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劉大白與浙江一師
經亨頤敲開了白屋的門，而我們在今天則敲開了經亨頤的門——一冊薄薄的《經亨頤日記》，讓我們知悉了這位浙江一師掌門人的點點滴滴。在1919年元月26日的日記中，經亨頤是這樣寫道的——雪積白。九時，至皮市街，訪劉大白，請其任《青年團》編輯。
經先生這次踏雪訪“白”的結果究竟如何，經先生有沒有在皮市街上順道看一看皮貨店的行情，以及這《青年團》到底是個什麼東西，這一切經先生都沒有記。沒有記，大約是一切都在不言中了，因為四天之後經先生的日記是這樣的——（民國八年元月三十日）雨，昨晚又積雪，而未得盈尺之喜。九時，到教育會，與劉大白接洽《青年團》出版。
劉大白是何年何月何日在何處遇到經先生的，是偶遇還是朋友之間的引薦，這個我到現在還不得而知。現在確切的考據是，劉大白先生是1919年的夏天到浙一師任教的，又是在第二年的春天離開的，任教時間不到一年。而在這之前，經先生和劉大白早就是朋友輩的關係了，而非老板和打工者的關係。因為在經先生任浙江教育會會長時，劉大白便是總幹事，而從教育會中派生出來的青年團，便是那個年代的新生事物，就像今天從事傳統傳媒體的人會去辦一個網站。這個“網站”在當時就是“青年團”。其實任何時代辦任何事情，都得有兩個條件，一是人，一是錢，那麼在當時，人和錢又都需要像經先生這樣的人去運作的。我們先不管這些民間社團是什麼性質的，民國時期的出版和結社應該說是還是有法可依的。你如果看過經先生的日記，便可知道經先生一天到晚在忙的，就是今天見這個人，明天跟誰吃飯，校務的事情說實在的並不見得多少繁忙，“與劉大白接洽《青年團》出版”這便是經先生和劉先生的更加緊密型的合作，所以後麵劉大白到浙一師來任教，而且大搞白話文的改革，這便是順手牽羊的事情了。這也是經先生的高明之處，要革命就是要借用外力，在後來被稱道的一師的四大金剛中，夏丏尊是元老中的改革派，而劉大白、陳望道和李次九則多少有點外來和尚好念經的味道。其實任何一種革命，或者就是小小的改良，都是對利益的重新調整和分配，一師風潮中經先生最後的掛職而去，與其說是來自於浙江官府的壓力，不如說是教師隊伍中的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損害，或者如蔣夢麟先生寫給胡適信中所說的那樣，是學校裏牛鬼蛇神太多，魚龍渾（混）雜，經先生得罪的人太多太多，包括經先生重用了像劉大白這樣的人。因為在當時的杭州，能幹之人，懂國學之人是多之又多的，經先生為什麼重用劉大白，因為同鄉啦，因為引薦人的原因啦，或者意氣相投啦，這總是有原因的。有人說是不是太誇大了鄉黨鄉音的作用啦，其實一點也不。浙江一師後來曾有個後四大金剛之說，其中一位叫王祺的老師，湖南人，不要說江浙人聽不懂他的說話，就連湖南人都聽不懂他的方言，所以後來他在官場上也有點鬱悶的，因為那時也很講民主啊，凡輪到王祺講話，人家就要求他作書麵發言，那個氣啊。看來說好普通話還是管用的，但一個當官的如果全是普通話又形不成自己的腔調，這也是個問題。
現在基本的軌跡已經有了，劉大白是1916年來到杭州定居的，其實他早在1895年就到杭州參加過統考，得到優貢生，本來可以成為一名清府的公務員的，但因為喪父而棄絕功名。1916年袁世凱複辟失敗，繼而一命歸西，作為反袁鬥士的劉大白便從海外流亡歸來，同時跟他一起歸來的還有名氣更大的蕭山人沈定一。一般來說流放者的歸來，總是要有所補償的，這個補償便是在新政權中謀得一官半職，後來沈定一做了浙江省議會的議長，劉大白則做了秘書長。這一年的劉大白，開始定居杭州皮市街三號，他在自己家的門上題寫了“白屋”二字，劉去世後出版的《白屋遺詩》《白屋書信》等便是由此得名的。白在中國字的意思中，除了顏色的本義之外，還可引伸為一窮二白，同時還有幹淨純潔的意思，我想當時的劉大白取名為“白屋”恐怕更多的是後一個意思吧。
劉大白當時有兩個身份，一是做編輯受聘於《杭州報》，二是做了浙江省議會的秘書長，在今天也是官至正廳了（好比省人大秘書長）。做編輯記者是知識分子的途徑，而做官則是另一條途徑——這兩條途徑在劉大白身上有時就是能夠統一在一起的，因為他認真，而且在朋友眼裏他始終是個好的幕僚，不知這跟他是紹興人有沒有關係，因為據說紹興的讀書人好做師爺。劉大白能做浙江省議會的秘書長，就因為議長是他的好朋友沈定一。劉和沈是在1914年的日本東京相識的，那時他們同為同盟會的會友，同盟會就是反清然後又反袁的，患難成知交，流亡見真心，劉和沈就在異國他鄉結成了至交。我們現在看劉大白的人脈關係中，大概能成為知交的，除了沈定一，便是早期在紹興報社共事的任瘦紅了，在我看到的劉大白的舊體詩中，有諸多是寫給沈定一和任瘦紅的。至於說跟蔣夢麟的相交相處，那已經是1927年以後的事情了，此前雖然在處理一師風潮中，蔣夢麟先生也來斡旋過，但那時沒有跟劉大白相識的機緣。所以要論及劉大白的私人交情，關係最鐵的當然就是沈定一，但因為沈定一在1928年遭暗殺，沈的悲劇性命運很自然地也影響到了劉大白的的人生，這是後話暫先不說。
