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氏兄弟也不完全買蔡先生的賬
前麵提到，許壽裳替魯迅的薪水一事也寫信給蔡元培，而魯迅從日本歸來的關鍵一步，也完全是許壽裳的幫忙。
許壽裳和魯迅同是留日的同學，所不同的是許是浙江省派出的官費留學生，他後來跟魯迅同在弘文館學日語，當時的浙江留日的同鄉會就有一百多人，所以後來的浙江兩級師範中就有不少當年的同學，而且他們在弘文館就搞過類似木瓜之役的運動，後來辦《浙江潮》，許壽裳是編輯，魯迅則是撰稿人，所以這樣一種關係，一直到魯迅先生去世，都是非常鐵的。朋友幫朋友，本來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們現在要考量的是，朋友和朋友，一開始在一個起跑線上，後來有的快有的慢，這樣可能心理上會發生變化，慢的人覺得是快的人擋了他的道，而快的人則覺得慢者不能幫助和刺激自己了，便也看不起這個後進者了。幸好，許壽裳和魯迅之間好像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
1909年，魯迅來到杭州，在許壽裳擔任教務長的省兩級師範學堂任教，魯迅教生物並兼當時的日籍教師的翻譯。一開始那算是一段愜意的日子，他們這個學校的教師中，大約留日回來的就占了四分之一。不過魯迅先生在求職上也有一個硬傷，即他的留日沒有取得正式的文憑，拿到的僅是兩張證明，一是弘文學院日語學習證明，二是仙台學醫二年的證明。要知道文憑在任何時候都是管用的，盡管這樣，能夠跟同學和同鄉又是朋友的許壽裳在一起工作，那還算是愉快的吧。不過因為發生了“木瓜之役”，校長夏震武和許壽裳發生了衝突，魯迅等一撥二十幾個教師堅決地站在許壽裳這一邊，他們抗議他們辭職，最後驅逐了夏校長，但夏的勢力在杭州仍有影響，所以後來他們抗議的這一撥人也就紛紛辭職不幹了。
從杭州辭職後，魯迅回到紹興，任教於紹興府中學堂，當了博物教員。注意，魯迅在中學裏都沒教過“主課”，不像後來在大學，可見中學比大學要難混多了。紹興比起杭州，自然閉塞多了，更何況到了家裏還有一個不同房的妻子，魯迅的苦悶從他給許壽裳的信中時時可見到——“仆荒落殆盡，手不觸書，惟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類書，彙集古逸數種，此非求學，以代醇酒婦人者也。”把古書當作美酒和美婦，可見魯迅當時之騷悶。後來辛亥革命爆發，王金發在越當政，魯迅做了短暫的校長，後來魯迅看到形勢不妙，便也一走了之。
就在這一走之前，魯迅還是向許壽裳大倒苦水並要求代為找工作——
“越中棘地不可居，徜得北行，意當較善乎？”
“今年下半年，尚希隨意為仆留意也。”
“仆頗欲在它處得一地位，雖遠無害，有機會時，尚希代為圖之。”
…………
按照魯迅的性格，大概也隻有當著許壽裳，他才會如此求情。因為他還曾經講，這個事情不能讓蔡穀青知道，穀青者，蔡元培之堂弟也，同是留日的同鄉，後者曾任中國銀行杭州分行行長，是杭州的社會名流。據說魯迅和他也算是好朋友，但就是怕人知道自己落魄的樣子。
多年之後，許壽裳在回憶文章中說到他向蔡元培舉薦魯迅的具體情況——
我被蔡先生邀請至南京幫忙，草擬各種規章，日不暇給，乘間向蔡先生舉薦魯迅。蔡說：“我久慕其名，正擬馳函延請，現在就托先生——蔡先生對我，每直稱先生——代函敦勸，早日來京。”我即連寫兩封信給魯迅，說蔡元培殷勤延攬之意。
你看，殷勤延攬之意，話都說得很好聽的。特別是蔡元培先生，不是說我給你飯碗，而是我仰慕你已經很久了，你能來我部工作，那是給我麵子——我想許壽裳如此的轉述，魯迅聽了也一定會高興的。
所以如果我們把蔡元培當作紹興幫的幫主的話，許壽裳好比是人事部長了。當然，就他們個人性情而言，同是越人的他們相距甚遠，但好在蔡元培是兼容並蓄之人，如果說蔡先生有點像老好人，那麼許壽裳就是大好人。