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在這一段曆史，在沈定一的生平簡介中有這麼一段，抄錄如下——早年赴日本留學，參加同盟會，回國後曾任清朝雲南廣通縣知縣、武定知州和雲南省會巡警總辦等職。因參與反清活動被通緝，流亡日本。辛亥革命時期，組織中華民國學生軍團，自任團長，參加上海光複之役。1912年任浙江省首屆議會會員。後在上海組織“公民激進黨”反對袁世凱，被通緝，再度流亡日本，後去南洋。1916年回國，競選上任浙江省議會會長，任期力促浙江省教育事業。
在這短短的不到兩百字中間，包括了他的三次赴日兩次被通緝，第一次赴日也是語焉不詳了，這裏包括他從官吏到叛逆者再到官吏的過程，包括他從蕭山到雲南做官的經曆，也有他結黨組團的事跡，這說明他是一個隨時代跌宕起伏的人。在他的個人傳略中，有人還提及他在雲南的武裝部門任過職，因此有著搞暴動的先決條件。但是一定要注意，他造的是清政府的反，包括他後來反對王金發反對袁世凱，都是從民國的利益出發的，這一點很重要。所以傳聞孫中山到浙江考察時曾經說過對沈有過這麼一句評價——“浙江最有天賦之人”，時為1916年，沈正在做的省議會議長，可以有機會陪同中山先生考察工作，這樣中山先生也才有可能說這樣的話，否則機會也沒有。
我們知道經亨頤先生有一句名言叫作——自有家釀，不食沽酒。家釀是什麼，我們差不多已經知道了，那就是人格教育，是與時俱進，就是教育要麵向世界，就是把他經營的浙江一師辦成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榜樣一個基地。那麼有人會問，既然如此，學生們為什麼還要去沽酒呢？不僅是學生，教師中的胡公冕、劉大白、王祺等也沒有安於做一個教師和文人的角色。再看一師風潮的學生領袖，最後在“四·一二”事件中掉了腦袋的就有宣中華和汪壽華，如果加上葉天底等，這個名單會更長一些。由此這個沽來的酒的確很是烈性，頗具殺傷力。
而這個釀酒者中，就有沈定一。所不同的是，經先生是搞教育，而沈定一是搞鄉村搞農民運動，簡單地說沈定一是造自己階級的反；複雜地說（可能也說不清楚）是想喚醒農民，然後再來改造中國，所以他要辦鄉村小學，這跟經先生比起來，好像更為激進也更為大躍進的味道，他所要挑戰的敵人也會更多，但應該說這些都是殊途同歸。在他家鄉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中，曾有劉大白、俞秀鬆、宣中華等一師的師生都參與進去了，還包括他的媳婦楊之華。蕭山衙前的農民運動，目前在黨史上也已有定論，是早於彭湃領導的廣東海陸豐的農民運動的，當然也早於湖南的農民運動。隻是有些人很是不解，為什麼農民運動要有一個大地主來領導，他究竟安的是什麼心呢？
要想解釋這個問題，還得把曆史往前推，得把沈定一定格在1920年這一特殊的年份上，這一年在杭州有一師學潮，在北京等地有工讀互助團，這中間我們知道是有互為因果和非因果的關係的，而在上海，則是先進的知識分子在探索改造中國的方法。這些知識分子無一例外地選擇了做新聞出版，因為在那個時代這是一件最為新潮的事情。然後，杭州的，北京的，全國各地的，百川歸海，歸到了上海。
上海的報紙最有名的就是《申報》，因為相對地客觀和公允，相對地貼近新聞本身，所以生命力才會持久。而那個年代的結黨和辦刊，就像一個人的左右手，它是不能分離的。現在有史料也稱沈定一是新聞記者出身，因為當沈定一在1920年進入我們視野的時候，他正在和戴季陶、邵力子一起辦《民國日報》，包括後來我在梳理新聞報界對一師風潮的報道時，也特別注意到了《民國日報》的立場，那可以說就是陶、邵、沈的立場。在這裏，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無法回避的史實，那就是沈定一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之一，而且也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重要成員。在這裏有幾個概念要分清楚，在1921年的中共“一大”之前，至少在1920年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已經在活動了，這其中就包括了陳望道、戴季陶、邵力子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