考察劉大白的一生，雖然民國初年也有北漂的經曆，但那時新文化運動還未興起，他去北京算是去早了，早了大概五六年吧，所以他便沒有跟北大和《新青年》同仁的交往，也無遊歐美的經曆，他去日本也屬流亡性質。回國之後劉大白活動的空間基本就在滬杭之間，這跟當時同為紹興人的周氏兄弟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一些急先鋒完全是不一樣的，這批急先鋒的舞台皆在北京，後來才慢慢轉移至上海。五四新文化的兩員大將，胡適和周作人後來雖然都為劉大白的詩文寫過序跋，但基本還是出於禮節，並不能算是一個圈子裏的朋友。所以劉大白跟那一撥後來掌握新文化運動話語權的領袖們，還是保持一定的距離的。
現在我們知道了，把劉大白引入浙江一師的就是踏雪訪“白”的經亨頤先生。經亨頤對中國教育和中國新文化的貢獻，簡單說來就是兩點，第一是打造了一個全新的浙江一師，使其成為南方的新文化重鎮；第二就是打造了白馬湖畔的春暉中學，使之成為鄉村教育與文化烏托邦的一塊試驗地。
我們現在看到的《經亨頤日記》隻是薄薄的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記的也隻是1917年到1919年的事情，而且也並不全的，不過其中涉及劉大白的，除了以上幾則外，還有如下的記載——
民國八年七月三日。晨鳩鳴，掛紅燈，而仍雨。上午，客來不絕。下午，訪何競明，病，劉大白亦咯血，晤談，精神尚健。
民國八年七月八日。雨。八時，訪大白，允就本校國文教員。
民國八年八月五日。陰悶。聞劉大白又咯血，先囑仁保赳病院請醫……至皮市（巷），訪大白，神色尚好，勸其靜養兩個月。
從經先生的日記看，他似乎總是在不好的天氣裏記跟劉大白有關的事情，不知這是不是一種預兆，包括大白“允就本校國文教員”的這一天，也是在一個雨天。
不過經先生的這幾則日記，也透露出兩個信息，一是劉先生身體欠佳，也已見肺病先兆；二是大白先生是民國八年才答應做浙江一師的國文教員的，而非民國七年或更早，因為筆者曾見不少史料上說是民國七年就任一師教員的。此前隻是做《青年團》的編輯而已。《青年團》的事情是屬於省教育會的，而非浙江一師的，包括劉大白也兼任過教育會的總幹事。在這個交往中，經和劉一定是頗為投機的，所以劉大白肯去浙一師任教並助經先生一臂之力了。
而就在第二天的八月六日，經先生在日記中又是一箭雙雕——晴。大早，到校一轉。即至會（教育會，筆者注），晤陳望道，麵允。又便訪大白，據雲澤人已來診過。
一周之後的十日，經先生“又至泰豐旅館訪陳望道，便至灣井弄丏尊家，不在，即返寓……”八月十一日的日記有“在校，先訪大白，病稍差”的文字。而在十一月的三日，經先生在日記中又有“劉大白又咯血”的記錄。
從這些日記看，這一年的夏天，劉大白跟浙江一師和經亨頤先生已經達成了一致，而且經亨頤先生也已經把另一位大將陳望道聚攏在自己的身邊了。陳望道是浙江義烏人，義烏跟浙江的諸暨是近鄰，諸暨也屬紹興管轄，所以也是有一種鄉情在的，但這裏首先是陳望道已經夠這個資格了，然後才是其他的因素。
再說劉大白和經亨頤，一個紹興人，一個上虞人。如果說劉大白不改“哼個老倌”的鄉音，那麼經先生大約也是喜歡說“格個老倌”的。而當時的教育會以及青年團等，皆是經先生的社會兼職，從日記看，經亨頤三分之一的時間是花在這些社會事務上麵的。而經先生去訪的皮市巷，其實跟後來成名的詩人戴望舒的故居大塔兒巷是很近的。經亨頤踏雪叩訪的皮市街3號“白屋”，現在已成了浙江香溢大酒店（好在還立了一塊牌文的），這裏同時還是浙江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的誕生地，現在則是煙草公司經營的一個大酒店。因為劉大白在一師風潮之後，便是跟著沈定一去蕭山衙前辦農村小學，這可不是一般的小學教師啊，他是跟好友沈定一一起從事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這個也是記入史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