文武雙全，又留學日本，又走出家庭，又被清廷斬殺——曹雪匠能寫出林黛玉，托爾斯泰隻能寫出安娜·卡列尼娜，但他們絕對寫不出秋瑾，這是時代寫就的一個大寫的人。
服部繁子夫人後來還寫到去秋瑾家的見聞，這讓我們從內部看到了秋瑾——
“書架上堆滿著書物和衣類，屋角裏瓜子殼和果皮散發出異樣的氣味，不能說很幹淨。秋瑾後麵跟著她的丈夫，是個看上去較年輕的白麵青年，溫和的家庭青年，有點難為情似地行著禮。秋瑾低聲對他說了句什麼，他便又行了個禮出去了。好像是離開家了。秋瑾笑著說：“從滿人的官宦人家來看，這真是個不清潔的小屋吧？但灰塵中也開花。”我笑著說：“水底也有珠玉在閃光。”秋瑾很高興。秋瑾說：“您是孔子的信徒，我是異教徒，我們相互敬愛，真是不可思議。”我說想見見孩子，她說因為太吵，讓老媽子帶出去玩了。”
灰塵中也開花，這正是我本文的題旨，我之所以要大段的引用服部繁子夫人的文字，目的隻有一個，最大限度地還原這一個女子，這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