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說當時施存統、徐白民他們已經在搞書報販賣報了，這是《新青年》等得以流進學校的主要途徑，這等於說在今天，寬帶網線已經鋪進了學校。
“須有秩序，不必拘以步伐”這是經亨頤先生的想法和做法，既要改革，但改革得有一個章法，然而風潮一來，章法便亂，師生是千方百計地挽留經亨頤，甚至有“留經不達目的，一致犧牲”的說法，但是經先生就是不為所動，毅然渡江而走，四大金剛也都離開了。如果從官府的意誌上來看，這是令他們滿意的一點，因為他們針對的其實就是這幾個人，再加上要求開除施存統，而施存統自己其實也不等開除就跑到北京去了。但也正因為幾個出頭之人的離去，浙江一師才得以保存。
不過有一點可能大家都忽視了，都說經校長很愛學生，怎麼學生為了保經校長而受苦，你竟然不管不顧逍遙校外？其實不是的，經校長在18年之後的1937年的《杭州回憶》中講得很清楚——“後來風潮愈鬧愈大，如何收拾，我又以省教育會會長的資格，返杭調停而歇！”所以調停者不僅僅是一個蔡穀卿。
可以這麼說吧，就是因為浙江一師的自有家釀，才導致了風潮的爆發，而這又是跟五四運動、跟全國風起雲湧的時代大潮完全一致的。隻不過在杭州，就如同每年八月十八的錢江潮水一樣，它因為一受天文影響，二受錢塘江喇叭口這一地理的影響，所以這是必然要爆發的。
一師風潮既可以說兩敗俱傷，也可以說是兩全其美。
關於那一個時期的情況，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日記中也獨缺了那一段。從經先生的習慣看，不可能不記日記的，可能是日記遺失了，如果不遺失而又能披露出來，或許我們才真正了解風暴中心的那個人的內心世界。或許今天我們所說的關於一師風潮的種種，僅是一家之言吧。風潮之後，家釀不夠了，人們便紛紛出去沽酒了。
還有一點需要強調，那是來自於曹聚仁的回憶，題目就叫《我們的校長》，他說他手頭保留著一封經校長寫給他們的回信，因為當時的曹已經做上了自治會的主席，留經之信便是他寫的，於是便有了經校長的親筆回信，信的一開始稱呼就極有意思，是稱學生為“諸弟”的，然後經校長說——
唉，官立的學校，委任的校長，我們浙江周圍這樣的空氣。大膽來做革命新事業，這是我的錯！你們太心急，“言行一致”；一名話，件件事兒要實現。雖是幾個人底表示，都不免惹起一般社會筆你們家族恐慌。寒假以前，也曾經和你們說過；要講文化運動，教育者底態度，和他們記者的態度是有分別的；不可全憑主觀，也要顧到客觀……到如今，我不得不含著眼淚忍著心腸勸你們幾句話；無論要做什麼事，切不可拘執一種方法；對象和環境變到怎樣，就應該隨時酌量，我哪裏舍得了你們！不過我們所講底人格，和官廳所講底麵子，彼此都是寶貴的，所以我的複職，現在無從說起……要認定我們所爭底目的，是文化問題，不是人的問題。現在官廳究竟怎樣辦法，雖不可推測，據我想來：一，如官廳沒有維持文化底誠意，決不肯收回成命，要想複職，人格何在！二，如官廳有維持文化底誠意，一定要有相當的校長來繼續進行，何必拘著我來複職，使官在麵子為難？
……最後一句話：這時候證明自治底精神，千萬不可暴行……
實在理性，實在感人！
前麵已經說到《杭州回憶》，這是經亨頤在1937年應《越風》雜誌之約而寫的重要文章，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談及他跟浙江一師的緣份。他講到了一師風潮的來龍去脈，其中有一點很重要，他認為正是那次風潮中軍警的態度，而導致一些急進分子後來跑到了上海，死於“四·一二”事變中，經校長認為“豈不是當時官廳壓迫的措置要負其責嗎？”
在這裏經校長有一句很重要的話，以前是有的人不敢引用的，他說——老實說他們（筆者注，主要是指四大金剛）抱著思想革命的誌願是有的，可是都不願做共產黨。自有家釀，不食沽酒，這是第一師範當時堂堂皇皇的態度……
實際上經先生說得既對，也不對。說不對是因為陳望道就是參加了共產黨，且是黨的發起人之一；說對呢，因為陳後來又退了黨。
這當然是經校長站在一個教育家的態度上來看待“政治”和“急進”的，或者是他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來看宣中華、汪壽華、葉天底這一些人的革命立場的。照經校長的理解，如果官方警方能對宣中華們好一些，他們後來便也不會急進地跑到上海幹革命，因此也就不會犧牲性命了。但實際上宣中華在國共合作時期，是兼有兩種身份的人，還一度成為國民黨浙江黨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也是經亨頤的政治盟友，因為經先生就是國民黨的元老之一。在國民黨二大會議上，經先生和沈定一和蔣介石，都是作為浙江的代表而被內定為國民黨執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