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家釀，不食沽酒。這是經亨頤在回憶杭州時的一句原話。他把他的浙一師當作了家釀，但這仍是開放的姿態的，因為浙一師的新潮，正是受當時的日本等文化教育的影響。自有家釀，不食沽酒，此話可作多種理解，一種理解就是我上麵說的如果浙一師很好，我們都自治得很好，宣中華他們用得著去上海嗎？還有一種意思是講他自己的，因為他在離開一師之後不久，在去北京一年之後他便去創辦了春暉中學，這是他去完成在浙一師未競之事業，而不是為了做個虛的官。正是因為他人格的力量，才使諸多名家後來都聚集到他的旗下，那也不過是一座鄉村中學，但是在有理想的人看來，教育始終是一種理想，而不是拿多少錢或有多少的升學率，雖然這也是理想之一種。
在後人的記述中，經亨頤是一個很耿直的人，簡直有點 “毒頭”（杭紹方言，即脾氣很倔的意思）的味道，意思是一根筋走到底的人。所以他後來為官之後還想做一件大事，他認為故宮是廢宮，一定要將之全部廢掉才可，什麼皇帝坐過的椅子，什麼國寶統統清除——這是他當年向國會奏的一本，隻是沒有通過而已。
如果通過了，那又會是什麼樣的後果呢？僅憑這一細節，我覺得我們今天對經亨頤的認識還是太少太膚淺了，或者說對革命的理解還是在變偏麵了。
包括經先生在春暉中學的辦學實踐，我們今天看到的似乎多是因為朱自清、夏先生等筆下的白馬湖，實際上經先生的辦學理想，跟學校的校董之間也有矛盾，而且這個矛盾後來發展到不可調和，連夏丏尊先生這樣的老臣都不得不離開春暉了。當然這裏也有這麼一個問題，春暉雖好，但畢竟偏於一隅，不要說跟大上海比，就是跟上海和寧波比，也是頗多差距的，所以夏丏尊離開白馬湖去上海，這似乎也是大勢所趨吧，因為要辦教育做出版，城市比鄉村肯定要有利方便得多。在這裏我們要注意的是，經先生不隻是一個校長和校董，他還是一個社會活動家，所以他對春暉的具體校務並不過問太多，不像在浙一師那樣的親自兼課，再因為長期主政校務再加上他的聲望，他性格中的獨斷專行便也會越來越厲害的。春暉雖有某種程度的自由，但民營的學校還有來自經濟的壓力。另一方麵他在省會杭州畢竟有諸多的方便，而在上虞的郊區，走一步畢竟不太方便了。他後來至少也放棄了部分專任製的做法，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幾個骨幹教師都去寧波的浙江省立四中兼課，1923年他又一次被省教育廳任命為省立四中的校長，要知道上虞春暉到寧波來回至少半天吧，包括夏先生在內的老師都去寧波兼過課，為了什麼呢，還是為了生計吧。
然而經先生在寧波，最終也是為當地的保守勢力所不容，兩年之後經先生又被省廳撤職，從此之後他可以說是告別了教育界，除了在1926年短時間代理過中山大學校長一職之外，他便成了一名職業政治家了，是浙江的國民革命的元老級人物。
從今天的角度看，經亨頤是一個激進的人。在他主持下的浙一師，那真是藏龍臥虎，有為藝術的為教育的，包括也有為政治的為社會的。前麵講到四大金剛夏丏尊、陳望道、劉大白和李次九，在經校長辭職之後他們也都離開了浙一師。而新任的浙一師校長薑琦來了之後，更是高舉前任校長與時俱進的大旗，特別是在學分製這一點上，就完全是在薑校長手裏給實施了起來，或許這也應證了另一句話——外來和尚好念經，因為薑校長從暨南大學教務長的位子上過來的，而陪同前來並作撫慰的的則是蔣夢麟。
在一個天不變道也不變的語境下，經亨頤的與時俱進就是一種革命精神；在一個什麼都在變的大時代裏，經校長正是順應了潮流，最好地詮釋了什麼叫與時俱進。但是他所指的革命不是去流血犧牲，甚至不是停課去遊行，經亨頤在《杭州回憶》中強調過他的一個觀點——師範生以教育為天職，逐漸使社會思想改造，都是畢業以後應當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