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信抄很有意思，至少說明了當時的那樣一種情況，因為蔡元培的德高望重，所以即使如許壽裳這樣已經蠻有名望的人，為自己，為朋友和親戚的職位工作也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找蔡元培幫忙。估計當時圈子內求蔡先生幫忙推薦的事情也實在太多了，所以蔡元培後來曾發表過三點啟事，一是辭去社會兼職，二是停止接受寫件，第三就是停止介紹職業。但就是在這樣的聲明麵前，許壽裳還是要找上門去——
公衡賦閑已久，家居無聊，來函囑轉求先生於文化機關中，紹介一枝，薪水不計，聊以自振。裳因聞先生早有啟事，不願寫介函，躊躇至再，仍不得不冒昧代陳，能否於可能範圍內，賜予吹噓，俾得自效。統求尊酌，無任惶悚。（1934年11月3日）
是啊，那個時候不找蔡先生去找誰呢？這種時候，紹興幫，同鄉幫，同學幫還是蠻起作用的。
以前在我印象中，許壽裳是個老實人，以前我們對紹興文人的印象，好像除了周氏兄弟，其他都是老實人，或者說都是籠罩在周氏兄弟的光環之下的。許壽裳的書信，還有不少在魯迅去世後寫給許廣平的，主要事情就是為魯迅全集出版之事而奔波，包括要求商務館出百分之二十的版稅，這樣的大事都是由許壽裳出麵去求情的，他是向蔡先生求情，讓蔡先生出麵才能辦成的。其中也有要求周作人為其兄寫年譜的，周也答應了，不過後來因為許壽裳感覺周作人寫得太為簡單，自己才又親自作了修訂。
蔡元培去世後，許壽裳在其懷念文章中，專門就蔡寫介紹信一事作了論述，且看——他的寫介紹信也是極勤的，多者一天可以有三四十封，少者也有十餘封，於是外間紛紛議論，或者說他是好好先生，或者笑他薦人太濫，其實都是不對的，蔡先生之所以如此勤於見客，勤於薦人，無非是服務心之重之故。對於寫介紹信的對方，蔡先生的意見以為你既然做了一個機關的領袖，當然需要人才，因此我有推薦人的義務；至於錄用與否，那自然是你的權限，我決不是來求情麵；又對於所推薦的人，蔡先生的意思以為你既然有這樣的資格，我應該替你揄揚，我決不是表示恩惠。
這在今天看來，仍然是一個很好的理由。文人如果不幫文人，那麼誰還能幫你呢？雖然政治家有時也會用你一下以顯皇恩浩蕩，但政治這個東西，弄得不好就會成為弄臣。民國時候的蔡元培經亨頤等，其實也是涉足政治頗深的，但他們沒有為政治所困，而是在人文教育等方麵樹起了自己的影響。
很顯然，圈子和派別在任何時候都是存在的，你用了紹興人，你用了浙江人，你沒有用其他地方的人，這自然也是要結怨的。蔡先生已經很知道製訂製度和規矩了，這在對周作人的任用上也可以看出，而且對於許壽裳的請求，蔡先生也不是每求必應的，但是對於蔡元培勤於見客，勤於薦人的這樣一種做派，令一百年後的我們想起來，好像還有點兩眼淚汪汪的感覺。
當然，任何公開出版的書信集，都是經過修輯的，但就是在這樣的文字中，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許壽裳。這樣的書信無非讓我們看到了在學界也好官場也好，有人好辦事大約是一個規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