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亨頤：自有家釀，不食沽酒 三．四項改革措施
經亨頤的第一條改革措施就是教員專任製。
看有關民國的回憶文章我們便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些稍有名氣的老師，像李叔同這種是不用說了，就是中學老師也有在好幾個學校兼課的，經亨頤認為此種現象，教師隻是對課目負責，而不是對學校負責，更談不上對學校的忠誠了。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經先生反思說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學校對教師的聘任，都是一年一聘或一學期一聘的，老師有朝不保夕之感，於是便狡兔三窟，這既可多賺錢，也可東方不亮西方亮。其實經先生早就看到此種弊端了，一直想改，但一直改不了，為什麼，因為這涉及每個老師的切身利益，這就需要我們大致了解當時教師的年收入是多少了。從經先生為春暉中學製訂的計劃書可以看出，專職教員的年工資是700元，書記是300元，校醫是480元，附小教師是240元到300元不等，後勤員員工為180元，而門房等隻有84元，以這個標準來參照浙一師當時教師的工資水平，大約應該是相當的。這裏需要補充的是，“計劃”中春暉中學校長的年薪是1200元，教務長是1000元。
而另一個數據是，據曹聚仁的回憶，他當時讀師範時的膳食費已經不能享受全免，而隻能是半免，那麼半免之後還得交多少呢，是18元，這18元就相當於他們家十畝田的收入，或者得賣掉30擔新穀才能換來的，而當時的物價是，以1918年為例，上海一市石（120斤）粳米的價格是6.62元。由此可見當時的教師的工資還是頗高的，而那種到處兼課的，每月大約也就30元左右吧。而如果每個學校三十元，那在兩個學校兼課任教，則底線即可保證每月有60元的收入。魯迅當年在北京也是到處兼課，徐誌摩婚後也打了好幾份工，都是為了謀生計。
從經亨頤日記來看，他對施行教師專任製方麵投入的精力是頗多的，而施行時卻困難重重。早在1917年2月10日的日記中，經先生就寫道——下午三時，至教育會開校長會議，餘有教員專任之提議。
同年3月1日到3月10日的日記中，，經亨頤四次講到專任製。
3月1日——擬專任教員試行法，先從理想約定為規則，然後與現聘教員事實相合，能否可免窒礙尚不可知。
3月3日——下午一時，至教育會開臨時校長會議，餘擬就專任教員試行法草案，與各校實際尚無大差，各校長希將草案印刷分送，與現在情形妥為湊合，須於星期三再開會方可決定，餘將草案送報館，使省垣外各校參考，以期易於統一。
3月7日——三時，至吉羊巷教育會，開校長會議，專任教員問題仍由各自呈複。
3月10日——作函寄馮季銘（省長助理，作者注），為專任教員問題。渠（即他）主張月俸厚於後而薄於先，餘以為有流弊。偶有所見，不敢隱，亦我盡我心而已。
注意這是1917年，我們現在看到的《經亨頤日記》（浙江古籍出版社）是1917年到1919年期間的，但又不齊，1917年3月之後就“軼失”了，一直要到1918年的2月14日才又接上，但1918這一年一直到年底，日記中未見提及專任製，是不好提還是不屑提了呢？直到1919年1月29日，才又見日記中提及——賡三來（即王賡三，時為教務長，筆者注），為接洽八年度預算事，準照專任編製，實行與否，責不在我也。
推行教師專任製，須對教師發專職聘書，且規定每周一開教師例會以定奪學校大事。經校長認為這個教員專任製，是對教師限製和信任的互為因果，表麵上看是限製了教師兼課的自由，但從更大的程度上來說是信任了教師，也是真正把教師當人看的一種做法，因為這是讓教師吃下了定下丸。這裏沒有數據支持，說專職前後的薪水情況的對比，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一定是提高了收入比例的，但至於說提高了多少，有沒有提高到教師可以不去賺外快了，這還是不得而知的。因為越是優秀的教師，在外麵兼課就越容易，而我看經先生的日記，在1919年他自己還是在“法政學校”兼課的，每周一次，校長尚且如此，教師哪有不找外食的呢，但是教師專任製的確是對當時學校用人製度的一種改革。
既然是改革，就必定是艱難的。據1919年3月24日日記所記——談本省教育經費，八年度共百十四萬，較去年增加十萬，而專任製猶未能實行，為之悵然。
這告訴我們兩點，第一專任製是需要財政撥款才能實施的，第二直到1919年的3月26日，專任製也還沒有完全實行。兩天之後的日記中，經先生又寫道——又至教育廳，為商專任製事，因聞預算之關係，又將作罷。省垣各校不假此名義，永無整頓之希望，請其積極進行。
從以上的日記可以看出，經校長對教員專任製也有無奈有歎息，但還是堅持不懈。經校長是將此當作一樁事業來做的，從中也可以看出他的“騰頭脾氣”，即我們說的那種浙東紹興人的倔脾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